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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浙东农村组建农会的考察报告》

(《人与人权》 2006年8月01日发)

严正学



浙东农村农民组建农会的义举,直接冲击中国乡镇“官本位”体制,其将产生连锁反应,预示着中国“民本位”的乡村社会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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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官商勾结掠夺农民土地,这已是不争之事实,就是中央也三令五申要保护农民耕地。但是中国“圈地”有增无减,日趋炎烈,据统计现失地农民已在5千万以上。国家审计署证实,近年来90 %以上的贪官涉足批地。农民为失地上访上告,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反遭受迫害逮捕。为此,浙江台州温岭市农民在万般绝望中,为保护自身权益,组建农会。自有结社本是中国宪法赋予每个中国公民的权利,但温岭农民的合法权利,却被政府非法剥夺,中国的宪法从来是一纸空文。
   从这篇报道,我们可以看到温岭农民组建农会要求不仅是正当的,而且他们在整个组建农会的过程中,每一步都以法律为根据,他们自觉地遵循“公开、理性、合法、非暴力”的模式。这显示了中国农民的理性、能力和智慧。二十八年前,安徽凤阳小岗村十八位农民签下生死状,将土地承包给家庭,开创了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道路。今天温岭农民自建农会,为中国农村政治改革开拓了前景。诚如本文所说:“浙东农村农民组建农会的义举,直接冲击中国乡镇官本位体制,其将产生连锁反应,预示着中国民本位的乡村社会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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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子

   中国农民问题就是土地问题,归根结蒂是农民的权利问题。
   中国革命是以农民为主的土地战争。中国共产党搞“共产”打江山时,曾发动农民组织起自己的《农会》,进行土地改革。分到土地的农民,按照共产党的指引,从互助组、合作社、大跃进到人民公社……由于计划经济的高度集权,使农民的土地得而复失,再次被高度集中。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打破了中国农村几千年“皇权不下县”的自治状态,中国农民从此处于被基层政权和黑恶官员敲骨吸髓在穷困潦倒中挣扎。
   1958 年1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立法者违反《宪法》规定,剥夺了农民居住和迁徙的自由权,人为地制造了歧视农民的二元户籍制度,这部恶法将农民不可避免地降为二等公民。中国的二元社会结构,延续五十六年一贯制的统治,画地为牢,农民被基层皇权长时期地压榨、卡死、严管……实际上,中国农民仅仅是拴在土地上的农奴。
   1959、1960、1961三年的风调雨顺,是阳谋、人祸导致连续三年的大饥荒,农村非正常死亡人数达四千万左右。(1994年红旗出版社出版、吕廷煜所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整个农村是饿殍纵横、哀鸿遍野……
   “1978年12月的一个夜晚,穷极了、饿极了的小岗人终于忍无可忍。时任小岗生产队队长的严俊昌和副队长的严宏昌、会计严立学召集全队在家的18户户主聚集在严立华家的破草屋内,秘密商讨分田单干的事。”分田单干把农民从“人民公社”中再次解放,并催生了后来的农村大变革和承包田、责任制、包产到户……
   改革开放22年后,中国最著名的乡党委书记李昌平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农村改革所致“耕者有其田”再一次被循环反复,违法圈地将农民三十年不变的承包田不经农民承包者的同意,收回去进行权钱交易,当商品买卖。失地农民无田可种只能背井离乡,在城市边缘抗争与挣扎。
   只要农民的权利在制度安排上得不到平等体现,就必然有农民问题,“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无权!”
   中国台州温岭市石塘,是中国大陆新世纪阳光首照的地方;中国台州是浙江省改革开放最早的一个沿海城市,八十年代前后被称为“海门特区”。
   台州温岭市地处浙江东南沿海,除石塘渔区其它区镇历来是人多田少,每人只有不到三分田耕种,多数农民以农谋生。二田制以来,政府官员滥权扣压农民的承包田,资本与权力合谋,将土地开发经营的巨大商业利益都流进了开发商、政府(批地)和金融(批贷)官员的腰包。在封建制的“权力资本”时代,黑恶一体的政府官员“官商勾接、以权批地、圈地谋私”,失地农民无田可种、陷入赤贪。农民们为失地而上访,人头济济的各级上访场所,互诉失土之苦。在北京上访的农民,饱受劫访抓捕、关押和殴打。被一次次遣送,在一次次逃匿、躲避和抗暴中,接受了“公开、理性、合法、非暴力”的维权模式。农民们百折不迥地从分散的“日常抵抗”走上联合的“依法维权”再到集体的“以法抗争”之路。“以法抗争”终于将具有挑战性和政治敏感性的“农民组建农会”提上了议事日程。农民要民主权利、要维护权益就必须组建农民自己选举的《农民协会》。
   地方政府应从“公婆”向“公仆”行角色转换,将“权力政府”变成“责任政府”。中国农村制度,应从“官本位”向“民本位”过渡;“民权进、官权退”,结束“皇权下乡横行”“八个大盖帽管一顶破草帽”的现状。多想想如何为民,少想想升官发财,允许农村组织建设民间的社团,积极组建和创办《农民协会》,为农民应对市场经济、维护权益和行使民主权利服务。地方政府要主动参与从官治向民治的转变,是乡村社会走向民主自治社会的组织保证。
   浙东农村农民组建《农会》的义举,使支撑乡镇“官本位”体制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倒塌,其后将发生的“多米诺效应”,正预示着一个“民本位”的乡村社会的崛起。
   我们欢呼乡村民本时代的到来!
   农村土地问题首先是公民权问题只有把解决农民自身问题的权力交还给农民,农村才能发展,农民才有希望。《农民组织农会》挑战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中国的头脑,同时也是对中共党魁胡锦涛、温家宝勇气的挑战。

(二)、官黑合流、助纣为虐、暗无天日

匪夷所思!“黑老大”当了政协副主席!!!


   被称为“浙江最大黑社会性质团伙”恶名昭著的台州温岭市黑帮老大张畏,不仅是市政协副主席,同时还是中共浙江省政法委《浙江法制报》名誉社长、台州市青联委员、台州市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浙江东海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兼董事长、上海东盛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等数不清的头衔。被张畏黑帮案所牵涉到案的77名党政要员当中,有温岭市市长周建国、市政协常委王秀方、市公安局局长杨卫中、市建设银行行长邵苏江……此外还有公安、党政等官员42人,司法官员15人,金融官员10人。张宅门前挂着“温岭市公安局重点保护单位”的铜匾,故温岭人称张畏领导的黑社会组织为“红色黑帮”。
   “红色黑帮”们绑赴刑场执行枪决之时,才明白“官黑一体、警匪一家”是中共不受监督权力派生的毒瘤和怪胎。被评为“全国社会治安先进单位”的浙江省温岭市公安局,就是这样纵容和豢养了张畏这样的新土豪、新恶霸。
   严重的土地违法问题几乎都与地方政府有关。中共的大大小小的黑恶势力对民恣意暴虐,失地农民被驱赶、殴打、长期蹂躏,农民们状告无门,与那些恶徒们的呼风唤雨状形成明显对比的是农民们完全处于无助的任人宰割的境地!
   温岭市权贵与黑社会组织勾接,从中渔利,张畏式的“红色黑帮”们至今仍活跃在政府部门,寄生于项目工程,上下串通,左右逢源;拨高工程结算,吃回扣,降低标值,串通一气;使国有资产流失,与当权的有干股有分成的腐败盛况空前,百姓有冤无人理睬……最近飙升的台州市委书记史久武“跳楼自杀?”可见一斑。
   官场黑浪滔天,黑帮多黑?“黑伞”多大?震惊海、内外的台州市水利局《官权毁容血案》的刑事证据(监控录像)被窝藏,真凶被包庇,受害人杨春红被逮捕,足以见得“红色黑帮”台州高官丁林超们有多黑!

(三)、官场腐败、农民上访、权贵报复

中国的农民,是困绑着不断被抽取胆汁的熊!在颤栗、怒吼、挣扎中不断地受到鞭苔……


   批地是官员们私囊日胀的主要来源,国家审计署早就说过,近年来的贪官90%以上涉足批地(何清涟/文)。据《新华网》北京6月6日讯:“国土资源部通过对2004年9月以来的用地进行检查发现,一些城市的违法用地少的在60%左右,多的甚至在90%以上。”
   中共在法律法规上赋予政府的征地权和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权, 这一系列法律法规及政策的制度设计,使农民对土地拥有绝对不完整的所有权,不能有效保护农村和农民自身的权益,弱势农民明显处于被动局面,也为政府明目张胆损害农民利益在法律上大开方便之门。巨大的利益黑洞,使权力与资本合谋,左右地方政府“制度外操作”和“变相征地”、“违规征地”。中共官僚特权,谁有权谁就可以卖地、批地、圈地,土地的按权分配,使掠夺农民土地的圈地运动轰轰烈烈,圈地运动使中国失地农民已达5000万之众,真是天怒人怨。
   历史的经验提醒人们,任何制度安排都必须以农民的选择和需要为基础。中国的历史也一再告诫:不给农民生存!就是不给极权统治者自己生存!不给子孙后代生存!这样的社会谈不上和谐,也别想有出路,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实际上,绝望农民被逼到容忍极限的临界点,隆隆的惊雷已时时在回响。土地问题是农民维权的焦点,至今仍然困扰着中国的农村改革。

从分散的“日常抵抗”走上联合“依法维权”的温岭市失地农民。


   2005年10月,一份有温岭市市委书记陈伟义和市法院院长陈微、市公安局局长邱福康签名的《悔过书》,在坊间散发和流传。其实,中共官权决不会向老百姓认罪错。这仅仅是温岭市农民和访民在民怒弥天、怨声载道后的黑色幽默。操地方政府生杀大权的地方三高官,动用包括公、检、法、司在内的一切公权力,对让其心惊肉跳又毁其名誉的民事纠纷大加伐戮,公报私仇将“莫须有”当作刑罚罪名,逮捕看不顺眼的农民和访民,至今仍羁押大狱的李家柱即是其中之一。
   美国著名的农民研究专家斯科特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抗与生存》一书中,提出了农民“日常抵抗”这一重要概念。他认为,“贫困本身不是农民反叛的原因;只有当农民的生存道德和社会公正感受到侵犯时,他们才会奋起反抗,甚至铤而走险。” 被称为弱者的武器的“日常抵抗”具有共同的特点:它是分散个体的自助,几乎不需要事先的协调或计划,它们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联谊,在“民视官为虎,官以民为肉”时代一种消极发泄的铤而走险。
   而“依法维权”即“依照法律和政策为依据的抗衡”,是农民依据国家法律和政策维护自已政治权利、经济利益不受地方政权和腐败官员侵害。从内容和形式上看,这种公开的、准制度化维权形式就是“上访”,是祈求中央或上级政府的权威来抗衡地方政权的“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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