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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怎样读历史?


2006年4月14日在万通《生活家》悦读俱乐部


    一、历史跟中国人的关系
   

      海外的胡平和大陆的王康是同龄人,他们不约而同地得出结论说: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我后来不断引用了这个说法。历史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似乎高于其他民族。你可以想象西方民族是一个理念的民族,犹太人是一个信仰的民族,印度人是一个出世的民族,穆斯林是一个圣战的民族,但你很难想象中国人跟他们有多少类似之处。中国人的特点是入世的,历史的。历史在中国人心中有着极高的意义。
   
      中国人缺少宗教,准确地说,缺少形式宗教,缺少外在的超越信仰,但中国人不是没有超越的时刻,不是没有道德的坚守。在别人那里,由宗教提供的东西,我们这里,由历史提供。我们相信,人可以通过他的德行、言论或功业来成就一生的价值,来流传后世。我们不相信末日审判,我们相信历史的审判。我们不相信有公正的上帝,我们相信有公正的历史。我们不相信有天堂地狱,好人死后会升天堂永享至福,坏人死后会下地狱永遭惩罚,我们相信历史,相信好人能流芳百世,坏人将遗臭万年。
   
      和其它文明古国相比,中国有着最悠久、最丰富、最连续、最完整的历史记录。按照胡平的说法儿,跟其他国家的史书相比,中国的历史写作至少有两个特点:1、它坚持真实性,不畏权势,秉笔直书;2、它强调道德裁判,春秋笔法,意含褒贬。我们可以看到,经过一百多年的现代转型,这种史官文化,这种史书写作传统仍未中断。即使有意识形态史观或党派史观的横切,但中国人仍接近并洞察到了历史的真相;比如抗战、抗美援朝、反右、三年灾害等等,有这些那样的禁区,但今天的中国人仍像无师自通地了解理解了那些历史阶段。对其中活跃的历史人物,中国人也寄予了相当的同情。
   
      对历史或历史写作的这种信念,相信历史所具有的审判和拯救功能,可能是中国人的生命哲学之一。像孔子之道不行于世的时候,他就退而写史,他作春秋而乱臣盗贼子惧。像司马迁遭受男性奇耻大辱,隐忍苟活,也在于他相信历史的拯救,他可以藏之名山,传之后人,以待来者。秦桧设计害岳飞,一度犹豫不决,怕死后遭唾骂。像文天祥从容就义,他的精神支柱就是留取丹心照汗青。文革中,刘少奇遭陷害,百口莫辩,只能用一句话安慰自己及妻子儿女,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至于其他人,陶铸、彭德怀、陈毅这些人,他们也曾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一个党或一个领袖,但在他们最后的日子里还是把自己存在的价值托付给了历史。
   
      对历史的这种信仰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比如70 年代,在文化大革命最黑暗的时期,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第一次访问中国。周恩来接见了他,在会见后送客时,周恩来突然走到他的跟前说:“竹入君,我们中国不会永远这样下去的。”说罢转身就走。竹入告诉李慎之,他当时分明看到周恩来的眼里噙着眼泪。比如80年代,陈云针对党内保守派用扣帽子的惯用手段打压对手时说,难道过几年还要我们再去给人平反吗?
   
      这种对历史的信仰,其功效甚至大于对宗教的信仰。当宗教都被历史进程打压奴役时,人们就会本能地信仰起历史的正义。比如俄国虽然有东正教,但东正教在极权主义横行的历史时期低头了。1943 年,阿赫玛托娃在列宁格勒监狱服刑时遇到一个女人。那女人“嘴唇冻得发紫”,完全有可能从未听到过女诗人的名字,“她从那种我们每个人常见的麻木中惊醒过来,把嘴唇凑近我的耳朵(那儿每个人都是低声说话的)问道:‘你能描写这儿的情形吗?’”阿赫玛托娃回答说:“我能。”于是,一丝朦胧的象是微笑的表情掠过了这张曾经是人的脸孔。阿赫玛托娃执行了她的诺言,跟索尔仁尼琴一样,他们的经典写作,诗歌、小说,都是上个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历史叙事之一。
   
      我自己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比如半个月前,我晚上坐出租车回家,司机突然问我知道不知道王丹、陈子明,我说我不仅知道,也在最近几年见过两人;司机一下子显得很激动,他滔滔不绝地跟我说他的生活,他听法广、BBC,对社会细节的了解比我还要多。他说像他那样的人这么多年生活得太苦了,知道很多事说不出来。他还跟我说,他是胆小,怕事,他知道特务满城走,但司机中也有了不起的汉子。有一个司机,玩世不恭,有一次拉活拉了一个胖子,胖子牛哄哄的,说是主席的孙子;司机就说,中国的事就是你爷爷搞坏了。孙子不服,要教育司机,最后司机把孙子赶下车了。我遇到的这个司机跟我说了一路,最后分别的时候,真的像是舍不得,他也不愿要我的钱。我知道,他不晓得用什么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心理。他其实是以自己的生活证实了我们中国人历史感的存在。
   
      说白了,从中国人的理解来看,历史就是人心,就是人性。今天的题目是可以置换成我们怎样读人心人性的。对历史的信仰就是对人心的信仰,我们相信自己作为人的价值。这种历史感是很了不起的,因为它内在于人,它更朴素本真,所以它比依托客观外在的知识、上帝更有灵活性,它经常在危机时刻进行救济,比如西方人遇到危机的时候,上帝死了,作者死了的时候,他们也要诉诸于历史的审判。
   
    二、因果论式的历史感及其文明机制
   
      这种历史感是一个早熟的民族对自身存在和世界的看法。
   
      关于人对世界的看法,按传统的划分有这么几类,认知的、意志的、情感审美的。涉及到人类的话语言说方式,就是科学叙事、历史叙事、审美叙事。别人也有历史感,只是他们的历史感跟中国人的历史感侧重不同,对这些人类心智世界的侧重强化,导致各个传统文明相似而又彼此不同。比如西方人的历史感是一种知识论式的,他们强调历史可以抽象出客观规律,抽象出理念或绝对精神来;信仰民族的历史感是一种宗教观式的,他们强调总体性审判,末日审判,他们相信历史有一个神正目的,有一个彼岸的超越性的存在。当然,向上的路跟向下的路是一样的。各个传统文明向高端前行,最终是相通相融。尤其是现代化以来,各个文明的差异性越来越小了,全球化理论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承认,各个文明的同质化程度会越来越高,而各个文明内部的个体差异性会越来越大。因此,我们说中国人的历史感只是一种相对的说法。
   
      单纯地看历史感,尤其是我们把这种立身处世的感觉跟其他文明的感觉相比,我们可以说,怎么评价中国人的历史感都不过分。
   
      它当然是一种文明观,一种世界观,一种宗教信仰情怀,又是一种方法论,一种人生态度,一种伦理态度。
   
      跟那些把一切关系建立在客观世界之上的民族不同,中国人更注重自身的修为;跟那些把一切关系交给上帝的民族不同,中国人自己可以审判一切。像孔子说的,求仁得仁。像王阳明说的,我心光明,夫复何言?跟那种讲求真伪美丑的民族不同,中国人觉得真伪美丑就在历史里写着。跟知识论、宗教观的历史感相比,中国人的历史感要更包容一些,它更入世一些,更少偶像崇拜。历史感可能缺乏求知狂热,也没有神正目的论关于世界和人类方向的想法,但它的关怀更自觉具体。它是把祖先和历史人物事件召来,一起参与自身的现世成就,所以它更亲切更有人情味。
   
      那么,能不能用一句话来说明我们中国人的历史感跟知识论的历史感、跟宗教观的历史感之间的差别呢?我想过这个问题。虽然这几种人生世界观在终极问题上一致,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但在具体的人生实践上,在表现形式上还是有些差别。不用说,大家都同会理解,我们中国人的历史感是伦理的,我们把生命看作是跟宇宙万物有关系的,人在宇宙中。但我今天对这种伦理的历史观更强调其中的一方面,即我们的历史感是对因果论的敬畏。这种因果论大于西方人说的因果律,也不同于信仰民族所说的末日审判。这种对因果的敬畏,既出自本能,也出自理性,更出自人的良知良能。
   
      宋美龄有一篇非常漂亮的小文章,说的就是行为决定命运。她写道:如果过去的日子曾经教过我们些什么的话,那便是有因必有果——每一个行为都有一种结果。宋美龄甚至说,这种想法是宇宙的道德基础;它不仅适用于今生也适用于来世。If the past has taught us anything, it is that every cause brings effect----every action has a consequence. This thought, in my opinion, is the moral foundation of the universe; it applies equally in this world and the next.
   
      对因果论的敬畏,中国人的表现是非常可敬可爱的。就是说,中国人在社会上的言行蕴含了某种敬畏。即使他们一朝权在手,他们并不自大自恋,而是表现出某种谦卑。我的非常道里收了很多这方面案例,比如说这些故事。
   
      ——张作霖在孔子诞辰的时候,会脱下军装,换上长袍马褂,跑到各个学校去,向老师们打躬作揖。张作霖说,我们是大老粗,什么都不懂,教育下一代,全亏诸位老师偏劳,特地跑来感谢。
   
      ——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在龙泉寺,陆建章负责执行。陆说袁曾手示八条保护太炎,如饮食起居,用款多少不计;说经讲学文字,不禁传抄;毁物骂人听之,物毁再购;早晚派人巡视,恐生意外,等等。陆建章对人说:“太炎先生是今之郑康成。黄巾过郑公乡,尚且避之。我奉极峰命,无论先生性情如何乖僻,必敬护之;否则并黄巾之不如了。”
   
      ——韩复渠曾视察青岛大学,由青岛市长沈鸿烈陪同。沈市长介绍时说:“主席,这是我们自己的学校,你不必客气,有什么指示,尽管吩咐。”出人意料的是韩主席没有什么指示,他只嘿嘿了两声之后慢条斯理地说:“我没有什么话说,各位老师都教得很好,很好,很好。”
   
      ——当中共领袖得知白求恩染病消息后,立即下令全力抢救。周恩来密令上海地下党,一定要弄来延安没有的抗生素盘尼西林以及其他必须的药品。地下党负责人万般无奈,最后硬着头皮去找上海闻人杜月笙帮忙,杜看了单子后半晌没说话。地下党负责人有些着急,一字一句地说:杜先生如果肯帮忙,我们是绝不会忘记的。杜月笙说:这次药单的确有些难办,与以往我帮忙的小事儿不一样,不过人家一个外国人能不要命地来帮助我们中国人打小日本鬼子,我们中国人自己还有什么好说的呢。请明天晚上黄浦江口接货吧,所有费用就算我捐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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