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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世存文集
·我们的历史和我们的眼睛——李晓斌和他的摄影
·我们的日本是亚洲的痛
·在中国生活的心灵——为2003年当代汉语贡献奖而作
·不锈钢老鼠
·观朱维民先生所画阿Q正像
·十月诗草之九:与笑蜀同志陪若水先生在日坛公园饮茶
·十月诗草之六:忆汪丁丁
·十月诗草之五:歌拟奥登
·十月诗草之十:关于逃亡
·在孩子们中间
·听说读写:世纪末你有何留言――答北京文学李静问
2004年
·为什么是“汉语思想”?――应陈子明之请而作
·我看见了野菊花
·当代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精英的态度(一个提纲)
·八九一代人是丑陋的:我的一点意见
·我们的青春和学术的意义――《七十年代学人文丛》序
·异行和我
·答茉莉:文学中国的秘密
·看张的人及看张的社会
·我是一名艾滋病患者
·英雄
·类人孩与专制中国的未来――为王力雄获第二届当代汉语贡献奖而作
·我们时代的社会正义
·从真理到正义--为天安门母亲口占
·次法西斯时代的国家、社会和个人——癸未岁末的断想
·蒋彦永为我们贡献了甚么?
·余世存:文化衫的喜剧
·异行和我(《我看见了野菊花》成书出版)
·礼失求诸野
·国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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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汪丁丁
·收王康诗作,赋新诗,为朋友们祝福,惭愧。
·致命的独唱――关于廖亦武的《证词》
·行为艺术中的日常生活――关于高氏兄弟《在北京一天能走多远》
·任静玺民办教育失败记
·崔祥联的彩票和我的梦……
·听廖亦武
·平安雪(带图片)
·我们的历史和我们的眼睛──李晓斌和他的摄影
2005年
·老调子不会唱完
·2004年第二届自由写作奖颁奖侧记
·被闷熟的抒情
·乱祭
·天下平安玄门广大道场
·媒体中的专家话语
·流亡的良心——刘宾雁
·国丧被囚有所思
·费孝通——大师的中国荣辱
·谁是历史的罪人?第5届当代汉语贡献奖祝辞
·【授权公告】陈子明先生获2005年度当代汉语贡献奖
·致朋友,“为什么我是又不是政治的?”
·闲说流氓史——以墨索里尼为例
·流氓人种学
·你何时才愿政治?—北京门之变及其他
·近代史非常道:谁都没把中国带入现代文明世界
·我们今天的知识为现实服务了什么?
·雁去留意
·笑谈精英衰败
·中国的转型和个人伦理
2006年
·我梦见了胡佳
·个人危机和时代的精神状况
·今天怎样读历史?
·原因的原因
·关于识时务的几种态度
·那些血性的人
·做不了主的主人
·把把都想胡
·张教授的改革生活
·汉语世界的语言学转向
·满街圣人
·当官的难处
·那些永恒的女性
·北京的出租司机
·破碎——2006年当代汉语贡献奖祝辞
·关于孙世祥的提纲(初)
·中国人保持最好的习惯是撒谎——四十年经验观察
·何家栋先生75岁生日祝辞——我们世纪的风景:通过革命获得解放
·我们特立独行的乞丐
·流氓管理学——以墨索里尼为例
·布衣之身
·不依傍万有
·我们时代的精神病人
·亚洲的声音
·文艺复兴不是类人孩们的项目工程
·在时代面前放声或失语
·有理由对“76”一代怀抱期望
·李敖是否度过了青春期?
2007年文章
·饭碗问题和就业主义
·中国劫——应王俊秀先生之请为第七届当代汉语贡献奖而作
·改变一个社会的风气,三五年足矣
·在犬儒和庸俗之间
·一流的头脑都在“往下走”
·殷海光——从反动学生到反动教授
·大富无私的卢作孚
·内史过的兴亡说
·臧文仲的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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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危机和时代的精神状况


      非常感谢信总给了我这么一个跟大家交流的机会。我也非常乐意到信孚集团这样一个民办教育的重要基地来学习。穆旦有诗:“从历史的扭转的弹道里,/我是得到了二次的诞生。/无尽的阴谋:生产的痛楚是你们的,是你们教会了我鲁迅的杂文。”你们在培养人,你们教育出了人类家庭里的成员,你们也需要停下来,分享生活和思想的乐趣。现在我们一起停下来,就一些问题交流,这本身是一个双向的或说反思的过程。我想作为一个对战略发展、对教育启蒙有兴趣的人,跟你们交流可以生长出真正可以扩展的自由秩序。这种自由秩序可能就是我们的社会极度匮乏的德性、道义或说生命意义。
   
      一. 个体性道路
   

      在谈论今天的主题之一时,我想先讲讲我个人遇到的精神危机。我不知道诸位有无这种精神生病的经验,也不知道这是不是网友们所说的“郁闷”、“不爽”现象,但这种经验是值得关注的。虽然它很难以被理解。我个人在不久前的春节期间遭遇了极为严重的精神低谷。这种精神危机几乎是无法言喻的。有一种抑郁,有一种优雅,有一种锥心之痛。我的精神病在于我的焦灼不安,我是靠表达为生存经验的人,但我有很长时间没有动笔了,因为我怀疑我的笔的功能、价值。回头看我的很多言说,都太应时,太焦虑,太想明心见性。而很少做服务性的言说,做那种恢复汉语的荣誉、见证汉语的理性力量的工作。我想到的是,我本来可以做更多更好的工作。
   
      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很多人是不负责任的,他们或者以为自己也勇敢坚决,但那实际上对我们的时代来说,是另外一种苟且的形式;他们或者以揭露社会真相为己任,或者以传播知识、文明为天命,但那也是相当虚伪的。因为他们都没有回到人的原则上来。他们连思考人的意识都没有。
   
      我这次遇到的精神低谷,就是在不断问自己能做些什么。我能不能突破中国生活的“无物之阵”?我能不能仍然保有旺盛新鲜的创造力?我能不能像康德那样在孤独的生活中进行哥白尼式的革命?我能不能从现实的言路、思路、行路中突围,从学者、大师、学理、框架、良心、利害、时机等中突围,把新贵、遗老、贱民、帮闲、明星、小资、山村、宗法、网络、文明、本能等还原到一个统一的中国风景中去?
   
      可以说,到今天我还没有度过这一低谷期。我也想找人治病,但自家有病自家医,对精神世界的状态,我们只能自己播种自己收获。歌德有诗说:我年轻时领略过一种高尚的情操,我至今不能忘掉,这是我的烦恼。不能展开这种年轻时领略到的情操,就是一种烦恼。意识到烦恼并想解决它,就是我们精神世界的功能。
   
      钱钟书曾谈到过这样的问题,所谓“病蚌成珠”,生病的蚌才会产结美丽的珍珠。这个意思就是,人必须经过这种精神的炼狱,才能成长,才能进化。
   
      从人类的创造史上看,那些有过大创造的人,都是有这样那样的精神危机的。像鲁迅的弃医从文,像帕斯卡的死亡经验,茨威格等等,都因这种精神上的问题而成就了更大的思想贡献。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年轻时是一个社会主义者,1849年12月23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二十个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被押送到彼得堡的谢苗诺夫教场执行枪决。他是第八名,每一排为三名,只要再等两三分钟,前两排的就要被枪毙,后面就轮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一排了。突然,他听到了解除警报的声音,然后他和他的同伴们都给松了绑。他们给他宣读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宣谕,给他们罪减一等。这个事件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少年》一书中,维尔西洛夫以希腊黄金时代温柔的海浪与个体的以血做祭为意象的独白,“欧几里德心智导致死亡”,撞击历史理性主义及其所维持的和谐观念的铁墙。——然而我不知道我梦见的是什么:好像和画里一样——那是希腊群岛的一角,而且时间仿佛回到了三千年以前;那浅蓝的、温柔的海浪,那岛屿和岩礁,那鲜花盛开的海岸,那远处迷人的景色,那向我招呼着的落日……这里是人类的乐园:神从天而降,与人攀亲……啊,这里住着优秀的人物!他们起床、睡觉,幸福而天真,草地上荡漾着他们的歌声。那用之不竭的充沛精神消耗于爱情和天真的欢乐上……一个奇妙的梦,人类的一个最大的谬误!黄金时代是曾经有过的一切幻想中最不可思议的,但是人们为它献出了自己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先知为它们而死,惨遭杀害,没有它,人民不愿活下去,甚至不能死!所有这一切感觉,我仿佛在这一场梦中都体验过了;岩礁和海,还有夕阳的斜照——当我醒来,睁开了完全给泪水浸湿了的眼睛时,仿佛还看见这一切。阿辽沙在佐西马长老死后,他决定到尘世中去生活之前仆地哭吻,“有什么人在这时候走进我的心灵里去了。”他以后常常这样说。
   
      还有我们知道的托尔斯泰著名的“阿尔扎马斯之夜”,托尔斯泰去外省,自称突然看见了死亡。这是他思想激变的前兆,从此从“共同世界”走向“个人世界”。对像托尔斯泰这样的人来说,精神危机是多重的,比如1867年10月,在莫斯科音乐学院院长鲁宾斯坦为托尔斯泰举办的专场音乐会上,当弦乐四重奏弹出柴可夫斯基的“D大调如歌的行板”时,托尔斯泰突然哭了,柴可夫斯基本人深受震动。托尔斯泰此时正写完《安娜•卡列尼娜》后半部,从“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转向他那著名的内心危机:我懂得了,它不是偶然的病痛,而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如果这些问题不断发生,答复它们乃是必需的。问题似乎是一些愚蠢的、简单的、孩子气的,可是我一碰到它们,尝试着要解决它们,我立刻肯定了(一)它们不是孩子气的,不是简单的,而是最重要的,最深刻的人生问题;(二)我尽力试图解决,但我决不能解决它们。
   
      遗憾的是,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有这种精神危机的人是很少的。我们总是认为我们生活在新天新地里,每一代人都属于新的人类。历史呈现给我们的人性经验以及价值评判好像对我们并不适用。我们好像生来是追求物质舒适的。我们这个市场社会里,这种精神上的呻吟,是没事找事,是无病呻吟,是一种奢侈。社会不相信眼泪。我们没有时间关注我们的内心了。我去年在贵州遇到了何士光先生,他已经皈依佛门了,他为我说法四五个小时,最让我震惊的是,他说在他决定告别凡世时,一人在家里痛哭半天,最后在地上哭得打滚,他以这种方式解答人生于世的清明,他要了结了生命的因果。
   
      这样的人是很少的。至于有这种精神危机,能够有所收获的人就更少了。我相信我们生活中不少人有过这种人生的经验,但能够把握这种经验,并将其展现为人人可以分享的社会产品,就没有多少人来做这种工作了。
   
      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我们虽然有着人类基因种群里最庞大的成员,可是我们给人类的精神性贡献太少了。我们的精神意识是非常薄弱的。海外的杜维明先生就说过,我们华人社会的文化状况令人担忧。他说我们的精神资源比较薄弱,我们不重视精神价值。我们突出的价值领域多半是在经济和政治。比如在海外,如果把一些中文的报纸跟日文的、英文的、甚至印度的报纸做一个比较,就会发现,他们的报纸所包含的文化信息量,以及他们对一些事情的评论的水平要比中文报纸高得多。日本的报纸每天都有文化评论,都有深刻的社会反思。杜维明举海外也包括香港台湾在内报纸的例子,在海外,包括香港台湾在内的报纸,讨论最多的是娱乐、电影明星,而且报纸做得非常花哨。如果剔出报纸里面的娱乐、歌星明星、还有那些没有文化意义的社会新闻,跟文化有关系的讨论就非常非常少了。
   
      为什么精神意识很重要?因为有没有精神性的东西是决定人是否成其为人的惟一性参照。这种精神性意识、创造使人成为生命,缺乏这种精神,人就下陷成为生物意义上的存在。这正是我今天要来谈的话题,个体性道路。我们社会里真正的个体意义的人太少了,我们有十几人,多的是群众,是盲流,是信徒,是体制中人,是有身份之人,是可以被忽略不计的人。就像我们忽略战前伊拉克、现在的朝鲜一样,但文明的眼里,那里是没有人的。我们社会里少有独立的人,少有个体的精神的生命存在。这种前现代社会里的个体生存,总是自以为活得是一个人,但在另外时空的参照里,他们,或说我们,只是历史中可悲哀的一群生物。
   
      实际上,我们社会从80年代开始的时候,是在寻找这种个体生成的道路的。但非常遗憾,90年代以来的社会发展,使得社会资源迅速地集聚、整合,而不是均衡地分布在全民那里,所谓藏富于民、分权于民、开智于民。社会发展出现了社会学家比如孙立平先生说的断裂现象。即行政权力主导的二元结构断裂、市场主导的二元结构断裂,以及我补充的知识主导的二元结构断裂。
   
      在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们看到,个体生存如果不跟一个异己的资源结合,不跟一种流行的观念,技术结合,傍官、傍款、傍学,他就难以活下来。我们的社会发展还没有发展出这样的环境,让一个人在其中能够发现他自己巨大的潜能,他自己无限的可能性。我们每年毕业的大学生们,更不用说还有更多的失业人群,农民工们,他们更多地发现,在社会环境的要求面前,他们几乎是一无所有,一无所知,一无所能。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个体性道路不通的社会。我记得19世纪的美国作家曾愤怒地谴责美国政府,忽视了对西部人民的资源开发,他强调美国人民本身就是蕴藏无穷的资源。的确,个人的生命丰富性一旦得到开发,那受惠的不仅是他自己。王力雄的例子。
   
      对我们社会来说,我们的教育对青少年进行过一次培训了;我们的城市对社会青年和农民进行过一次培训了。但受过这种种培训的人力仍不能成为蕴藏丰富的资源,仍只能成为身体意义上的苦力。这就只能说明我们的社会跟个体性的紧张关系。它不能容忍个体,它不能容忍差异,它不能容忍异端。
   
      而除了少数几个大都市外,我们非常多的城市仍缺乏足够的社会分工,用马克思的话,我们的历史仍是城市和乡村无差别的统一,仍是马克思-韦伯说的,我们的城市属于王公城市、官员城市,而不属于人的城市。以至于北大的学生回到了地方只能卖猪肉,更多的大学生毕业后不进入体制、官场,就很难在家乡生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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