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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谈精英衰败


      很高兴跟你们分享这么一个节日。我这个人最没有口才,不会讲话,状态也不好,大军约了几次都推了。事情总是有偶然性,这次大军打电话,我就鬼使神差地答应了来这儿献丑。题目是临时想到的,或者说是我明年想做的事。因为一个月内我已经讲了两次了,一次是关于中国的知识状况,一次是关于社会的转型。我这次不想重复,就只好把明年的想法拿到今年来说了。这对我是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我过去的言路、思路跟今天想表达的内容有很大的距离。我今天想谈的其实是我们时代的喜剧,但这个问题更大,所以换了一个说法儿。当然,任何界定我都不会说得太周密,为了不至于太离题,我写了一个讲稿。在我辞不达意的时候,希望你们能原谅。我希望在我的表达跟你们的精神能力之间构筑一种积极的关系,这样我们能分享汉语的某种可能性。我写诗,算是一个诗人,喜欢感怀,今天来到这里,看到你们来到这里,我想到的只是宋人的一句词:有情风万里卷潮来。
    关于精英衰败问题。我想在座的每个人都可以举出例子、现象来。因为精英们整天都在我们眼前晃着,我们每个人都熟悉他们,他们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成功光环是我们生活中重要的参照系。他们跟我们构成了两个世界。自从邓小平先生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们跟他们的世界就越来越远了。假若说我们的世界是“有待救济有待解放”的世界,我们面临的是生活机遇的问题,我们面临的是有没有饭吃,有没有房子住的问题,我们关心的是减少或消灭剥削、不平等和压迫;精英的世界是“选择的、生活的”世界,他们面临的是琢磨如何生活、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问题,比如说,春节是到澳洲过还是到泰国过?追寻人生意义时是选择变性还是选择变脸?在行政力量市场力量知识的力量主导了精英与平民的二元分裂后,要不要立法来维持、保证他们的万年或说百年永久?等等,都可以看出他们的世界与我们世界的分别。
   

    那为什么我要说精英衰败呢?是我嫉妒他们吗?是我没本事去过精英们的生活吗?不是的,我跟你们中大多数人的感受一样,看到了精英世界的不义、堕落,看到精英血统衰败了。就像耶稣、孔子这些人一样,对当时所有的君王、贵族、王公大人、学者之流都失望了、绝望了,这些人意识到血统衰败后要重建道统,要回到民间田野,重温人性的丰富美好,要建立自己精神上的绝对超越性,而不是像我们的很多准精英那样,排队等着去做精英。虽然他们也失败了,他们没有建立起一个不再有精英的世界,而是一个人人都有自由和机会的社会,但他们的平民精神却传了下来。
   
    精英世界与平民世界似乎是一个社会永恒的东西,但实际上精英有自己的命运有自己的终结。精英衰败而不终结是相当可怕的。我今天也是非常遗憾地发现,我们的社会正处于这一时期。我们社会的精英异质同构,就像这次有人看了《无极》后,觉得错怪了张艺谋一样,我发现陈凯歌其实等于张艺谋等于吴敬连张维迎等于甘阳蒋庆等于中国的房地产商人等于中国的部委比如中宣部。
   
    其实,精英血统衰败不是我先提的。每一个文明在遇到危机或挑战时,首先考验的就是该文明共同体的精英集团,历史或命运之手的推动甚至要让精英们扮演既优秀而又高尚的角色,他们充满理想主义、进取精神、悲剧意识,致力于重建自己的文明。我们看英国革命、法国革命、美国革命,他们社会的精英们都很不了起,德国、日本这些后发国家的精英集团,其作为也足以称道,日本人甚至提出过变种图存的说法儿。我们也有过不错的精英团队,比如五四前后的一两代人,但他们的努力没有大得把我们的文明带入到一个好的制度中去,而且他们的风采已经是陈年的隔世的皇历了。
   
    关于我们的精英衰败话题,我能想到的有钱玄同先生的名言,遗憾的是我的《非常道》没有收录这句名言。钱先生在文明危机面前对中国人恨铁不成钢,他说,人到四十该砍头,意思是中国人过了四十岁就虚无了、保守了、反动了、堕落了。我觉得钱先生的话在今天也未过时,虽然我离四十也只有几年的时间了,我也很快要被自己或社会PASS了。
   
    精英衰败还往前推,我们可以推到程朱理学那里,推到秦皇汉武那里,但我们今天没有必要把账算得太清楚了,我们只谈现代史。为什么上个世纪下半叶我们民族精英的人格成就总体上不如上半世纪的人?为什么一代不如一代?我们常说五四一代人,那些青年男女,也就是我们曾祖父曾祖母们,要比我们更开放,活得更有精气神,那为什么孙女重孙们还不如爷爷一代?随着赵紫阳赵老、费孝通费老、启功启功老、巴金巴老、刘宾雁刘老等等大佬在今年的去世,精英队伍可以说更为萎琐不堪了。
   
    我在一些文章里谈过这类话题,我的意思是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一代人的出身很好,有一种富家子的从容大气;80年代参与启蒙热的一代人出身就贫寒得多,他们没有富家子那种天然的根性或说从容,他们之成为精英他们之富有是邓小平让他们富贵的,他们的名利心重,一不小心就要露出他的暴发嘴脸。所以从80年代到现在,精英们的言行越来越往后退,从激进趋向保守,从保守趋向反动专制。顺便一说,蒋庆等人代表的不是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而是文化专制主义,今天的文化保守主义是以谢泳、傅国涌等人为代表的,可惜的是今天已经没有了文化激进主义的代言人。
   
    说到文化激进主义,我又想做一次检讨。我在五年前《关于九十年代的汉语思想》中不仅对精英们进行赞扬,而且做出了今天看来已经失败了的预言。在文章中我说80年代的中国人是以人道主义消解极权主义,90年代的中国人是以自由主义消解专制主义,新的千年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将会是以个性主义消解集体伦理的十年。但这个十年已经过了五年,我们社会里没有出现人文主义思潮,没有出现浪漫主义的狂飙突进的个性运动,反而越来多的精英挤进体制里面,依附体制,并日益消灭思想,兼并真正的精神个性和独立人格。我们社会里没有几个人可以称得上是个体意义上的精英。这次国际作家协会的中国分舵给吴思颁发自由写作奖,我写的颁奖词就提到吴思是少有的个人写作。中国人的宿命在于他的人格一直受到持久的挑战。这种宿命甚至能把那些最具有个人性的作家学者收编进体制,征用为政教合一的党文化或体制文化的装饰品,比如巴金先生、费孝通先生、冯友兰先生这些人都是。
   
    有人说精英的生活是他个人的选择,你何苦要作践他们?这话不对,我没有作践他们,是他们自己犯贱,有他们自己的言行为证。我只是描述他们、观察他们、搜集他们。我自己也不免被别人当作精英,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更重要的,精英的世界跟我们的世界紧密相关。他们跟我们本应该是相互督促相互激励相互生成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歧视相互损害的关系。但事实上,我们的精英衰败已经使我们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因为他们能够决定我们或说几代人的生活质量。比如90年代初乡镇企业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时候,邓小平先生都称赞农民办工厂的价值,但精英们发明了一句话: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并且论证这是中国农民伟大的制度创新,这就使得90年代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大大落后于社会发展,大大落后于民众的现代精神意识的培育成熟过程,很多农民失去了国家制度安排下有序地成为市民的机会,他们的生存质量和生活水准自然也大打折扣。这样的例子非常多。一句话,我们在精英们的掌握之中。所以说,观察精英,不仅有趣,而且意义是极为重大的。
   
    我观察到的精英衰败有哪些表现呢?我个人的眼光有限,总结了一些,诸位可以帮我补充。
   
    首先,精英衰败的表现在于他有了认知障碍。这跟一般人不一样,一般人是先有认知障碍,在生活学习中不断地克服认知障碍。精英们相反,当他初怀理想的时候,当他还很纯真的时候,他是没有认知障碍的。不幸的是,认知障碍是精英衰败最重要的标志,它分两类:自我认知障碍,他不知道自己是谁了。用一句俗话,他不知天高地厚地以为自己是一人物了。我们克服自我认知障碍的办法是让自己去照照镜子,但衰败的精英们从来不这么想,他们不认为自己在情感、认知、人伦等问题上有局限,反而认为自己很聪明,很了不起。比如杨振宁教授说上帝的礼物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早已被上帝抛弃了,他本能地要到没有上帝的中国来表演。比如萨达姆、金正日这些精英不认为自己是独裁者,反而认为自己是人中龙凤。就是说,我们用汉语来骂杨振宁,骂金正日已经没有意义。
   
    认知障碍还有一类表现,就是常识感的丧失。精英最初是有做人的常识的,但在血统衰败的时候,他就失掉了平常心。我们中国人常说他们是人阔变脸、小康即堕。今天,先富起来了的精英们开始全面建设小康,但他们堕落而不自知,反而以为自己升上天了,以为杨利伟就是他们的象征和代表了。比如有人闭着眼睛说要为万世开太平,比如朱成虎说西安以东的中国可以放弃,比如蒋庆说要征儒家遗产使用税。这种常识感的丧失是可笑的,我就遇到过不少失去常识感的人。我编《战略与管理》时,就遇到自由派的大学者问我,我们的生活是很专制,但这几年经济发展是很好啊。当我解释一番时他们就会叹一口气,唉,只要经济上好就可以了。还有人说,胡锦涛不错,清正、廉明,是当代的好人,相信他是没错的。我后来一想起这些朋友,就想到动物庄园里的那头驴,当他想不通问题时,就会说,拿破仑同志是对的,听他的没错。
   
    常识感丧失后,取而代之的就是精英优越性或荣誉感,是精英们自以为是的高峰体验,高峰体验是借王小波的话,跟宗教团体讲究的上层次修行不太一样。比如有的精英就不仅鼓动打台湾,还要打美国日本,有的精英无所事事就要去攀珠穆朗玛峰。这种精英心态扭曲后衰败后近乎弱智。他们的言谈举止充满了做秀、炫耀,他的全部用心在于表白,他是有钱的,有权的,有知识的,他是阔过的,这种用心是一种依附的人格,一种合群的用心。他要依附到家族、朋友中,合群到资源权威一边。他表白的是,我们家才牛,我家真是牛啊,我父亲牛,我父亲的朋友们牛,我爷爷牛,我爷爷领导的中国也牛。这种弱智自然还要表现出对他人的轻蔑,这种精英心理认为天底下只有自己和自己的哥们儿可与言,只有他们几个人懂得真理,其他人不配谈论真理。比如他们算来算去真理只能秘传到很少的人,中国只有28个半布尔什维克,比如他们认为我不是纯粹的自由派,比如他们认为蒋介石先生不是百分之百的基督徒,比如他们断言某个学者是大师,某个学者是我们时代的先知。这种认知障碍导致了很多有趣或无趣的争执。比如有一个NGO去农村搞乡村建设,他们学富五车,但农民诉苦说,从他们到的那一天起,他们就不干农活儿,但他们每天要为农民们听懂的话吵来吵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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