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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银波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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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评“十.一八”重庆万州事件
·问卷调查:面向中国大陆知识公民
·访谈:我的五个交流建议──兼谈工会
·底层调查--透视民工梁如均
·杨春光之妻蔡东梅访谈录..
·2004年秋 《中国劳工研究》杂志创刊号 《档案:关注农民工的大陆非政府力量》
·酒后杀人──学生教育的恐怖暗角
·19岁民工孙家利工伤调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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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实论--兼谈高难度的实干精神
·关注中国少年犯
·《中国农民工调查》最后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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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关注风雨中的涨谷村──中央电视台首次到我家乡采访险情
·公布:救助自由诗人杨春光事迹报告
·■上苍保佑说真话的诗人——来自杨银波的一些感慨
·论当前农村股份固化运动
·文章者,乃千古之事
·杨银波档案简编(附图)
·自由亚洲电台讨论:三作家传唤事件(附音频网址)
·杨银波声视媒体活动集(观看/试听)
·赵达功访谈录:深圳农民工调查
·一个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会员的声明
·今天且要暂别 他朝也定能聚首--致诸位同道、并致杨银波本人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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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红尘──2004年终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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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农村股份固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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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志书——2005年第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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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名网》与公民政见的传播
·2005年春节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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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蹂躏幼女 权力魔掌之下的惨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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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国21省新一届基层自治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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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672 元拖欠民工款调查到的广州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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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虐之下 不能只有心灵抗争-关于维护农民工具体权益的解答陈词
·沉重的青春──少年时期摇滚歌词——
·村级民主自治制度草案(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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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一个农民工家庭的经济帐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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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台主讲节目《民工的钱与命》策划书
·让活生生的残酷现实说明这一切--《民工的钱与命》主讲系列
·让我们直面不和谐的劳资矛盾——《民工的钱与命》主讲系列
·把焦点集中于扩大民工的选择权
·1
·《民主论坛》第七周年简略报告
·民工之死:脆弱的生命—未必比现实更残酷的不似小说的小说
·采访病床上的母亲梁如成
·河北“马堪敏案”深度报告
·启事:杨银波更换联络方式
·告别一盘散沙 建立维权网路——《民工的钱与命》主讲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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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不公正挑战的是社会安全..
·关注民工 外界打击和心灵扭曲——《民工的钱与命》主讲系列
·潜规则导致从上而下的全体腐败——《民工的钱与命》主讲系列
·别把自己牢牢地钉在屈辱的地位——《民工的钱与命》主讲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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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自我检讨的地步

窗外是一片寂静的未来,没有一丝沁人心脾的凉风。我低垂着头,坐在坚硬的旧椅上,默默回顾着我所走过的道路,无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无论是欢乐的还是哀伤的,无论是有力的还是无力的,我都寻思得很细腻、很生动。想到自己和家人目前所过的生活,想到面对亲友的无奈心情,我陷入了深深的反省之中。当许多人用渴望的目光仰望着我的同时,也有一些与我最为亲密的人正在受着无辜的伤害,由此我曾想到一个一个地、挨家挨户地去跟他们道歉。但我现在决定:以公开发表的方式,来接受所有人赐予我的引导、教训、谴责,以震醒意志有些消沉、内心有些内疚、面对世事有些自责的自己。
   中午,全家人喝着稀饭,就着小半碗泡豇豆,没有任何表情地吃完了最简单然而也是近几个月最平常的一顿饭。我的回忆一下子把我带入了苦涩的童年,如今的生活怎么再次回到了那样一个苦涩岁月之中?我疑惑了,我茫然了,我犹豫了:杨银波,这到底是怎么啦?我怎么能够心安理得地让家人选择这样的生活,而自己却一而再、再而三地为了坚持也许早就有问题的"梦想",舍弃了自己所有的一切,并同时破坏着家人最为基本的物质生活基础?我错了,我还根本没有找到一条既能够维护自我又能够有助于社会,并且在家庭与社会之间能够达到双赢的道路;我还没有让自己掌握好一个较为稳定的控财之道,没有学会计算于长远的经济规划学问;我更没有办法改变亲人们在能力上的恐慌、在生产方式上的落后、在心灵上的失落与无助。
   过于理想化的理想主义,已让我几乎分不清楚现实与梦想的差距。连自己的家人也救不了的我,却放开了步伐去救济几乎没有什么财富资源的贫苦大众,搞不明白这当中应当如何掌握的平衡。我的经历给了我最为脆弱的触景生情,是那些我不敢看、看不得却又经常看得到的贫困情景把我拖向了我内心深处最怕触动的同情与竭力扶助的冲动,我无法忍受对于这些苦难的逃避——我做不到,我真的做不到。当然,我总不能把这种无私当作对自己的解脱,当作他人对自己苦衷的理解,我不能虚伪地把自己受伤的一面用自己慰藉的一面来弥补。这根本就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情感,我的受伤是内在的挫折感,而我的慰藉则是外在的成就感——但事实上,我的扶贫却是最直接、也是最落后、同时也是最无奈的办法:第一,公开;第二,捐助。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的他们,其中有一部分人已经在我和朋友的努力下,获得了每年100元~800元的贫困补贴,这种补贴具有一定的强制性。然而,也有除了我捐助之外没有获得其它任何帮助的其他许多人。

   我所接触的群体,乃是这个国家最为沉默的群体,真正的无人问津者正是他们。尽管在我苦涩的时候我会拍问自己的胸口"究竟还能撑多久",但是他们——那些无助无力者——的微笑、问候、客气,总能暂时遮掩着我苦涩的那一面。当我耳闻目睹多少志愿者在能力、精神、意识、调查技术、传播方式等方方面面的不合格,当我知道有的公益人物背后竟是犯罪与同谋,我庆幸自己还算是一个真正融入了底层并且光明磊落的一个公益行动者。与此同时,那些受到不公正对待乃至受到非法残害的人,也正是因为一些非常偶然的机缘,得到了我有力的帮助。我一向认为这就是看得见的行动,是在真正用心、专心地面对着一个又一个具体的问题。所以,无论是谁的到来,或者无论所面对的人在周围有着怎样的评价、猜疑、攻击,只要我认为这就是弱者,或者这弱者的某些处境是有其具体渊源的,那么我就会摸到底,站在弱者的一边,去呐喊、去呼吁、去行动。我热爱这片热土,热爱这里的人民——真正希望"再活五百年"的人不唯独是康熙皇帝,更有我杨银波。我珍惜我已经越来越少的生命,要用自己短暂的一生为这个世界呼喊,为这个国家行使我深入苦难大众的权利。
   然而,我忽略了自己也是普通人的事实,更忽略了稀饭与泡豇豆的生活带给家人带来的感受。走到如今欠债近25,000元的地步,我看到阴影下的自己乃是如此卑微。有一晚,我和一位贵州朋友一起看天上浩瀚密布的星星,朋友问:"当你专注地看着星星时,你感受到了什么?"我答:"感到自己的渺小。"朋友说:"我感到自己完全融入其中。"这不经意的一段对话,却很明显地暴露出了我性格当中的一部分:惯于比较。与过去、历史作比较,与周围、现状作比较,与虚幻、现实作比较,与理想、信仰作比较。只有在比较中,我才能认识我自己;也只有在比较中,我才能认识问题、探索道路、解决问题。在高尚的背后,是底气的不足;在善良的背后,是心力的交瘁;在梦想的背后,是现实的撞击;在现实的背后,是被动的面对。我已经越来越感到倦怠,自己的内心也显得越来越模糊,整个人已有些分裂的人格与敏感的神经,隐隐感到自己的懦弱、无能与不知所措。
   7月26日,在包含着"虎落平阳"四个字的写给朋友的信中,我简略叙述了我的状况——
   "家中因接济贫困、援助学生、帮助病患中的亲友、母亲医疗、重装电线(此前线路因承受不了高电流差点发生火灾)、重购二手电脑(此前旧电脑已坏两台)、维修电脑、想尽办法在偏远山区安装宽带等,目前已总计欠债24,200元,分别欠大伯杨兴华(农民)14,200元和欠五姑杨华芝(民工)10,000元。其中,欠大伯的钱还是我的堂弟杨丰友在浙江省宁波市受工伤因我帮助所得的赔偿的一部分。堂弟回来后,在重庆已学会开车,眼下要购买二手车一辆,作为堂哥的我竟无法在他最急需经济的时候将欠款偿还一部分,我心中不好受。"
   "如今,家中现金只有12元钱。一些小的欠款约600元,如在乡村药店欠下的针药费(包括我们全家人),在兽医站欠下的小猪治疗费,在电信局欠下的电话费、宽带费,在供电局欠下的电费,以及基本的生活用品,如洗衣粉、食用油等,竟都要靠赊。一家的日子过得非常艰难。夏日炎炎,室内32度的高温持续了很久,也只能用两台破旧的小风扇和几把蒲扇来降温。由于经常停电,所以我的有些文章是赶紧在纸上打草稿,然后等电来的时候,再走十多分钟的路,到我的工作点打上字去的。我每天都要走来回四趟路,无论下大雨、刮大风,还是大太阳,我都是这样走着去写作的。这里太偏僻了,我是想尽了办法才在三、四里路之外找到一个能够安装宽带的地方。眼下的情势,乃是任何一笔小小的开支就要靠赊的地步。烟,只能抽假烟、差烟(1.45元/包的黄"山城"和1.85元/包的蓝"山城"),乃至有完全戒烟的冲动。父亲在务农时,肘部脱臼,痛得厉害,也拖着;母亲也常常拖着病,宁愿胃痛、头痛,也尽量不去药店。我的身体也每况愈下,曾晕倒过两次,也不敢到药店去。"
   写下这封信,下载一些媒体资料和电子书籍,我的二手电脑突然中毒。我只能抱着电脑主机,走到满是灰尘的公路上,拦下朋友的一辆摩托车:"我身上一分钱也没有,下次给你这三块钱的车费,可不可以?"朋友苦笑,拍着我的肩膀说:"兄弟,走嘛。"遂到电脑维修店。重装电脑系统后,我再次央求:"我身上一分钱也没有,下次给你这五块钱的维修费,可不可以?"维修店老板安慰我:"你我两个说这些干啥子?兄弟嘛。"出了店,找到另一位开摩托车的朋友,我又一次央求:"我身上一分钱也没有……"突然的,后面的话我说不出来了,报着电脑主机,低着头站在太阳下。倒是朋友打了个手势:"不用多说了,送你到'新岸山'就是。"回到家中,我帮母亲做晚饭唯一的菜——炒苦瓜,锅烧辣了才发现原来又没有花生油了(胃病未愈的母亲吃不得猪油,每一次菜都得单独做)。母亲正在坡上割草,我站在山坝上大声喊叫着:"妈妈!没有花生油了!但是,我身上一分钱也没有……"母亲大声回应:"那12块钱要留下来开电费!不要跟我炒菜了!我晚上就吃泡豇豆!"
   一位临近广西的布依族朋友来到我家作客。我和亲人特地到爷爷的池塘用鱼网捕鱼,捕起来七斤鲶鱼、三斤草鱼。满是污泥的我,走到驻足在岸边的爷爷身旁:"爷爷,总共十斤鱼,我给你35块钱。但是,我身上一分钱也没有,等有钱了,我一定……"爷爷连连摆手:"不不不!你的经济现在都那么紧张,这个钱就不用拿了。"说罢,爷爷一陈猛烈的咳嗽,还不忘呛着声音说,"不用……拿,真的……不……用。"当时我心里特别难受,不知道应欲何为。尤其是那句"我身上一分钱也没有"的话,仿佛成了咒语,每说一次心中就会加重一丝沉重和责备。从池塘回来,奶奶说:"涨谷村有人来电话,还没挂。"我拿起话筒,对方说:"政府还没有完全解决我们的问题,杨先生,你能不能过来一趟?"如同条件反射一般,我几乎不作任何顾虑地当即答应:"好的!"电话里,我简略记录下这位村民所说的问题。刚放下电话,一位居住在广州海珠区的读者打来电话:"请问,您是杨作家吗?"我说:"没错。"这位读者显得颇为兴奋:"我听朋友说起你,后来看过你很多文章。你能不能关注一下我们这些被房地产商骗了的业主啊?"我再次不作任何顾虑地当即答应:"好的!"……
   我跟母亲说:"妈妈,给我八块钱开来回的车费,我现在要到涨谷村去一趟。"母亲很为难:"可是收电费的催了我们好几次了,说还不交的话就要断电。最起码我要把你工作点那里的电费开一部分,跟人家好好说话……"母亲以哀求的眼神望着我。我哽咽着说:"妈妈,对不起,都是儿子不中用。"晚饭后,我特地叫父亲与我一道,到村民们的田野里看看。看着一块块黄绿夹杂的稻田,我感慨地说:"稻谷快黄了,农民们就要有收获了。2000斤稻谷,就可以养活一个五口之家;1000斤稻谷,就能基本养活一个三口之家。"父亲说:"但是人工呢?这当中的肥料呢?猪食呢?"路走得越远,父子俩越是走得腰酸背疼——我常常直不起来的腰又开始发痛。父亲问:"有烟吗?抽一根。"我摸了摸浑身上下,找到半截烟:"就这半根了,你抽。"父亲拿去点燃,猛吸两口,又把烟递给我:"过完瘾了,剩下的你抽吧。"遂蹲在田坎上,眯着眼睛,紧皱着眉头,什么话也没有再说。我具体地描写这样一些琐碎的事情,是想铭记住如此阶段的点点滴滴,这一系列的困难正在一遍又一遍告诉我自己所处的真实状态。
   今天下午,我正在写作一篇关于中国青少年遭到非正常侵害的极端案件的总结性文章。写到中途,我的堂弟杨丰友满头大汗地冲到我的房间里:"哥哥,你看我就成了这个样子!"堂弟全身被汗水浸透,皮肤被玉米杆、玉米叶到处割伤,头发上、衣服上全是毛刺刺的叶渣,小腿上还留下了几块未愈的血疤。堂弟幽默地说:"这就是劳动人民的本色啊!哈哈!"父亲走过来凑趣:"友友,你才受多少苦?有我当年苦吗?我五岁就割牛草,12岁就筛'鹅石板',到成都打谷子那一年,腿上被镰刀割进去三、四公分深,流了一碗血,三个月都走不得路,还要回来挑粪、抬石头、抬预制板。你们这些青年娃儿都没受到苦啊!"堂弟擦擦汗,大叹一口气:"鬼门关我都差点进了,你说苦不苦?"接着又对我说,"哥哥,车呢,看来我是暂时买不成了。家里还有好多农活,搬玉米杆、打稻谷,起码还要热它个十多天才熬得下来。"父亲自言自语:"我也要出去找几包烟钱了。等打稻谷的时候,出去帮人打一下。但是那个滋味难受哦,抵到太阳晒,汗水扎眼睛,大家都是比手脚快、比拼得命,全身就象个火人……那种味道,简直把人整得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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