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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谭涯:被重点大学录取的贫困学子

◆前记
   凹凸不平、坑坑洼洼的屋面,阴暗狭窄并带有某种难闻气息的小得不能再小的六间小屋——灶房一间、睡房两间、猪圈一间、堆杂物两间——,紧张扭曲地组合成了一处已达18年历史的低矮破旧的农村瓦房——18年前,更是一处属于"严重危房"性质的草房。恰似处于贫民窟的某处栖身之地一般,一般外人可能从未涉足其中。这里是重庆永川市朱沱镇汉东村窝凼村民小组(原名朱沱镇天河村三组),犹如极不起眼的地名"窝凼"(方言,小水坑、小水窝之意)那样,这个似乎从来不被提及的落后小地方,却于2006年全国应届高考之中产生了一名获得较高分数并获重点大学——武汉理工大学——第一批录取的本科生,他的名字叫谭涯。涯,是天涯的"涯",注定会飘得很远很远,可如今却似永不能挣脱禁锢的笼中小鸟。那个"笼",通常被人们称作"贫困"。
   引我带路的朋友,是谭涯81岁的外公周永国。这位老人家在该地区为村民送信送报已奔波十余年,徒步行程之远恐怕超过任何普通人。他仅靠送一封信得一、两角钱的所谓"收入来源",维持着简单、清闲、自在、健康的生活,平日常笑说:"这是锻炼身体嘛!"周永国此前就曾向我表达了他的焦虑,他说他的一个外孙"有可能"考上大学,并成为周家、谭家唯一的一名大学生;如果成绩好,可能还是整个朱沱镇的前矛。在可能欢喜的另一面,却是巨大的担忧。我肯定这又是一个习以为常的贫困问题,但老人家的一句话马上刺激了我想当然的思维,他说:"谭涯的父亲在七年前就已经去世了!"我决定亲临这个家庭。

   此时我面前的谭涯,人长得蛮清秀,一眼看去,颇有些秀外慧中的灵气和冷面帅气。小伙子光着上身,正为他七岁的弟弟谭冰炒着没有水下咽的小饼。谭冰蹦蹦跳跳地走过来,在没有桌子的小凳子上拿着小饼吃了几口,又羞涩地丢下:"杨叔叔,你吃吧。"我问:"谭冰,如果你哥哥没钱上大学,你会怎么想?"小孩子面露难色,一时说不出话。"谭冰,你哥哥考上了大学,高不高兴?"我再问。小孩子用尽力量点头不已,那种发自内心的强烈自豪感连处于这个年龄层次的人也能展现得如此真切。去的时候,谭涯的母亲周正英不在家中,说是今天镇上赶场,到镇农贸市场帮人宰鸭子去了(两小时后,周正英被谭涯匆忙唤回家中)。我让谭涯静静地坐在身边,神态一如央视《面对面》栏目主持人王志,我死死盯住受访者的眼神、表情、动作,并以有些克制的问题让这个向来沉默寡言、不苟言笑的优秀学子挖心掏肺地诉说。
   ◆小档案
   1、谭涯
   谭涯,男,1988年3月12日出生,身高165厘米,体重56公斤,系农民谭圣清(已故)、周正英之长子,2006年应届理科毕业生。籍贯:重庆永川市朱沱镇汉东村窝凼村民小组;身份证号:50038319880312873X。2006年6月,谭涯毕业于重庆永川市第一重点中学——永川中学高2006级(13)班,因政治、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信息技术共计十科"优",体育、物理实验、化学实验、生物实验、劳动技术共计五科"合格",获颁"(2006年)毕字第0685号"《毕业证》(校长李天鹏签发),学籍号为611802656。6月底,谭涯以118914301号《准考证》,于永川市萱花中学第143考场参加全国高考,座号为01号。7月上旬,高考成绩公布,谭涯以近580分的高考成绩位居全永川市第140余名、全重庆市第5400余名。其填报志愿依次为:武汉理工大学、重庆邮电大学、湖南科技大学。7月14日,经武汉理工大学校长周祖德签发的《录取通知书》从武汉寄出,谭涯被告之:您已获武汉理工大学自动化学院"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录取,学制四年,请于9月9日到武汉理工大学马房山校区南湖教学区(武昌火车站对面)报到。报名号:0118150679;序号:085061;考生号:06500118150679;学号:自动化学院。
   2、家庭成员
   父亲谭圣清,1963年出生。1981年10月19日,谭圣清应征入伍,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川省成都军区炮兵教导队,专业号码为248,职务为报话员。1985年1月1日,谭圣清被批准退出现役,转服预备役,获颁"成退字第24482号"《退伍军人证》,回乡务农。1987年6月30日,谭圣清与朱沱镇新岸山村九组村民周正英结婚,1999年因旧伤复发于睡眠中自然死亡,年仅36岁,死前系朱沱镇某酒厂的一名普通烤酒工。母亲周正英,1965年3月9日出生,中专毕业,粮农,现以打杂维生,单独拉扯两个孩子已逾七年,身份证号:510229196503099163。弟弟谭冰,1999年4月26日出生。谭圣清去世时,谭冰还只是一个婴儿,并因违反计划生育政策遭到2,000余元罚款,公民身份编号:500383199904268736。谭冰现在朱沱镇奥尼小学就学,即将念小学二年级,成绩不错。据悉,谭冰上学期的学费是:书本费75元,自购书费35元。附记:目前,谭家居住地点的基层行政管理者分别是,村民小组组长刘青福,村委会主任陈志德,镇长黄科。
   ◆焦点:高昂学费
   《录取通知书》是寄到永川中学的,距离谭家约90里路程。潭涯说:"其实,当时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考上,只能大概估计出自己的分数,不确定通知书当中是不是真的有我。我想到学校去看看,但母亲说一个来回要花20多块钱的车费,所以我一直到7月21日才取到通知书。当时非常兴奋,但回来后母亲就很为难。学费太高,缴不起。"翻开《录取通知书》,我被一组金额(以学年为单位)深深怔住:学费5,850元,住宿费1,200元,入学健康检查费55元,校园一卡通预存伙食费100元,教材费700元,军训服装费90元,生活用品费300元,体育服装费69元,外语接收机费30元,水上服装费300元,平安保险费30元,户口迁移费5元。此12项费用,共计人民币8,729元。若是将一年之内的车费、伙食费加上,则意味着谭涯须准备12,000元左右。四年下来,恐怕也接近50,000元大学教育成本。
   ◆对比:经济困境
   7月31日,自领取《录取通知书》后的第十天,从来没求过政府的充满焦灼心情的周正英,迫不得已,拿着儿子亲笔书写的《申请书》,找到了汉东村村民委员会、朱沱镇社会事务办公室、朱沱镇人民政府,获得公章加盖。该《申请书》极其简洁,寥寥数笔地将经济困境一笔带过,诸如"父亲1999年去世","母亲靠打杂维生"之类。朱沱镇人民政府在《申请书》上特别批注:"情况属实,请贵校解决为盼。"这里的"贵校"指的是武汉理工大学。《申请书》虽然具备了,但周正英也仍没拿出一个办法来,这个《申请书》要拿给谁看呢?会不会被重视?有没有实际作用?
   而我首先担忧的是,此《申请书》并未深入具体地涉及细化的贫困事实。实际上,为了维持谭涯念书,自谭涯的初中三年到谭涯的高中三年,周正英已至少在外欠债22,000余元,包括:欠周永国2,000余元,欠周贵英10,000元,欠周希莲5,000元,欠潭涯三姑5,000元。这里涉及的,还仅仅是亲戚借款,至于非亲戚借款状况,我不得而知。即便谭涯也对此不得而知,他的母亲向来不会将这些可能带给他压力的情况告之于他。朱沱镇每月共有九个赶场日(每月新历日:2、5、9、12、15、19、22、25、29),这意味着周正英每月只有九天打杂的工作机会,她常常早上五点多起床,直到深夜才能收工,而工钱只有15元/天,一个月靠打杂顶多能够挣到135元。
   ◆其它情况整理
   1、谭涯的成长史
   谭涯是邻居、亲戚眼中的"乖孩子典范",礼貌、诚恳、老实,不多说话,更不乱说话——他的外公周永国对我说:"你今天来采访,恐怕是他说话最多的一次。"——但由于营养不良的问题,谭涯的身体时而发生"疲软"的现象。父亲去世,母亲独力难支,弟弟一天天长大,这些都使得谭涯在内心深处打上了一个长期郁闷沉默的心结,伴随其度过了不短的求学生涯。他回忆说:"父亲去世后,母亲整晚都陪着父亲,她的精神状态受到了很大的刺激,但她并没有对我说什么。"那是一颗当时只有11岁的幼小心灵,"印象中,父亲很勤劳、很刻苦。他曾经帮人建房,头被砖撞了,伤口一直都没好。"说话间,谭涯陷入了记忆的沉思,声音明显有些哽咽。周正英颇有感慨地说:"即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谭涯跟他父亲在模样、语气、性格上都很相似。他父亲当年也跟他一样,不怎么爱说话,人特别老实,做事也踏实,你让他干什么,他就一声不吭地干了。"谭涯对自己的性格概括为两个字:低调。
   周正英是个勤劳、热情、朴实、坚强的人。她原本的打算是"孩子读完高中就算了",没想到,"谭涯实在太争气了,读书很厉害,当母亲的人不能断了他的前程"。从小到大,谭涯的主攻方向就是念书,他这方面的本事确有过人之处。在其初中三年里,谭涯就曾获得过永川市第十二中学的全年级第二名。他的初中班主任前后有两人,前一个是郑结才,后一个是陈智群。由于家中经济困难,他选择了"走读生"的道路。以优异成绩获得永川中学录取后,谭涯进入了包括应届、复读在内约24个班参与竞争的高2006级,其班主任是吴志祥。在这所重点中学里,谭涯的学习成绩一度排在班上前十名,并获得过"校三好学生"荣誉。高考前的模拟考试,谭涯更是取得了近630分的优秀成绩。其背后最大的支持者——周正英,几乎没有让孩子缺过一次钱,而这些钱的来源,要么是借款,要么是卖猪所得。至于粮食,根本没有办法筹集为更多的现金。这个家只有一亩多地,"地少人多"同样也是这个地方的普遍现象。耕种所得,唯有每年产稻谷几百斤、玉米几百斤而已,除开种子、肥料、农药、人工,便已几无所剩了。为此,谭涯在永川中学申请过贫困补助,曾获得过80元~90元不等的校方援助。母亲为他提供的高中伙食费是200元/月,"如果不缴额外的资料费,肯定够用了",他说。
   2、贫困是必然的
   我们常说,贫困通常由这些原因造成:失业;工资低;生产成本大,销售收入少;内部腐败;医疗;教育;住房;税赋高;事故赔偿;本领恐慌;遭遇制度性剥夺、压榨、抢夺和霸占。在这个家庭,最明显的问题就是教育开支过大,而现金来源则严重短缺。底层农民惯用的经济手段,仍维持在原始水平,要么出卖廉价劳动力,要么提供原始农产品。原始农产品耗费的成本和维持基本生存所用,使得几乎不可能用于市场交易,因此"种庄稼无经济"甚至"种庄稼负经济"成为普遍现象。出卖廉价劳动力,赔上的是健康,健康直接应对着医疗压力。同时,由于本领恐慌、技能缺乏,导致工资低、岗位差,底层农民由此几无出路。教育的高昂成本,导致众多农村家庭只能寻求于国家贷款、亲友借款或援助以及社会援助。除了"援助"以外,其余经济的偿还都带有不同程度的强制力和合同性质。2005年,周正英以40岁的年龄,拖着腰锥骨质增生等病症侵袭的身体,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到浙江省宁波市打工,结果工作不到一个月,连路费也没找到,就回到了家乡。至今,其身体依然非常脆弱,采访当天便已咳嗽不止,而她的办法,竟然仅仅是"除非实在受不了了,才去拿点或赊点便宜的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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