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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银波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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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只为永不熄灭的希望— 《民工的钱与命》主讲系列第十四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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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道德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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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满清大案的教训
·严正学:公民力量之显示
·思考中国的六个问题
·残酷时代的中国两会
·权力型的精神分裂
·圈地运动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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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是国家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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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豪们的抉择

   李嘉诚,长江实业集团主席、和记黄埔主席,资产1504亿,名列"2006年全球华人富豪排名500强"之首,该富豪榜由世界杰出华商协会于近日推出。紧随其后,李嘉诚获颁"马康福布斯终身成就奖",成为福布斯集团设立该奖的第一位得主。再查近日香港媒体,又发现一条重要消息:李嘉诚基金会已累计捐款1.1亿元人民币在内地推广"宁养服务计划",关怀晚期癌症患者,目前已服务病人4万余人,累计出诊达到42.7万次。在纷繁杂乱的各种"富豪榜"新闻之中,这三则新闻引起了我的重视。
   
   富豪,乃是资本市场的胜利者,然而又不仅仅是资本市场的胜利者。在这个时代,太多重要的东西应当或者必然与他们牵扯:纳税,销售额,就业人数,慈善贡献,公益行为,媒体关注程度,民营经济的领导地位,所属行业的战略地位,还有他们的政治影响力、国际影响力……。这多是一群覆盖金融、地产、制造业、快速消费品、零售业、IT、石油与钢铁等行业的冒险家、投资人、精英或者赌豪、精明投机者。在一个贫富分化日益拉大、强势弱势矛盾日渐大增的当代中国,本是拥有超凡成就、本应十足自豪的富豪们,却往往面临着比大多数人更为严峻的难题,而且这些难题还是全球关注的重点议题。
   
   以这些议题观察中国大陆的富豪,其触觉更为敏锐。这里的现实状况倾向于: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各种精英结成利益联盟,强势者的财富积累恰恰是以大量弱势者的承担和牺牲为代价,弱势者在"改革"中被排斥,或者被转化为残酷侵诈的受害者。基于社会发展的严重失衡,公众困惑,利益受损,感情受挫,精神对立。2005年"两会",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写进"支持发展慈善事业"——慈善,乃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才受到历史性的罕见重视的。一批企业富翁、基金会、社会团体、志愿者的自愿支付与志愿努力,近年以来被越来越多地宣扬,并被媒体称为"自市场、政府之后的第三次分配"。据我所知,大陆的此类公益富豪,常被媒体关注的,有金源房地产的黄如论、神奇集团的张芝庭、天狮集团的李金元、彭年事业的余彭年、天网软件的陈一丁等。

   
   这种倾向的显著表现,可以由民政部主管、中国社会工作协会主办的第一大报《公益时报》为例。《公益时报》已公开地将"公益"当作第三部门,并参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交流。在一则《招聘编辑记者启事》上,《公益时报》开篇即自问自答:"高速发展的市场经济,导致了贫富分化和社会矛盾激化,导致了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用什么来协调人与自然、社会与经济的和谐?——现代公益事业。"随之,《公益时报》明确地宣示:"政府一统天下的时代已成历史,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正在形成。当政府逐渐从社会事务淡出之后,谁来填补缺位?——第三部门。"
   
   先富阶层的散财之道,弱势群体的痛苦,公益价值的追求,此三者的彼此关系已越来越激起中国人的关注,而富豪们尤其值得被拷问。他们在财富上具有实力,在品位消费、政治参与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引领社会的功能,然而在社会层面,除了解决就业之外,能否为受苦受难的芸芸众生作出更多"帮扶"与"体恤"的姿态?激化矛盾下的现实社会,西方"太平绅士"的援助制度,传统中国的乡绅文化,这些能否刺激富豪们的公益自觉与本能意识,以及谦逊、低调、平易和尊重他人的素养?如果他们一方面大肆聚集着合法或非法的财富,而另一方面却在担惊受怕,恐惧于被追根溯源、刨根问底,既见不得阳光,也无法隐蔽和逃脱,那么他们的出路就面临着诸多抉择,而不仅仅是每天只思考着融资、金融、战略,以及发展路径冲突……。
   
   富豪们早已着手于考虑自己的安危,与之相对应的是,各种保险公司已经磨刀霍霍地邀请富豪们"特别投保"。例如:中国民生人寿保险公司为富豪们特别推出"民生企业家全家福综合意外伤害保险",并提供"绑架医疗救援服务";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美亚保险公司也向富豪们推出了"富人险",并详细规定"富翁一旦被绑架撕票"后的赔偿办法。而这,恰恰就是富豪们对生命和财产缺乏安全感的见证。
   
   近年以来,亿万富翁、千万富翁频频遭难。例如:刘恩谦,甘肃长青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被枪杀;李海仓,山西海鑫钢铁集团创始人,被枪杀;周祖豹,北京照地盛商贸有限公司董事长,被刺身亡;葛君明,四川明达有限公司董事长,被炸死;蒋华富,重庆发立机具建材厂创始人,被劫杀;周青山,重庆梁平的千万富豪,被杀;乔金岭,河南首富、河南省工商联副会长,因合伙人债务纠纷拖致绝境而自杀;江振尧,广东富豪,遭绑架后被水泥裹尸沉底;云全民,内蒙古知名民营企业家,遭绑架后被杀害;何刚,千万富豪,"中华第一兔老板",被杀;刘启闽,福建福州港务集团董事长,被连捅几刀;还有被杀的美国投资银行家西奥多·安曼、美国拉斯维加斯赌城百万富翁泰德·宾尼恩,泰国华人总会会长陈世贤,以及香港富豪林汉烈……。此等例子,不胜枚举。
   
   人是复杂的生命现象,社会是复杂的生命联系,平凡人如此,富豪们更是如此,他们的境遇较一般人更为复杂。残酷的市场竞争,剧烈的人际争斗,为富不仁的穷奢极欲与杀富济贫的失衡报复,为了命,为了财,在同一片天空下,有钱人——特别是非法致富的有钱人——内心充满了恐惧,成为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弱势群体"。在他们当中,有人千方百计地购买来自港澳等地区的地下保单、送子女出国读书、转移财产乃至移民,有人千方百计地洗钱(变非法为合法),也有人选择做为公众之权益而奋斗的慈善家,而更多人选择的是名为"秘书"、"司机"实为"保镖"(或"打手")的人身安全策略,发聘者如文艺界名人、企业家和各行各业的成功人士,其中尤以外资、独资和三资企业的老板居多。据统计,早在2003年,仅广州一市就拥有5000多名保镖。重金聘请保镖,已成为富豪们必不可少的保护手段。
   
   富豪们频频遭难,绑架案的数量亦可作明证。环顾全球,连绑架案发生率最高的哥伦比亚,在绑架案最高发的2001年,其统计案数也只是3000余例。 但在中国的2004年,公安部公布该年的绑架案件数就达3863起。而20年前的中国,全国绑架案件竟仅有5起。哪里富豪越多,哪里就越危险。在广东,绑架的对象就是以私人企业家为主,港商、台商被绑架的案件也时有发生。尽管有的富豪行事低调,生活简朴,如离我较近的重庆永川市三教镇的发立机具建材厂的创始人蒋华富(千万富翁),此人被劫杀时已有76岁,他经常脚穿胶鞋,70元的衣服也嫌贵,常常爱买花生米就着酒喝,害怕输每次一元的"耍耍麻将"并连此等小赌也戒掉,偏偏也被人劫杀,死在厂区家中。此种案件的爆发,与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深层次的牵连。
   
   很多人都明白贫富差距、经济纠纷给富豪带来的形形色色的压力,然而更重要的是社会结构(城乡、区域、就业结构)的不合理。据中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显示:"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已占社会阶层的大多数,其主要成员就是农民和农民工。"整个社会的紧张情势,与占社会阶层的大多数的下层、底层群体缺少社会保障面、缺乏利益表达与维护有关,更与社会分配政策缺乏公平有关。仇富的心理,既是对腐败的直接憎恨以及联想式、扩大式的憎恨,更是对不公平分配政策的宣泄与不满。社会上的某些权势欺压、强权横行、侍财自大现象,导致民众反弹,并进而使其与之疏离关系、幸灾乐祸、无端骚扰、恶作剧、阴谋陷害,直至舆论仇视、掠夺攻占等。仇富的极端方式,一般是谋杀、绑架、勒索、抢劫等;亦有某些大规模群众事件,如"重庆万州事件"、"安徽池州事件"等,起因皆是富人横行,警方处理方式严重失当,从而导致数万人、数千人的抗议规模。
   
   非法致富,侵害国家与人民利益,这是某些富豪给中国人带来的最恶劣印象。赖昌星、周正毅、牟其中、刘晓庆、仰融、杨斌等,皆为巨富,然而追问这巨富的来源,却是罪恶历史的斑斑写照。随着时代的变革,经济风潮狂袭,随之而来的是少数人的暴富与多数人的受难。最典型的,当属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房地产行业中的"新圈地运动"和强行拆迁,私有资本寻租的金融市场化。在某些领域,若分配方案不合理,则尖锐矛盾的爆发一定具有必然性,如:土地开发、矿产资源开发等。若富豪们先是非法地强行占有、征用和近乎无偿地占有、征用,而后再合法地私有化,那么这便是抢劫行为、强盗勾当,属于最应当被反抗的非法致富手段——在中国,这些非法手段正在大量地表现为非正常的"权力致富"手段,亦即以权力攫取财富。
   
   最后,我再提一个与本主题相关的充满悲情的案件:艾绪强案。艾绪强,一个认为"10个城里人9个都黑心"的民工,为了报复社会、报复富人,在北京最繁荣的商业中心——王府井——劫车撞人,滥杀无辜,导致3死6伤,被判处死刑。而此案的诱因,又是十分敏感的工资拖欠问题。这个案件令我震撼,它揭示了在失衡的社会状态下,某些底层人充满不满、仇视的同时,往往分辨不清究竟谁是真正的压迫者。而这种错误,同样也会犯在某些富豪身上。急躁的暴富伴随着巨大的冒险,朝不保夕的自我安全隐患导致大肆挥霍、穷凶极恶的深层次心理,为此不惜一切代价盘剥、欺诈乃至残害底层群体和弱势小民,而此地的经济特色又恰恰是弱势者的血汗含量明显高于技术含量和管理含量,每一张货币都沾满了鲜血。在这一点上,他们常常分不清楚究竟谁是真正的主力、帮手和支柱,而恰恰是因为这种混淆,不知何时"砰"然爆炸的地雷,每一刻都在为他们的前方埋下。
   
   《议报》[首发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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