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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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的杠杆是异源的文明

   《平定主权国家》
   Pacification of nation-states
   
   谢选骏
   Xie,Xuanjun

   
   第十二章 新文化战
   Chapter Twelve The New Cultural War
   
   
   六,整合的杠杆是异源的文明
   6. Alien civilization as a leverage of integration
   
   一个民族的核心是其文化的灵魂,如果说文化灵魂的存亡命运已经注定,那么它所寄寓的那个民族本身的存亡命运就不是我们所能关心的了,因为在全范围的人类史上,民族本身的续存是无关紧要的,只有他所创造的文明可以在其他民族那里持之以恒。正如蛹已孵化出蝴蝶,那么蛹壳本身已经无关紧要了,除非将它作为标本送进自然博物馆陈列。从世界文明史的角度看,文明整合的杠杆是异源的种族,如整合苏美尔文明的是闪族人,整合希腊文明的是罗马人,整合闪族文明的是波斯人,整合了波斯文明与拜占廷文明的是阿拉伯人。埃及和印度的史料缺乏,但现存的史料也说明了这一点。那么,中国的情况如何呢?在先秦,整合了第一期中原文明的是野蛮的秦人,在唐宋之后,整合了第二期中华文明的是则是建立元朝的蒙古人,而这两股力量(秦与元)对当时的中原来说都是异源的种族。在近代,日本一度进入中国整合西方文明与中国传统,日本人失败后,苏联成功地取而代之,进入中国整合,其直接统治失败之后,其间接统治的代理人政权续存下来,甚至比它本身都长寿一点。
   
   这里再举秦国的例子说明“统一中国”的其实不是中原文明内部的力量,其证据之一就是秦人神权崇拜之习不合周礼。例如,先秦鬼神祭祀系统大致可分上帝天神、祖先鬼神、山川鬼神。从考古资料看,周人神权崇拜的特点是祖先鬼神崇拜,而秦人神权崇拜的特点是自然鬼神崇拜。
   
   首先,周人祭祀系统中的主要角色是祖先鬼神,其特点是与政治配套,祭祀神明的权力按不同的等级阶层分配到王公士民手中。《礼记·祭法》谈到周代庙制,可见周人的祭祀权力是按阶层不同各有等差区别,祭祀的品类、时间、数量多少,具有明显区别和严格规定,“古之丧礼,贵贱有仪,上下有等。”(《庄子·天下》),等级分层的目的是为了“上下有序,民则不慢”(《国语·楚语下》),巩固等级秩序的贵族政治。
   
   其次,秦人祭祀时用牲之多,不合周礼,《史记·秦本纪》谓秦国的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郑宫。以牺三百牢祠,鹿阝”。周礼对祭祀的牲品数目有严格限制,最多不超过十二。《尚书·召诰》与《洛诰》记载了成王时期召公周公在建成周洛邑前后的两次祭祀:《召诰》:“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洛诰》:“戊辰,王在新邑祭岁,文王,马辛牛一,武王,马辛牛一。”这两次用牲比武王时数量都极少。同样是祭祀上帝天神,《召诰》中周公用王室之礼用牲仅“牛二”,而《秦本纪》秦德公以诸侯身份祭祀鹿阝畤,竟然用了三百牢,二者相去甚远。说明秦人的祭礼并不用周礼。在周礼之中,从天子到士大夫的祭祀用牲之数有明确的规定。《周礼·秋官·掌客》说周王“合诸侯而飨礼,则具十有二牢”;《大行人》说:“上公之礼九牢,诸侯诸伯之礼七牢,诸子诸男之礼五牢”。《左传》哀公七年记述当时诸侯霸主吴王派人到鲁国“征百牢”,鲁国最初拒绝了,其理由是“周之王也,制礼上物,不过十二,以为天之大数也。今弃周礼,而曰必百牢,亦惟执事”。这说明周初在“制礼”之时规定祭祀用大牲最多是十二,是“天之大数”;超过此数,便是“弃周礼”。观射父曾告诉楚昭王周礼祭祀用牲:“天子举以大牢,祀以会;诸侯举以特牛,祀以大牢;卿举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举以特性,祀以少牢;士食鱼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鱼。”(《国语·楚语下》)依上可知周代牲品的排列次序是:鱼→特牲→少牢→特牛→大牢→会。可见,观射父所说的“会”,也不会超过祭祀时的“天之大数”十二,超过这一标准便是背弃周礼。周礼祭品甚薄甚少:“郊,礻帝不过茧粟, 尝不过把握。”(《国语·楚语下》)周礼的祭祀原则是“夫神以精明临民者也,故求备物,不求丰大。……”(《楚语下》)。韦昭注“备物”是“体具而精洁者”,这就是说祭祀的牲品要求形体完整无损且为洁净的精品。从《春秋》郊祭上帝之礼来看,若牲品受损,则宁愿取消郊祀,也不能把次品送上祀神的灵台。对照《史记·秦本纪》中秦德公的祭祀,竟以“牺三百牢祠鹿阝”,显然不合周礼。如此看来,周秦礼制文化的异源,是否对秦最终征服、整合东周列国文明,起了重大作用?确实值得思考。
   
   最后,秦人祭祀的鬼神主要不是祖先神,而是山水、动植物等自然鬼神。西周春秋时期的秦人史料也看出秦人习于崇拜自然神明,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及秦王政兼并六国以后的史料,更可见出。从云梦秦简《日书》可见秦人与周人相反,并不重视祖先神明,而盛行崇拜自然神明。如鬼怪神灵(有“暴鬼”“刺鬼”“凶鬼”“阳鬼”“饿鬼”“上帝子下游”之鬼、“神狗伪为鬼”而“执丈夫,戏女子”之鬼、“丘鬼”“哀鬼”“孕鬼”“棘鬼”“幼殇不葬之鬼”等等二十多种)、室户五祀神(有室、户、门、行、灶等与人们日常生活有关的五祀)、上帝天神系统(有“帝”“上皇”“天”等天神中的主神)、星辰风雨等神(有《日书》甲种《玄戈》与《星》两篇中的心、危、营室、毕、觜、张、翼、斗、娄、虚、房、胃、柳、七星、须女、牵牛、亢、奎、东井、舆鬼、氐、参、尾、箕、东壁、昴、轸、玄戈、招摇等星宿神明)、气象神明(《日书·诘》篇中有天火、雷、云气、飘风、恙气等自然天神系统)。(以上参见王晖:《西周春秋周秦礼制文化比较简论》)
   
   除此之外还有土地山川、动植物鬼神,这些神明凸显秦人广泛的自然崇拜,确实具有“气吞八荒”的虎狼风格。由此推想秦王政掳获九鼎、兼并六国的野蛮行径,其实具有深远的宗教文明的背景,并非嬴政本人的乖戾一手导演。“虎狼之国”的性质不仅来自军事效率、政治野心、经济支持,且是文明的格局使之然也。这就正如罗马可以兼并希腊世界、闪族可以兼并苏美尔世界、波斯可以兼并闪族世界、阿拉伯可以兼并中东。相反,被虎狼之国秦所兼并的关东以周文明为主的各国,其宗教则重在祖先神的崇拜。如周人上帝原型是五帝之一的帝喾:《国语·周语上》与《礼记·祭法》均说“周人,礻帝喾”。周代的天神崇拜的“天”,据考证就是山岳崇拜,“天”在殷人甲骨文中的意思就是“颠”,是人的头顶,到周人那里引申为山顶是顺理成章的。周人认为,神明住在山岳上面(希腊人和希伯莱人以及许多野蛮人都是如此看法),故称之为“天室”山。周代天神是周族的部族神,认为他们的祖先神死后都到天上,实即天室山上。例如周人也称嵩山(即崇高的山岳)为“天室”,“崇山”是指祖先亡灵所聚集的宗堂、宗室,所以周人崇拜天室山,也就是崇拜祖先神。这与希腊贵族纷纷自命是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所生所养的神胄,可以说是异曲同工。可惜希腊天神的子孙,最后却被罗马野狼的后代所吞噬,这与关东的中原各国称秦为“虎狼”,显示了相似的宿命,那就是“文明整合的杠杆是异源的文明”,而且往往是虎狼般的半开化文明。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秦人起源持两种观点:一是认为秦人自东方辗转而来;二是认为秦人的祖先就在甘肃,甚至认为秦人的祖先是古代羌人(和西藏人同族),从更远的西部迁徙而来。据考证,秦国共有四大陵园区,第二、三、四陵园区的位置在1987年以前已经确定,即陕西的雍城陵区(西陵)、芷阳陵区(东陵)和秦始皇陵区,但第一陵园区却一直是谜。
   
   1993年在距甘肃礼县城东十三公里处的永兴乡大堡子山一带发现了秦贵族和秦公两大墓葬区,经国内外考古和史学专家确认,其为秦四大陵园区中的第一大陵园,即“秦西垂陵园”。墓群范围总面积十八平方公里,目前已清理出墓葬十四座、车马坑两座、出土文物三百多件,内有大量青铜器和金器、玉器等。发掘的两座“中”字形和“目”字形墓规模宏大,总长度分别为八十八米和一百一十五米,其中有“秦公作铸用鼎”和“秦公作铸用簋”字样的青铜器。不论采取上述两种观点中的哪一种,都显见秦人都不是中原正宗,不属于周礼文明。
   
   从历史经验来看文明整合,完全不开化的文明(生番),缺乏整合的技术,完全开化了的文明(中原),缺乏整合的动力(包括意志力),惟有半开化的“熟番”(秦以及后来的五胡、沙陀、辽、金、元、清、日本、苏联),兼备野蛮与文明,可以纵横天下,一统六合。这就是中国历史的教训。所谓“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就是因为楚在关东六国中最为远离周文明,和秦国具有相似的“异源性质”,因而和秦国同样有条件兼并中原。在这种意义上,楚国乃是“远东的迦太基”,不属于“远东的希腊世界”(中原)。秦始皇以后争霸中原的项羽和刘邦等两大“国际融合集团”,皆出于楚国,甚至中国后来文学的主流样式亦定于楚(楚辞),充分说明“文明整合的杠杆是异源的文明”。是秦楚决定了中原文明的走向,而中原各国反而俯首就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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