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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政府论》第四十六章


   第五部 尘蒙之光
   Part V Covered Light
   第四十六章 帝国时代诸子

   Chapter Forty-six Scholars of Imperial Times
   一,董仲舒与中国精神
   1. Dong Zhongshu and the Chinese Spirit
   所谓“帝国时代”,也就是从秦王嬴政(前259─前210年)三十九岁灭六国、自称“始皇帝”以合理化兼并六国开始,到辛亥革命结束帝制(1911年),这两千二百年郡县制的长城封闭时代。“帝国时代”以皇帝的中央集权区别于“王国时代”(即夏商周三代)礼制的方国自治体系。兼并六国的秦始皇,是个极端反传统的革命者,他所干的,是类似于恺撒的勾当,而决不是什么四平八稳、顺理成章、合乎传统的“统一中国”。因为在那以前,中国从未如此“统一”过,相反,是秦始皇结束了中国历史的“王国时代”即夏商周三代;而开创了“帝国时代”即大一统的长城郡县时代。
   帝国时代的首席理论家,当推西汉的董仲舒。董仲舒(前179─104年),广川(今河北枣强县广川镇)人,汉景帝时的博士,《汉书》记载他“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最著名的理论为“天人合一”。
   在《举贤良对策》中,董仲舒说“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把天道带来春天以化成万物,与王者带来正义以建立秩序,相提并论。天子,就是不为自己而活的圣者,他听从天命的声音、体现历史的需要,在天命的昭示和人民的欲望之间,建立桥梁。当然,这只是理想,历史上并未充分实现过。
   对于董仲舒“天人合一”的精义,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天,就是自然;人,就是顺应自然的君子;君子与自然合一,达到人生的模范状态。另方面,天象征律人的外在力量(即西周官学的传统力量,以天作为律人力量的化身与象征)。人代表律己的内在人格(即春秋战国兴起的私学之自我觉醒)。换言之,新兴人格以律己为特征,这样的人格就是君子。这不仅针对臣子而言,对君王也同样要求:天子须服从天理,君王须服从自然。所以有人说,董仲舒的理论也算某种试图给君主立宪的努力。不过,当他鼓吹“灾异”和“上天示谴”,即是自然和天理在警告皇帝不得胡作非为时,却差一点让自己掉了脑袋。
   董仲舒最负盛名的著作,是《春秋繁露》,分为十七卷、八十二章。但正如一切体系性著作,《春秋繁露》之精义也不过百分之一、二,其余皆为体系之结构物,如背景、基础、辩论、证据,好像建筑物的砖头瓦块。
   如此读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应透过其时代性装饰(如阴阳五行的论据),而深入其内质的堂奥(如他的思想动机),不难发现他是在寻求某种宇宙秩序。相反,如果我们被其时装眩惑了,只说明我们不会读书,未能剥除其衣服、尽得其精萃。
   例如,董仲舒的三统说(夏朝黑统、商朝白统、周朝赤统),在史学意义上可能是强词夺理甚至一派胡言。它也许貌合神离地道出这三大王朝的服色记载,但比较邹衍的历史哲学还要退步。因为董仲舒不是哲学家,只是理论家……理论家和哲学家的区别在于,前者为了政治利益可以编造任何荒唐的解释和论据,而后者必须本着良知说话。再如,董仲舒本人更喜欢“三”这个数字,而不是“五”。这与他是个公羊学家有关,因为公羊学鼓吹三世说。其实呢,所谓三世无非就是今天、昨天、前天这些时间概念的延伸而已,但董仲舒却出于理论需要而将其过度神秘化了。
   需要注意,在整个“帝国时代的理论家”中,居其首的董仲舒,和居其尾的康有为,都是拿着《春秋》说话的。董仲舒的着力点是《春秋繁露》,康有为的着力点是《孔子改制考》,其共同基础都是所谓的“春秋公羊学”。对此奇异的相关现象,如何理解?
   现在我们所考察的,正是这个历史阶段的中国精神特征。
   第五部 尘蒙之光
   Part V Covered Light
   第四十六章 帝国时代诸子
   Chapter Forty-six Scholars of Imperial Times
   二,《新序》的历史教精神
   2. The spirit of historicism in the “New Introductions(Xinxu)”
   刘向(约前77─前6年)西汉学者,本名更生,字子政,汉初楚元王刘交四世孙。治《春秋穀梁传》,曾任谏大夫、宗正等。以阴阳灾异附会时政,屡次上书劾奏外戚专权。成帝时,任光禄大夫。曾校阅皇家藏书,撰成《别录》,为最早的目录学著作。所作《九叹》等辞赋三十三篇,大部分亡佚。原有集,已佚,明人辑有《刘中垒集》,又有《五经通义》,亦佚,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存一卷。今存《洪范五行传》、《新序》、《说苑》、《列女传》等。
   《汉书·楚元王传》云:“向采传记行事,著新序。说苑五十篇,奏之。”《晋书》云:“喜字恭仲。父瑁,吴吏部尚书。喜仕吴,累迁吏部尚书。少有声名,好学有才思。尝为自叙,其略曰:‘刘向省新语而作新序,桓谭咏新序而作新论。余不自量,感子云之法言而作言道,睹贾子之美才而作访论,观子政洪范而作古今历,览蒋子通万机而作审机,读幽通、思玄、四愁而作娱宾、九思,真所谓忍愧者也。’其书近百篇。”(《列传第二十四[陆机孙拯]》“刘向省新语而作新序,桓谭咏新序而作新论”,可以佐证刘向是《新序》的作者。但司马贞在《史记·商君列传索隐》说“新序是刘歆所撰。”不过他并没有提出自己的证据,因此这可能是一个错误的记录。而《新序·杂事》明白说出“臣向愚以鸿传推之……。”也可以佐证《新序》确乎出自刘向。
   作为一个博古通今的学者,刘向的《说苑》类似韩非的《内外储说》,用小说、故事来阐明治国之道,和印度古代的《五卷书》(The Panchatantra)相仿。《说苑》分为君道、臣术、建本、立节、贵德、复恩、政理、尊贤、正谏、敬慎、善说、奉使、权谋、至公、指武、谈丛、杂言、辨物、修文、反质等二十卷。和《说苑》相仿的另有《新序》十卷,分为杂事(五卷)、刺奢、节士、义勇、善谋(二卷),主要记载典型人物,内容涉及远至舜禹、次及于周秦以至刘向当世,其中嘉言善行,便于当时人取其善者以修养身心,但却为后世的读者提供了大量的古代典故。
   今本的《新序》分为十卷,而在《隋书·经籍志》中《新序》则分为三十卷,还有“录”一卷;《唐书·艺文志》也是如此。到了宋朝的记录则说:“今可见者十篇。”由此可知,现在流传的《新序》只是宋朝遗留下的残本。《新序》一书,由于它只是刘向“序”的,而不是他的创作,所以有许多篇章都是采自百家传记的。其中尤以《吕氏春秋》、《韩诗外传》、《史记》、《战国策》被采最多,各占三十则以上。而《春秋三传》、《荀子》、《韩非子》、《晏子》诸书也都在征引之列。《崇文总目》对此有一番“定论”:“所载皆战国、秦、汉间事,以今考之,春秋事尤多,汉事不过数条,大抵采百家传记,以类相从。故颇与春秋内外传、战国策、太史公书互相出入。”以上是从形式方面对《新序》之作为“新序”所作的粗浅描述。《新序》、《说苑》对后来的《世说新语》以致明清的笔记小说,影响很大。还有人认为,《新序》还像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把真史或者伪史、正经或者野经,或者传说中的有趣的文章,用历史教寓教于乐的逻辑,汇抄在一起。“可以正君王,可以养君子”。
   至于《新序》的内容,无非是用历史寓言(或叫“历史故事”、“历史事实”也未尝不可)来申述序者刘向关于治国、任贤、理想人物诸方面的思想,涉及的方面非常之广,出现的人物不可谓不多,其中也颇有比较曲折的情节。
   例如《义勇》:“卞庄子好勇,养母,战而三北,交游非之,国君辱之,及母死三年,齐与鲁战,卞庄子请从,见于鲁将军曰:‘初与母处,是以三北,今母死,请塞责而神有所归。’遂赴敌,役一甲首而献之。曰:‘此塞一北。’又入,获一甲首而献之。曰:‘此塞再北。’又入,获一甲首而献之。曰:‘此塞三北。’将军曰:‘毋没尔家,宜止之,请为兄弟。’庄子曰:‘三北以养母也,是子道也,今士节小具而塞责矣。吾闻之节士不以辱生。’遂反敌杀十人而死。”这故事不但有情节,而且使人感到一种类似古希腊巴达武士的英雄精神。
   又如《节士》另一故事讲到,“延陵季子将西聘晋,带宝剑以过徐君,徐君观剑,不言而色欲之。延陵季子为有上国之使,未献也,然其心许之矣,使于晋,顾反,则徐君死于楚,于是脱剑致之嗣君。从者止之曰:‘此吴国之宝,非所以赠也。’延陵季子曰:‘吾非赠之也,先日吾来,徐君观吾剑,不言而其色欲之,吾为上国之使,未献也。虽然,吾心许之矣。今死而不进,是欺心也。爱剑伪心,廉者不为也。’遂脱剑致之嗣君。嗣君曰:‘先君无命,孤不敢受剑。’于是季子以剑带徐君墓即去。徐人嘉而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脱千金之剑兮带丘墓。’这不但可以构成戏剧情节,而且带有浓厚古风,未受商业主义侵蚀的淳朴,跃然纸上。
   有些故事则有浓厚的说教意味,如《杂事第一》:“孔子在州里,笃行孝道,居于阙党,阙党之子弟畋渔,分有亲者多,孝以化之也。是以七十二子,自远方至,服从其德。鲁有沈犹氏者,旦饮羊饱之,以欺市人。公慎氏有妻而淫,慎溃氏奢侈骄佚,鲁市之鬻牛马者善豫贾。孔子将为鲁司寇,沈犹氏不敢朝饮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溃氏踰境而徙,鲁之鬻马牛不豫贾,布正以待之也。既为司寇,季孟堕郈费之城,齐人归所侵鲁之地,由积正之所致也。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
   还有些说教文字则写得异常生动,如《杂事第五》:“田饶事鲁哀公而不见察。田饶谓哀公曰:‘臣将去君而槛鹄举矣。’哀公曰:‘何谓也?’田饶曰:‘君独不见夫鸡乎?头戴冠者,文也;足傅距者,武也;敌在前敢斗者,勇也;见食相呼,仁也;守夜不失时,信也。鸡虽有此五者,君犹日瀹而食之,何则?以其所从来近也。夫槛鹄一举千里,止君园池,食君鱼鳖,啄君菽粟,无此五者,君犹贵之,以其所从来远也。臣请槛鹄举矣。’哀公曰:‘止、吾书子之言也。’田饶曰:‘臣闻食其食者,不毁其器;荫其树者,不折其枝。有士不用,何书其言为?’遂去之燕,燕立为相。三年,燕之政太平,国无盗贼。哀公闻之,慨然太息,为之避寝三月,抽损上服,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后,何可复得?’诗曰:‘逝将去汝,适彼乐土;适彼乐土,爰得我所?’春秋曰:‘少长于君,则君轻之。’此之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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