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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第六章基督教对中华民族安全的巨大危害性
·第七章基督教在危害中华民族的安全吗?
·基督教在中国所面对的三个重大挑战
·第九章儒家和基督教为什么争战
·第十章怎样看待基督教在中国农村的迅速扩张?
·十一章“中国梦”运动中的中国基督教乱象
·十二章基督教在近代中韩传播不同境遇的原因与启示
·十三章日本基督教与韩国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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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礼制的特点

《平定主权国家》
   Pacification of nation-states
   
   谢选骏
   Xie,Xuanjun

   第十一章 礼的形式
   Chapter Eleven The Form of Etiquette
   三,中国礼制的特点
   3.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tiquette system in China
   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礼制”的作用是关键的。有学者就认为,中国文明的实质内涵不是文字、城市、青铜器、宗教建筑,而是古代政治家一再推崇的“礼”或礼制。当然,如果以“礼”或礼制作为评估中国文明起源的标尺,其理由不仅是名义上的,如“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被称作礼乐文明,礼或礼制是中华文明所独有的、数千年文明史上一以贯之的要素,也是中华文明区别于其它古代文明的主要特征”(参见陈剩勇:《“礼”与中华文明的起源》);事实上在我们看来,礼并不是中国民族文化的第一要素,相反,礼在中国文明中所具有的功能,主要在其对于政治和社会方面的“整合功能”,而这种整合功能正好是未来面对不同种族以构成共同秩序的全球政府,所需要的关键因素。
   中国文明的礼制,不仅是民俗学意义上的风俗、礼仪,甚至不仅是社会规范、行为规范、道德规范;而是可以把不同的宗教和意识形态整合到一起的教化结构。在这种意义上,礼在中国文明所发挥的政治作用,不同于其他文明共有的那种礼貌、礼仪、礼俗。在夏商周的三代,礼是王朝的政教刑法和朝章国典,是治国平天下的等级制度,是社会政治秩序的准则、制度、规程,是建构完备的制度文明体系,包含宗教、法律、伦理、政治、社会制度多重内容。具有创造性的君王根据当时的政教、祭祀、农耕、兵戎等综合需要而创立了一系列仪典,涉及朝觐、盟会、祭祀、丧葬、军旅、婚冠诸多方面,其社会功能是定名分、别尊卑、明贵贱、序民人,因此,在不同等级中实行不同的礼数,仪典中每个参加者要按自己的身份等级,使用自己等级的礼器或仪节参与其间。因此在古代中国,历朝历代都对礼制及其社会功能推崇备至,如周代政治家认为:“礼,国之干也”(《左传》僖公十一年)、“礼以体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听,易则生乱。”(《左传》恒公二年)孔子更是一生倡导“礼治”,主张“为国以礼”(《论语·先进篇》)。汉唐以后的帝国时代,同样推崇礼的特殊作用,清儒阮元曾经总结说:“古今所以治天下者,礼也。”(《研经室续集》卷三)这当然也包括了元明清等朝的野蛮统治的经验,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礼制的调节作用,元明清的军事管制不知会残暴多少,甚至大有可能会超过二十世纪革命的野蛮化过程。好在二十世纪的中国野蛮化过程,由于国际压力而在1971年林彪堕机(或被击落)死亡不久后,就逐渐缓解了。
   从中国各地陆续发现的田野考古资料观察,构成夏商周三代中国“礼制文明”的礼乐典章,在距今六千年的红山文化等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已经萌生,如红山文化里的大型祭坛、女神庙和陵墓等“三位一体”格局,就是礼制存在的遗迹。再如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距今五千年的良渚文化中,礼制更趋系统化、规范化、制度化。
   良渚文化时代社会等级系统的最高层,是在浙江余杭莫角山发现的大型宫殿建筑。据严文明等考古学家推断,该遗址为良渚文化时期的一座台城,是当时整个良渚文化社会的政治、宗教、经济和军事的中央权力的所在。在良渚文化聚落的规模中,仅次于莫角山中心遗址的,还有上海福泉山遗址、江苏赵陵山遗址、寺墩遗址等;再次一级的聚落,如浙江省余杭市良渚镇的荀山、吴家埠等遗址;而良渚遗址群中的茅庵前、棋盘纹等一系列小型遗址,则是良渚文化的社会等级在较为低层的聚落遗址。良渚文化聚落形态及其规模的多层次、级差式分化现象,表明当时已经确立了多等级的社会分层系统,可以说是集中体现了中国文明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最早典范。
   浙江省余杭市瑶山祭坛遗址、汇观山祭坛遗址、江苏省昆山县赵陵山、武进县寺墩等良渚文化遗址中,所发现的祭坛形制,均呈现平面方形、南北向、泥土堆筑而成。其中瑶山祭坛、汇观山祭坛,均建在高均三十余米的小山上,整体存在上下两级形式、里外三重结构、用三种不同颜色的泥土精心堆筑而成,表明礼和礼制在社会中已经规范化、制度化。
   这一规范化和制度化还体现为,良渚文化的礼器主要为玉器,如玉钺、玉琮、玉璧、玉璜、玉冠形器、玉三叉形器等,其形制在横跨浙江、江苏和上海三省市的大范围内,显示出普遍的一致性,意味这些玉器的宗教内涵和社会功能,可能相同。学者们一般认为:其中玉钺象征了军事统帅权,玉琮象征了贯通天地、是巫术与王权的最早结合,而玉璧则象征了墓主生前所拥有的财富,玉三叉形器是良渚社会行政─军事─宗教等三权集于一身的王者所戴的冠冕。这些制作精美的玉器,是表示贵族身份和社会地位的礼器,在使用上十分严格,不同等级之间不得逾越。这些等级象征,与聚落形态、墓地规模和祭坛形制等多层次的级差式现象,综合起来,表明礼和礼制在良渚社会中所造成社会整合,在制度上已经完成。
   良渚社会后来像美洲的玛雅社会一样,由于不明原因而衰亡,但其古礼体系没有消失,而是被后来居上的夏商周三代等具有“文明国家要素”(如文字、城市、青铜器、宗教建筑)的政治实体,全面继承下来。据研究,夏商周三代从良渚文化继承而来的古礼,既包括礼的秩序等级精神、也包括礼制的社会功能,即通过对不同等级的阶层所占有的宫室、器皿、衣饰的具体规定,来展现亲疏尊卑的等差原则,通过中枢控制和地方自治实现分层管理,从而在大面积的国土上建立有效的秩序。甚至连玉琮上那象征良渚社会宗教信仰系统的“神人兽面纹”,也被夏商周三代王朝全面继承下来。再如象征王权的军事统领权的玉钺、祭祀天地的玉琮、玉璧、玉圭、玉璜,也是如此传递到中原地区,成为三代礼乐文明的重要象征。凡此种种,表明中国礼乐文明的起源地点,其实远离“丝绸之路”所通向的西方(巴比伦),而和东方的美洲玛雅文明的特点十分切近。这不仅表明古代“泛太平洋文明”确有可能存在,也表明郭沫若等人主张的“中国文明西来说”靠不大住。
   礼制对周朝“分封制”的确立,是至关重要的前提。成康之世,是西周封建诸国的关键时期,东方诸国被平定了,姬姓诸侯在东方站稳脚跟。
   唐人柳宗元的《封建论》认为:“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不初无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意也。彼其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棒棒,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荀卿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为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又有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属,于是有诸侯之列,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连帅之类,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人,然后天下会于一。”又说:“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资以黜夏,汤不得而废。归周者八百焉,资以胜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汤武之所不得已也。”(《全唐文》:582/2─5)
   这是说,分封制在周以前就存在了,是政治权力的分层等级化,追溯其渊源可以早到氏族时代,后来随着社会组织的扩大而逐步走向更高的政治权力。我们可以把殷周的封建,理解为王权的等级分化,是中央政权对地方政权的认可。许倬云的《西周史》认为,成康时代克殷已数十年,控制已大体完成了,因此封建七十一国的工作即在成康时代,此后则不再有很多可以封国的空间了。昭王以后对南方的经营,一则说明黄河流域平原文化的对外扩展,再则也说明淮汉地区是中原文化与江淮地区土著文化的交界。由大溪文化一脉相承的屈家岭文化,是江汉流域的新石器传统,与中原文化间的差距颇大。殷商文化虽然也远达江汉地区,到底只是点状的扩散。因此,周人在北方黄土地带的优势,虽是征服,却不应当作异民族间的征服与被征服,而是大文化圈内族群间关系的重组,以周人的族群代替殷商族群来居于主流地位。分封制度,在这一层意义下,也是统治族群与各地土著族群的分享权力的重叠关系。
   而从礼制的角度看待诸侯封建的布局,可把诸侯国视为王畿之光的辐射,是文明中心向周边地区的分层延伸,是一个众星捧月的等级抗震结构。诸侯的道德就是礼义廉耻的“义”,是相对于普遍秩序的礼的个人道德,也是内心的秩序。例如,礼的精神是从天子的德发散出来的,礼的形式则步步效法天子,效法和服从就是义。礼义的互相作用,是一种平衡,也是一种谐调。所以礼制原则认为:“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尚书·康诰》)(憝dui:怨恨、憎恶。矧shen:何况、也。)而不孝不友就是不义。正如台湾自由中国的雷震所指出的那样,“不仁不义不忠不孝”,就违背了中国的“固有道德”;而“不民主不自由”则不违背中国的固有道德──所以中国的自由民主运动无法获得足够的能量。美国的谚语“不自由毋宁死”(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在中国被“好死不如赖活着”、“人权就是生存权”所取代:民主自由在欧美好像牛奶面包一样是必需品;而在中国却被看作奢侈品。既然是奢侈品,也就可有可无:这也是自由民主不能在中国扎根的深层原因。在赖活的人看来,英雄和奴隶在传宗接代上殊无二致,而奴隶得以传种的的机会可能是更多而不是更少。影响二十世纪中国最为深远的革命英雄邹容(1885─1905年)得年仅二十岁,且无后代;而两度背叛的袁世凯(1859─1916年)却成了伟大的领袖,并产下二三十个儿女。至于寻常的贩夫走卒,生个五六七八,也不在少数。中国社会的“逆向淘汰”机制,一目了然:其种越劣,其生越多。最有意思的事,袁世凯死的时候五十七岁,而毛泽东(1893─1976年)正好五十七岁(1950年)入住袁世凯留下的中南海,并一步步实现了袁世凯梦寐以求但最终没有得逞的帝王梦。这是因为,毛泽东的出身更加低贱:袁好歹还生于河南项城的一个官宦家族,毛则生于湖南偏僻的山村韶山的小富农高利贷者的家庭;通过不择手段的个人奋斗,毛这个小富农和高利贷者的儿子,终于当上了中国最大的地主。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毛的“土改”、“土地国有化”,可以发现他的“孝心”。这说到底当然要比“自由民主”更加符合中国下层社会的固有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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