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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时代

《平定主权国家》
   Pacification of nation-states
   
   谢选骏
   Xie,Xuanjun

   第十章 礼的精神
   Chapter Ten Spirit of Etiquette
   
   八,黄金时代
   8. The golden age
   “失乐园”的主题,从古代巴比伦世界的神话,一直变奏到全球时代的文学、艺术、哲学、科学,不绝如缕,它歌咏某个“黄金时代”一去不返。甚至连最新的人类起源学说,也追溯到十五万年以前的亚当夏娃。确实,在各个民族的神话、传说里,都有过“乐园”:希腊神话说人类的祖先曾在“没有压迫、没有法律,却自动地保持着信义和正道”的时代里,那时没有战争和武士,人民生活在和平之中,四季常春,土地不需耕耘就有丰饶的收获,溪中流着乳汁,山树中滴淌下蜂蜜。中国人传说有美满和谐的“三皇五帝时代”,人们“鼓腹而歌”,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的自由生活……这就是著名的帝尧之世的《击壤歌》时代。《击壤歌》出自晋代皇甫谧[215─282年]《帝王世纪》:“帝尧之世,天下大和,百姓无事。有八十老人击壤于道。观者叹曰:‘大哉帝之德也!’老人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何力于我哉?’”
   在印度古书《风神古史记》里,黄金时代的传说是这样的:
   “那些人随心所欲地做着一切,并且都是幸福的。在他们那里,既没有法律,也没有不法行为,同时在这些人中,也没有任何区别……这时,没有瓦尔那(Varna,即区分印度社会四阶层[daivi─varnasrama─dharma]的种姓制度,“Varna”原义为肤色和品质,可见印度文明是按人的皮肤颜色来区分品质和等级的)的区别和生活方式的区别,也没有瓦尔那的混乱。在当时人们的行动中,彼此之间并不爱或恨。他们生来就同样地美丽和长寿,不分显贵和卑贱,他们生来就幸福,并不知忧愁。”(《风神古史记》VIII.49、50、62、63,译文据《古代世界史资料选读》单卷本第76─77页)
   上述古典文献在公元最初几世纪已经存在,其中包括更古的传说。研究者大多认为古代说印欧语的“雅利安人”曾经入侵并殖民印度,而进入印度前,这些部落过着游荡的生活,主要从事畜牧业,农业在他们的生活中作用很小,他们尚未出现等级区分和贫富不均,“黄金时代”就是这一时期的回忆。
   希腊人也有黄金时代的观念:“始初,奥林匹斯山诸神创造了黄金的人类。那时人就像神一样生活在完满的幸福中。他们不用手劳动,因为人地无须他们的帮助就生长出果实。他们不知道老年的忧伤,死去对他们说来就好像在沉睡中离去。在他们离去后,他们的灵魂就被派到大地上居住,保护并帮助活着的人们。(赫西俄德:《农作与时日》(Hesiod:Works and Days)
   二十世纪的联合国,依靠论坛形式协调人类政治行为的状态,但在二十一世纪伊始的“九一一袭击”后,联合国机制眼见得破碎飘零了。“欧洲共同体”有幸靠关税同盟而改变历史的宿命吗?这一宿命就是:统一不得不诉诸某种形式的强制理论。我很怀疑。欧洲议会与美国议会的最大差异,在于前者缺乏强制力量;因为美国的强制力量是通过贩卖黑奴、独立战争、屠杀印第安人、血流成河的南北战争、大陆扩张、海外扩张(通过对西班牙的掠夺)以及两次世界大战稳步建立的,而欧盟呢?欧盟甚至连独立战争都还没有开始呢!有一天,历史也许将证明,人类还是得“穿新鞋走老路”──仰仗某种类似于强秦和罗马的“赐福”?甚至要依靠“全球范围的南北战争”,来实现“世界国家的和平共处”。黄金时代的重来、礼制的天下统治,难道真的可以缺乏“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真的无须必要的斧钺以为支持?
   任何文化模式,只有当它成功地解决了当时代的主要问题时,它真正的内力才会透现出来。在受到多方尊荣之后,它情不自禁地意欲成为一把打开未来之门的万能钥匙!它所开启的黄金时代,可以使黄金变得无用。印第安人曾经拥有这样美好的回忆,可惜被掠夺黄金的欧洲殖民者一举摧毁。那么现在,全球时代是否应该认可并著手重建自己的黄金时代呢?尽管在“黄金时代”、“太平盛世”的底层,也有其充满杀机的暗流在悄悄汩动。
   问题只在于,普遍的和平不足以积累汇成摧毁文明大厦的泥石流。如果是“民主社会”就是“平民社会”的话,那么中国在汉朝以后就已经是一个民主社会了。尤其是在汉武帝(刘彻,前156年─前87年)实施“推恩法”之:他采用主父偃的建议,下令诸侯分封子弟以分割其领土及势力;又以诸侯在朝庙助祭时所贡献的酬金份量和成色不足,夺去一百零六人的爵号,侯王势力自此瓦解,封建名存实亡。结果民间效法,导致长子继承制崩溃,诸子坐等瓜分家产,不思进取,中国文明从此丧失内在动能。这种类型的“中国民主社会”,具有“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平等意识,结果极端的平民社会逐渐演变为贱民社会。“程序正义”本是“礼”的重要内容,如果逐渐不被大众理睬,那么破坏程序的“合情合理”就会成为僭越的口实。
   历史表明,最有活力的不是平民社会,而是贵族社会向平民社会的过渡时期。全球规模的礼制统治,不是古代中国的“礼制的天下统治”的简单翻版与扩充,而是一种全新的东西。因为古代的天下仅指“赤县神州”,而我们所以借用“礼制的天下统治”一词,用以表达全球化的观念,是由于“礼魂”的信念体现了人类追求秩序的生物性格。
   礼魂所借用的外套即古代的礼制,并不能化育未来的世界:“礼不相袭”的“礼”就是指礼制而言;但礼魂即礼的精神却万古如一:那就是爱和平、求安宁的“阴性元素”。这虽然与进攻性的“阳性元素”对立,但却是化育世界所不可或缺的一半。阴性因素虽与创造精神格格不入,但它对创造力的“群龙无首”,进行了规范、阻碍甚至卓有成效的淘汰与歼灭,迫使创造力走向更高的状态。这正如礼的核心思想既不是“禁欲”也不是“纵欲”,而在于“中庸”和“节制”:目标不是“欲望”,而是“创造”!创造性起源于欲望,但创造力却需要克服欲望的骚动。“礼制的天下统治”的精髓,就在于迫使纵欲的时尚转辙,走向创造。礼制的天下统治创造了限制,其结果不是消极的保守而是积极的进取:限制了无秩序的动作,克服了创造的大障碍。而限制之下的最大创造就是某种特殊人格的兴起,没有他的大驾光临,礼制的天下统治是不可思议的。
   从全球化的角度看,“礼制的天下统治”与“科学的世界秩序”:这两个概念是对同一意象的不同表述。这样的科学正好与民主和社会主义无缘。
   科学能造成世界秩序吗?科学不正构成了对于秩序的颠覆因素吗?我认为,科学作为工具,正像两面刃,有对秩序构成颠覆的一面,也有维护甚至巩固秩序的一面,例如,二十世纪后半期人民武装起义之所以很少成功,就是因为现代科技成为各国政府强大的镇压工具。在全球时代,这个特点会进一步加强而不是削弱,科学力量在未来将发挥稳定秩序甚至整合全球的“阴性作用”。从科学发展史看,当科学结构剧烈变动时,各门科学的内容急剧调整,科学对秩序确有破坏作用,这时科学发展迫使社会秩序随之作出相应改变。反之,当科学结构相对稳定下来,科学发展相对陷于停顿状态,科学即对秩序发挥某种支持作用,科学成果支持现存秩序。
   这就是“科学与秩序的关系”的双重性。现代科学已经转变身份为秩序的支持者,其分科日益细密,有如雨后春笋窜生不已,但各门学科间的互渗也日益深入,最后各类学科间的不平衡将消失,科学内部的平衡结构建立起来,一个“大科学系统”,像大洋包容了所有暗流那样包容了一切分类学科,像汉朝的“阴阳五行”系统和罗马的“亚里士多德”系统,被确立为宗主。然后,在这个总括性很强的“大科学系统”的基础上,将有一个新宗教的冠冕勃然兴起。这种新宗教的核心,可能是历史性的“东西合璧”运动,催生新的精神焦点,它本身也将被全球规模刷新。
   对上述运动的表述,可以用一种“交叉式方法”:“礼制的天下统治─科学的世界秩序”。这“交叉式表述”的两部分之间的差异所造成的空间,使其外延和内涵无形变大。例如,“礼制的天下统治”原出中国种族的伦理范畴,而“科学的世界秩序”却是基于人类各个种族在地球生态环境中所面对的共同处境。这种背景上的不同决定了,礼制的天下统治偏重于人性方面,科学的世界秩序偏重于物性方面;前者注重历史意识,后者注重现实需要。二者虽然同属现世范畴,但前者以侧重集团伦理,后者可能侧重自我意识;前者强调服从,后者鼓励自觉;前者重视安全与和谐;后者重视福利与进步,等等。
   这就是“礼制的天下统治”与“科学的世界秩序”可能具有的差异,这种差异也是基于二者渊源的中国文明与欧洲文明的差异,演变而成的。礼制的天下统治─科学的世界秩序这“交叉表述”得以存在的基础,在于它们共有一颗“礼魂”或曰“秩序精神”,在寻求完满中建立平衡甚至对称。我们可以把这种现世精神支配下的新宗教叫做“历史教”。“礼制的天下统治─科学的世界秩序”,荟集于“历史教”,它作为一种“理性宗教”,从经验科学的基地出发,向着“历史的战场”而不是“永恒的宝座”进发,前去击毁从经验科学派生敷衍出来的纷乱无序。“历史教”是全球纪元的整合工具,却不是永远的工具。“大科学”其实距离宗教很近,虽然科学终究缺乏一种信念和仰望的要素。
   由于科学只能建立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上,而这个世界对于人的智能而言终究又是不可知的,所以科学总是让人处于不安定的探索状态,迫使人们的心情和看法永远被环境左右和摆布,“被命运捉弄”强烈感觉使人气馁,充满挫折感。故仅凭科学,不足以提供超越人间苦难的力量。科学的发展是基于社会需要和个人意志,即,“非科学的源头”决定了科学的命运,正如“人文理性”(理性)是从“自然理性”(动物性)的黑暗渊底升起的;“科学的世界秩序”最后也要由教化来维系。当科学发展进入其平缓的下游阶段,宗教的因素必将上升,使科学归入包容性的海洋。在教化的庇护下,科学渡过冬眠时代,迎来春潮。
   超越人间苦难,需要本能中的“偏执信念”,这来源于生物力量。在人生的关键时刻,人们都是依靠生物性的“偏执力量”硬撑下去的,而如果按照纯粹理性的认识,人们完全没有理由在如此艰难痛苦的条件下,忍受生命的磨难。我们看到,宗教的力量恰恰来自生物性的偏执精神,这力量鼓励人们在毫无意义的世界上硬撑下去,并以社会化的崇拜方式,增进群众的信心,故宗教无一不在祭仪上狠下工夫。若非祭仪有声有色,信心与崇拜难以持久维持。尽管宗教史证明,越是后起的宗教越是更抽象亦即更超验,更能经得起科学的质询;但围绕越来越抽象的超验力量所进行的崇拜与信仰,有时也会变得越来越具体亦即更经验:成为人类社会的安定因素、人类精神的镇静因素,平息灵魂的焦虑基调,奠定新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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