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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政府论》第四十五章


   第五部 尘蒙之光
   Part V Covered Light

   第四十五章 王国时代诸子
   Chapter Forty-five Various schools of scholars in times of kingdoms
   一,五经是中国文明的结晶
   1. The five classics are the crystallization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人类思想史表明,各民族最初的意识形态是宗教和神话,而所谓哲学(Phylosothy)则脱胎于宗教─神话世界观。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和神话,但不是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哲学。在诸多古代文明中,只有中国、印度和希腊创造了专门意义的哲学,包括本体论和逻辑论,而这三个民族的哲学又恰巧是在同一历史时期诞生的,约在公元前八世纪到公元前二世纪之间,其核心时间是公元前五百年左右。德国哲学史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年)因此把文明世界意识形态的这一时刻称为“轴心时代”(the Axial Period)。
   而在我们看来,轴心时代的哲学觉醒其实还是脱胎于宗教神话。例如,谢选骏在《神话与民族精神──几个文化圈的比较》一书中曾经详细证明过,中国最早的圣典应是充满了怪力乱神的《山海经》,而不是经历了“子不语”的历史化改编之后的《五经》。所谓历史化,就中国神话而言,它的完成形式是远古神祗披上了近古帝王的服饰面具。中国“人文因素”在神话中不断增长,采取了不同于希腊神话神人同形同性观念(Anthropomorphism)的历史化形式,即,把远古神祗改造为近古历史人物,把宗教神话改造为历史神话(政治神话)。例如《旧约》(Old Testament)的《出埃及记》(Exodus)的部分内容,就被人类学家们认为是犹太人侵占迦南土地时所运用的一个战略武器:“地契证明”。
   而“神话的妖怪共工以一个笨拙的,曾引起水灾的官吏的新姿态而出现。……共工与禹的传说则是中国史官方法的清楚表现之一。”(马伯乐[Hery.Maspero]:《书经中的神话》,商务印书馆1929年饭,第47页)自从东周时代神话的历史化运动兴起之后,宗教神话的一部分被转化为古史神话传说,终于纳入了五经文献的文字记录;而剩余部分则被随意抛弃在其他更原始的文献中(如《山海经》),好像排除在定稿之外的草稿一般。其比较容易辨认的突出特点,是神话角色身上动物遗形的因素占了主导地位。而在古史神话中的“人物”身上,人形、人性、人的行为及其社会因果联系,已经战胜动物遗形,上升到主导地位。《五经》作为排除了宗教神话的文明经典,被认为真正体现了中国文明的结晶,结果,五经之外再无所谓中国文明。
   所谓“五经”,其顺序一般列为:易、书、礼、诗、春秋。以哲学性的《易》来统领政治性的《书》,以政治性的《书》来统领社会性的《礼》,以社会性的《礼》来统领心灵性的《诗》,而对前四者即哲学政治社会心灵等文明四季的正解,即构成《春秋》也就是即“历史的评判”:《春秋》作为史官文明的归宿是当之无愧的。
   用史官文明的观念看,仁义礼智,可以整合全球。其机制可以归结如下:
   德: 行: 时: 态:
   仁 同化 春 宗教
   义 结盟 夏 艺术
   礼 秩序 秋 科学
   智 融合 冬 政治
   换言之,我们对《易》的解释以宇宙论为基础,对《书》的理解则以《易》为基础,对《礼》的理解则以《书》为基础,对《诗》的理解则以《礼》为基础,对《春秋》的理解则以史官文明为基础──如此则《五经》的主次显明了,使我们明了,五经也有其内在秩序。如《春秋》桓十一年春正月:“齐人、卫人、郑人盟于恶曹”一句,《左传》的解释就有整整一个故事,外加一种哲学:“十一年春,齐、卫、郑、宋盟于恶曹。楚屈瑕将盟贰、轸。郧人军于蒲骚,将与随、绞、州、蓼伐楚师。莫敖患之。斗廉曰:‘郧人军其郊,必不诫,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于郊郢,以御四邑。我以锐师宵加于郧,郧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斗志。若败郧师,四邑必离。’莫敖曰:‘盍请济师于王?’对曰:‘师克在和,不在众。商、周之不敌,君之所闻也。成军以出,又何济焉?’莫敖曰:‘卜之?’对曰:‘卜以决疑,不疑何卜?’遂败郧师于蒲骚,卒盟而还。”──其中“卜以决疑,不疑何卜”的结论,可以帮助人们加深理解《易》《书》《礼》等经典所拥有的神秘主义基础。由此不能不让人深感,《春秋》一经的份量,其实较之《三传》(左传、谷粱传、公羊传)的总和还要大些,作为政治─历史精神的总汇,《春秋》实为宝藏的主脉,《五经》以《春秋》为殿军,宜哉。
   经学的重点何在?决不在于替职业学者们争取正统、谋求饭碗;何况所谓正统,最多不过是“正统的诠释”罢了。谁又能断言那就是“圣人的本意”呢?谁又能保证圣人说出的就是真理呢?圣人自己说了,圣人所言若已丧失了“时义”,也无价值。我们不是偶像崇拜者,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堕落为偶像崇拜者并着手建立新偶像?但那只是在彩排历史的戏剧,不是真的。圣经贤传的价值──圣经贤传之所以为“圣经贤传”,全在乎它们对人们的未来具有意义。任何“历史上有过的光辉灿烂”是不足以驱使人们持久拜倒在它的宝座之下的。
   经学的重点就在这里:“时义”。凡是合乎“时义”的,就成为“最好的经义”。因此,历史上一切“正统经义”到头来无一不是“过时的时义”罢了。而绝对排斥“经学时义化”,反倒成了迂腐的行为,因为时义化的经学实际上就是发展中的经学,这也是“经世致用”的一个关键所在。
   从这一角度着眼,将经学与史学适当区隔,是格外必要的,“六经皆史”的“古史辨”态度,是用史学取代经学──这一偶像破坏运动和偶像崇拜论者可谓两个极端,史学和经学二者具有不同的功能,如果为了一时的方便而将二者混同起来,甚至交替乱用,这样只会贻害于将来且贻笑于大方。例如,从史学而不是从经学的角度看,中国可能受过巴比伦等“西域”文明的影响,例如,仰韶文化的陶器与西亚甚至和乌克兰等地的陶器有想像之处。研究这样的“西来”迹象,在经学上虽然犯忌但在史学上如果是真的就应该得到承认。殆无疑义,中国神话中对于“昆仑山”和“西王母”的记忆,远远多于有关长江流域以南世界的记忆,此也许可从侧面暗示“中国文明的西来”?我们对此不但不想否认,而且乐观其被证明。何况“中国文明外来说”不仅无损于中国文明的独特性,反而论证了中国文明的世界性。正如“六经皆史”的“古史辨”态度有助于澄清经学界的迷乱,为新的全球性的经学登场,作好准备。
   中国自古以来接受西域(包括两河流域)的影响是经常不断的,但并非和平的,影响的输入方式亦非和平的。试看“黄帝与蚩尤之战”的传说,可以明白这些铜头铁颈的侵入者在物质装备上比起中原民族来可能高出许多,他们差点奴役了中国人,就像雅利安人在印度奴役了达罗毗荼人,在埃及反客为主,在欧洲更是彻底消灭了当地人,如首创爱琴海早期文明的基克拉迪(Cycladic)居民就像后来的美洲印第安人那样惨遭毒手。难怪二十年代的国粹派在面对苏联人的入侵时,根据“谐音”方式,根据音读训诂“蚩尤”为“赤党尤物”、“共工”为“共产主义特工”,因为他们已经预感到中国文明在二十世纪即将遭遇的印第安人式的命运,是北方的俄国人而不是东方的日本人带来的。尽管中国种族由于上万年来和欧洲的不断接触,而在肉体上逃过了印第安人被欧洲病毒感染绝种的劫难,但中国文明仍然因此灭亡了。
   在这种意义上,希腊的前雅利安文明“基克拉迪”(“Cyclades)值得我们警醒。基克拉迪是个群岛,位于爱琴海南部,其文明活跃于公元前3200年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早于雅利安人一千五百年以上。基克拉迪群岛包括三十九座大小岛屿,以环状散布于爱琴海上,这也是“Cyclades”(意为“环形”)一名的由来。这是航海文明的乐土,然而却被亚洲内陆突然冒出的雅利安游牧人(希腊各部落)侵占了。雅利安人在欧洲、印度、埃及、中东,好像到处都是作为劫掠者而不是作为创造者来到文明世界的。举个例子,当希腊人的祖先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从巴尔干半岛而下爱琴海沿岸,并逐步征服了以前居住在希腊地区的非希腊语族的土著民族皮拉斯齐人(Pelasgians),后者的神话、宗教就和希腊人原有的神话、宗教慢慢汇合,在互相融汇的过程中形成了后来的“希腊神话”。皮拉斯齐人最早来自西亚和小亚细亚,他们曾创造了欧洲的新石器和铜器文化。例如,著名的希腊女神雅典娜,就是皮拉斯齐人传下来的。按照他们的说法,雅典娜出生于利比亚的特里托尼斯(Tritonis)湖畔,有三位利比亚的仙女(Nymphs)发现了她,给她穿上山羊皮衣并哺育她成长。当她成为少女,在一次玩耍中失手杀死了自己的小伙伴帕拉斯(Pallas)。为了表示哀悼,她将帕拉斯的名字放在自己的名字之前。她后来取道克里特,来到雅典,成为希腊人的城邦雅典的保护神。尽管前雅利安的“基克拉迪”文明如此重要,还是被彻底吸收掉了,但愿这不是中国文明的未来。
   第五部 尘蒙之光
   Part V Covered Light
   第四十五章 王国时代诸子
   Chapter Forty-five Various schools of scholars in times of kingdoms
   二,中国五经与两河圣经
   2. The Chinese Classics and the Bible
   五经是中国文明的结晶,所以从“经书”的意义看,中国文明的五经和其他民族如闪族文明的经籍、梵文记载的婆罗门经典,也有暗通之处。这并不说明这些不同的文献之间互相抄袭,虽然互相比对它们是相当有趣的,但如果怀抱某个饭碗目的去强行论证预定的观点,结果不免自欺欺人。
   再看《圣经·旧约》,希伯莱文称作《塔纳赫》(Tanach),包含三部分:《托拉》(Torah)、《先知书》(Navim)、《圣录》(Chetubim),“Tanach”即三部分的开首字母之合。《塔纳赫》是希伯莱人在“巴比伦之囚”到波斯统治的二百五十多年间,祭司和文士收集古代典籍和律法文献,在远离故土的两河流域整理编纂而成。但这个远离其故土迦南的两河流域,却又是其远祖亚伯拉罕的祖国。所以在文明史意义上,我们不妨把圣经视为两河文明的产物。
   1、托拉就是摩西五经:创世记、出埃及记、民数记、利未记、申命记。
   2、先知书分为前、后先知书两部分:摩西是先知,他的继承人约书亚及随后的撒母耳、以利亚等也都是先知,这些先知没有留下著述,但他们的事迹被《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上下卷)与《列王记》(上下卷),这些书卷因此被称为“前先知书”;同一期间,另些先知亲自写出的书,称为“后先知书”,包括“三大先知书”(《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及合为一卷的《十二小先知书》;七十子希腊文译本的《圣经》把《但以理书》作为第四大先知书,并在《耶利米书》后又附上《巴录先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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