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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是礼的人格化

   《平定主权国家》
   Pacification of nation-states
   
   谢选骏
   Xie,Xuanjun

   
   
   第十章 礼的精神
   Chapter Ten Spirit of Etiquette
   
   
   三,圣人是礼的人格化
   3. Sage is the personification of etiquette
   
   《周易系辞》云,“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下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为圣人乎?”可见大人就是得道者,而不是“满大人”那样的大官人,“大官人”在其主子面前实在与狗奴无异。大人的德,源于乾道,堪称“龙德”。
   
   “大人与天地合德,与日月合明,天且弗违,而况人乎?”大人的来临将颠覆人序,再现天秩,他的功能仿佛麒麟那样具有梦想的功效:似鹿而大,牛尾马蹄,而有四角;背毛五彩,腹毛黄,不履生草,不杀生物。《礼记礼运篇》说:“圣人参于天地,并于鬼神,以治政也。”显然,这里的圣人指的还是得道的政治领袖。为什么《礼记礼运篇》给予政治领袖如此高的地位?因为他主持的政治体现了秩序的即礼的精神?所以说他的政治是“处其所存,礼之序也;玩其所乐,民之治也。故天生时而地生财,人其父生而师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于无过之地也。”这里的“君”作为政治领袖,并非只是理想的,而且也是现实的,即不是没有缺点但却是从善如流、改过日新的:“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养也,非养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同上)这一现实性显然在于,“故君明人则有过,养人则不足,事人则失位;故百姓则君以自治也,养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显也。故礼达而分定,故人皆爱其死而患其生。”(同上)这样的日新者君临天下,则“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利,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同上)而这正是全球化旋涡中的现代世界所需要的。
   
   圣人就是受命整合世界的天命之子,历史的象征、神意的代言,神秘启示的灵媒,他能够参于天地即与天地并列为三,代表精神的日新状态,奉天承运,沟通天、地、人,引导人类前进,因此称为“王”:“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于天,殽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谓殽地,降于祖庙之谓仁义,降于山川之谓兴作,降于五祀之谓制度,此圣人所以藏身之固也。”(同上)
   
   王以什么来通天、地、人呢?以“治政”,即使有效的政治状态,否则,人无法生存下去,文明更无从谈起。作为圣人甚至天子的王,自下而上或是自上而下,都带有一股特殊的气质:不是为自己的生存,而是为天人的协和,创造天命的焦点并满足历史的需要。常人看来,这种生存形式带有一种不可磨灭的悲剧色彩,他享受不到常人眼中的幸福,反倒不断地自我牺牲。他身上永远负担种族与文明的责任。俗人要穷奢极欲与不冒风险的逸乐生活,不会为抽象的信念去牺牲眼下的舒适。只有天子对自我牺牲感到幸福,因为那是天命的标记。他的满足充满内在,他的需求永不知足。人人都有自己的爱好、趣味和乐事,各不相同有如其面。屈原说:“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离骚》)圣人、天子、王者作为一个人,有其趣味与乐事,这趣味与乐事可以各不相同。但既然是一个圣人、天子、王者,他最好的安慰和最大的乐事,自然就是政治的事务,而不再是个人的趣味与乐事。对负有社会责任的他来说,这是责无旁贷的天职。他不会因为所付的个人代价而遗憾,只会因为天命选择了自己而不得不认命。他就是这样的人,只能这样生活:圣人、天子、王者存在的基础是天命,而天命又由秩序和“礼”显示出来,天命呼应自然秩序的渴望。礼的精神不仅是圣人、天子、王者的基础与条件,也通过圣人、天子、王者来保证与卫护。圣人是礼制的人格化,正如基督是神的人格化。
   
   由此观之,中国两千年来后宫充裕的帝王,和近代以来横行霸道的僭主、军阀、草寇、党棍,都可说是盗贼的魁首,是“打下了天下”的刑事罪犯。他们的行为不合圣人、天子、王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德,他们穷奢极欲,文过饰非,满心都是“家天下”抢班夺权的念头,是十足的次品动物,与监狱里的囚犯区别不大,岂真天子哉。历史的浪潮吞噬了这些沐猴而冠的家伙,“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的自白,并不能使得刑事罪犯成为实质上的“今朝风流人物”。
   
   而《礼运》则明确指出为,“故君者,立于无过之地也。”真正的圣人立于无过,因为他的行为不是出于个人野心与家族私利。这样的人不留遗产给自己的子孙,而是泛爱众,博施广济,所以能有公心,符合《礼运》“故百姓则君以自治也,养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显也”里的“君”德。百姓不效法上述泛爱众的君王圣德就不能自治,惟有聚在泛爱众的君王旗下,以圣人作为共同的精神纽带和行为准则,被其德光所充盈,世界的政治才能臻于清明。
   
   《礼运》明言“百姓养君以自安”,而不像元明清以来的家天下的流氓皇帝和总统、执政、总理、总裁、主席、书记们所说的,是人民在依靠领导集团吃饭。难道因为百姓不养暴君就不能自安?百姓接受暴君精神上、道德上的统治,不是因为百姓需要暴君欲望上、情绪上的发泄,而是因为被征服者的无奈。君王与人民的区别,不仅是社会分工的区别,也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区别。在现实的层面,服从君王不仅是服从秩序与正义,也是服从暴力与权势,因为君王也是二元的。在暴君的欲望而不是圣人的天命看来,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人民的权利需要用纳贡来赎买。于是,百姓只能从巴结暴君来得到自显,一切反抗暴君的企图都被视为刑事犯罪,应该受到忠臣走狗的怒火焚烧。当然,在圣人的天命看来,事君就是为社会服务,因为圣人乃是社会的代表。百姓只有在事君也就是为社会服务中,才可以得到显扬与荣耀。故《礼运》云:“礼达而分定,故人者爱其死而患其生。”这就是礼制及其表率,圣人的社会作用,可以使人热爱死亡而以苟活为患:只要这种死是符合礼与君命的;只要这种生是违背礼与君意的。这种无形的精神力量,比有形的枷锁,更加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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