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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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的精神

   《平定主权国家》
   Pacification of nation-states
   
   谢选骏
   Xie,Xuanjun

   
   
   第十章 礼的精神
   Chapter Ten Spirit of Etiquette
   
   
   一,礼的本原,秩序精神
   1. Origin of Etiquette: spirit of order
   
   《周易系辞》陈述世界的原理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因为“天尊地卑”的自然现象,造成“乾坤定矣”的自然秩序;所以“卑高以陈,贵贱位矣”的社会秩序得以成立,“动静有常,刚柔断矣”的文明节奏得以展开,“方以类聚,物以群分”的政治活动得以出现,人类的吉凶生矣。对此原理“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因此,等级制度是必要的,可以促进文明的深化。很明显,这里表现了一种“秩序”思想,即等级是世界的基础结构。根据这一以“礼”为中心的思想,不论是先有“天尊地卑”的观念而后导致“贵贱位矣”的文明,还是先有“贵贱位矣”的社会观念而后使人们觉得“天尊地卑”,反正哲学家们想起了天地的差别,进而把这种差别视为“尊卑”关系,并把这一关系引入文明。《系辞》还说:“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这明白宣告了“乾坤政治哲学”。乾与坤,在此不仅是其余各卦的简易纲领,也是《周易》贤德政治和历史哲学的纲领。
   
   1875年(清光绪元年),台湾事变,王大臣奏筹善后海防六策。那位老谋深算但最终输得一穷二白的满清重臣李鸿章(1823─1901年),在他的评议中提出著名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论:“鸿章议曰:‘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事,主客之形,皆適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馀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阳讬和好,阴怀吞噬,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瞬息千里,军火机器,工力百倍,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而环顾当世,饷力人才,实有未逮,虽欲振奋而莫由。易曰:穷则变,变则通。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近时拘谨之儒,多以交涉洋务为耻,巧者又以引避自便。若非朝廷力开风气,破拘挛之故习,求制胜之实际,天下危局,终不可支;日后乏才,且有甚于今日者。以中国之大,而无自强自立之时,非惟可忧,抑亦可耻。’”(《清史稿李鸿章列传》)
   
   显然,这个“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是海洋文明对内陆文明的挑战,李鸿章凭借他对情报系统的掌握,已经明白这一挑战是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并将彻底改变中国的命运。而在专制政体下,惟有执政集团可以获得并垄断这些情报,所以在文革历史上,最早揭开“思想解放”序幕的,不是别人,正是掌权的“极左路线”所炮制的《“五七一”工程纪要》。
   
   二十世纪的中国,经历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摧折,现在,我们对“礼的精神”显然具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时间的梳篦,使得精神和形式得以分离,理解的纯粹,水落石出。
   
   在夏商周三代,礼首先是用来禳灾祈福的,具有宗教性;后来才被用于治国,具有政治性。在周公的政治活动中,礼的社会伦理性被强化,宗教神秘性受到削弱,“制礼作乐”成为治国方式。由此可知,礼原本具有宗教─政治的双重性,也可以说是具备了“神权政治”的特性。那么,礼是否一定原始保守呢?也不一定。因为不论何种政治,其性质均含有“神权政治”的内容,即便现代海洋文明带来的“人民主权论”,也是带有强烈的神学性质甚至神权性质。例如,人民主权论同样无法在真理层面解答以下前提性问题:
   
   1,“主权在民”比“君权神授”何以天经地义?
   
   2,“主权在民”真能比之“君权神授”长盛不衰?
   
   3,一人一票比君权世袭除了在动员效率方面可能较高外(同时也造成社会比较动荡),进步为何?
   
   难道仅仅是“人民”取代了“神明”、“投票”取代了“占卜”、“广告和舆论操纵”取代了“斗法和神话演唱”?这些特点在最为古老的人民主权论国家美国,可以看得最为清楚。结果教权换成法权,法官成为巫师的继承人,当然还要加上医师和律师,以构成三师一体,难怪医师和律师在美国社会的收入最高。难怪2000年美国大选就是由法官来决定总统应该归谁,这已经走上了教皇加冕国王的老路,2004年的台湾大选,几乎也是此路的翻版。
   
   早在法国革命期间,那位律师出身的恐怖专政领袖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Fran?ois Marie Isidore de Robespierre,1758─1794年)虽然屠杀了几千人,但比较二十世纪的革命领袖还是文雅得多,最后甚至拒绝发动武装政变以挽救自己的生命。罗伯斯庇尔这位卢梭主义者和他的“教父”卢梭一样,都是被无情父亲所遗弃的孤儿,他们的“主义”即人民主权论因此冷酷无情,需要来自断头台的支持。1792年9月2日至9月6日短短的几天里,巴黎就有一千一百多人被处决。这个著名的“九月大屠杀”早在雅各宾专政之前就开始了。1789年7月14日到1796年10月21日,全法国死于革命暴政的人数将近十二万人。其间罗伯斯庇尔的“牧月22日法令”使红色恐怖登峰造极:“被处死的人没有一天少于三十人。有时高达六十人。君主制时代的所有名人都在死亡登记簿上有名……而名不见经传的平民百姓的名字总是占着死者名单的一大半”;收获月29日还处死了十六名修女……实际上,人民主权与君权神授的区别,不是道德性的,而是工具性的,即,在殖民主义模式下,人民主权的统治形态(注意,是“统治形态”)可以动员更多的人众参与国政,从而得以广开兵源、增添财源。法国大革命以及其他各国的“民主革命”都是由于政府需要扩大兵源和财源引起的。
   
   有一天全球统一了,兵源和财源的搜刮成为不必要的浪费,那时人民主权论就会像垃圾一样被所有的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一起抛弃。尽管几乎所有的现代意识形态包括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都是秉持人民主权论的。但那是为了动员的需要,为了把更多的炮灰投入到彼此厮杀的需要。
   
   同为“礼治”的功能,禳灾祈福与治国理政,究竟有什么共通呢?我认为,要义在于“建立秩序”。所谓灾,就是不正常、不合乎秩序;所谓禳灾祈福,就是努力恢复秩序。而在人的社会中,等级性和教化性,成为建立结构、恢复秩序的有效途径。有两句被广泛援引的话说“礼者禁于将然之前,法者断于已然之后”。据此可以说,礼就是制度化的伦理道德,是习惯法,礼法兼备,形成所谓“德主刑辅”的治国方式,夏商周三代行之有效。《礼记》中的《礼运》一篇,着重论述礼的精神。礼的系统中,时代渣滓其实不少,而超越时代的精髓其实只有一点:秩序精神。正如一句俗话所说:“有秩序而无自由,是可能的;无秩序而有自由,是不可能的。”秩序其实是自由的前提,而特定的秩序更是迫切需要等级制度即礼的制度。如《仪礼》等书主要涉及礼的形式,正如《周礼》主要涉及官制。《大戴礼记》虽然驳杂,但是其第四十二篇《礼三本》却对礼的精神颇有开启,值得一读:
   
   “礼有三本:天地者,性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焉生?无先祖焉出?无君师焉治?三者偏亡,无安之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宗事先祖,而宠君师,是礼之三本也。……郊止天子,社止诸侯,道及士大夫,所以别尊卑。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钜者钜,宜小者小也。凡礼始于脱,成于文,终于隆。故至备,情文俱尽;其次,情文佚兴;其下,复情以归太一。天地以合,四海以洽,日月以明,星辰以行,江河以流,万物以倡,好恶以节,喜怒以当,以为下则顺,以为上则明,万变不乱,贷之则丧。”
   
   礼的本原,是制度所依归,是人们能够取用的秩序精神;至于礼的时装,既然过时,不妨遗弃,或让它在自我调节的自然过程中逐渐变易。如果把礼的全部细节加起来,且拘泥不变,难免导致社会丧失自我调节能力,历史因素日渐积累,造成文明的尾大不掉。而礼的秩序精神其精要部分又是什么呢?礼崩乐坏的时刻从反面凸显了秩序精神的本质:节制。节制包含了文明与理性方面的考虑,而不单纯是本能与感性的方面,在双重作用下,礼的规范成为政治伦理方面的重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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