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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全球政府的几步震荡

《平定主权国家》
   Pacification of nation-states
   
   谢选骏
   Xie,Xuanjun

   第九章 大改组
   四,走向全球政府的几步震荡
   4. Turbulent path toward global government
   千百年来区域国家时代所形成的关于“民族”的概念,必须刷新。因为,新的全球文明的事实正无情地嵌入我们的视野:欧洲殖民体系的东线苏联已经瓦解,欧洲殖民体系的西线美国,是否也会步上欧洲和日本“空心化”的后尘呢?
   a,“平暴”的必要性
   a. The necessity of "pacification"
   现代主权国家,控制一切,垄断一切,主宰国民的全部生活,形成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强大机器,因此变得残暴不仁。
   全球政府,是作为这些残暴不仁的主权国家所造成的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平定者出现的,因此全球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铲除现代最大的暴力机构:主权国家。
   太平,只是主权国家造成的乱世里的苍白希望。在普鲁士王国的豢养下,哲学家康德提出了他的“永久和平”,当然这只能是军国主义的烟幕弹,所以普鲁士王国孵化了德意志帝国,德意志帝国又孵化了纳粹第三帝国,希特勒的鹰巢、狼穴、柏林地下室散尽的硝烟,成为康德永久和平的最生动注解。
   希望是动荡社会的一枝幻想花朵?不。它并不像媚俗的对象(愚人们)或媚雅的对象(智者们)想象的那么可人。如果“永久和平”真的来临,真的统治了这个被主权国家分裂成两百多块的“国际社会”,人门尤其是精力充沛和渴望活动的人们,将如何耗费精力、消磨意志呢?仅仅依靠体育运动和娱乐活动?这样虚幻的“太平盛世”岂不成了天大的牢房、养鸡场和动物园?成为无尽头的瘟疫策源地:疯牛病、禽流感、“非典型性的肺炎”。
   b,铲除主权国家的哲学
   b.The philosophy to eliminate nation─states
   要铲除残暴不仁的主权国家,必先铲除其哲学意识形态。
   “要简单的感情!”──这就是全球时代的内在呼声,是渴望全球共同体新生的呼声。这满怀着返真归朴的希望,可以挽回文明衰颓的趋势,可以消弭日趋复杂的情绪,并缓解越演越烈的国际冲突。飘浮无定的效忠、泛滥失节的爱心,因为无所归属而流于虚伪不真。感情的泛滥有如感情的枯渴,泛滥的外表掩盖了实际的枯竭,是同一事体的不同表现。
   文明的朽败,来自对文化积尘的尊崇。把文化的服饰偶像化,例如对主权国家及其偶像的“无限忠于”,是人性的堕落,可谓其患无穷。对社会习惯和文化成规的恪守或墨守──这是灾祸之因。道学先生们喋喋而言的“天理”和“人欲”──恰以颠倒的方程解释了衰亡之机。新儒家认为“人欲泛滥导致文明衰亡”。其实简单的人欲并非衰落之因,文明衰落的肇因是那种不断追求新奇怪巧的复杂感情,例如托洛茨基和毛泽东的“不断革命论”,其实也是这样一种感情。这配上政治口号与偏颇的嗜好,就会酿成自相冲突的体制,以致社会险象环生。
   新儒家的“天理”太空洞,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新儒家的“人欲”太具体,不是生命所能除灭的;看来惟有新儒家意义的“天理”和“人欲”的折衷,即我们这里所说的“简单的感情”,方能成就统一全球的使命。简单的感情向着一个目标,简单的感情泯灭了国家冲突的病灶。普遍的压抑会分化为“引力”及“斥力”,唯有“简单的感情”创造历史。
   c,全局的和平取决于融合集团
   c. Overall peace depends on the integrating groups
   如果排除了主权国家,那么在当今的世界上还有什么实体可以造就全球秩序?我们认为,是“融合集团”。马克思的“无产者”、尼采的“种姓”、斯宾格勒的“教族”、汤因比的“教会”以及当代的“跨国公司”、“国际财团”,都是融合集团的雏形。可惜马克思的无产者并没有联合起来,而是被民族所分裂,进而被主权国家消化掉了,成为“旧势力的复辟”。而对未来威胁最大的“恐怖组织”,却有可能演变成全球性的融合集团,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仅仅由少数几个国家中的少数派,来主导破坏行动。
   融合集团是全球范围的“选民”,而不是种族的附属品,不是文明的附属品,不是政治的附属品,不是经济的附属品。
   有两种性质的斗争可以测度融合集团:一种是谋利的战争,那是主权国家的特点;一种是文化的战争,那是融合集团的特点。前者把文明贬为吃饭手段,后者把吃饭变成文明手段。
   当然,融合集团要进驻某个主权国家而且是庞大的主权国家,还要通过“借尸还魂”的战略,质变之,形成“融合集团其实─主权国家其表”的特殊实体,从而完成对于主权国家的最后利用,然后消除之。在这个意义上,秦国的“客卿”制度,值得借鉴,根据司马迁《史记》的说法,甚至连秦王本人都是作为“客卿”、用“暗度陈仓”的战略(借腹怀胎),从赵国引进的。在某种意义上,古老的秦国其实是被新兴的战国客卿──融合集团,当作攻陷世界各国历史城池所借用的一把云梯罢了。
   和罗马帝国比较一下,罗马帝国虽然也通过授予罗马公民权的方式吸纳了不少“客卿”,但这些外来公民大多没有进入权力核心,相反受制于罗马的旧贵族势力。因为前期罗马帝国奉行的是元首制(Princeps,前30─后192年),保留元老院等“本土权力机构”(称为“民主制遗迹”或是“贵族制遗迹”都不准确),极大妨碍了国家一体化进程。直到212年,罗马帝国才授予境内所有自由民以公民权,而这是在117年帝国扩张到极限以后将近一百年之后才实现的。284─476年间,后期罗马帝国的君主制(Dominus)才形成,罗马本地人(相当于“秦人”)的政治垄断才彻底结束。313年《米兰敕令》才给予基督徒信仰自由,即真正实现了机会均等。相比之下,在中国,秦国并吞六国后虽然带来空前苛政,但对六国人只有政治歧视并无种族歧视,不仅因为中原“同文同种”,而且因为客卿即古代的融合集团主导了秦国政治,废除了本土(秦国当地,相当于罗马)贵族的特权。客卿集团的许多要员甚至国王本人(嬴政)都来自六国地区。这样一来,秦末起义虽然导致六国的复国,但国际融合集团势力已成,各个诸侯国在争霸战争中不得不纷纷败北。楚汉争霸的结果证明,汉王集团最富国际融合集团的特质,因此得以重演秦国故事,短短五年迅速平定天下。汉王集团后来虽然制定了“非刘氏不得称王”的规则,但融合集团气候已成,该集团后来策划剿灭吕氏,进而在“七王之乱”后协助削藩。这样,在罗马帝国花费了两百多年才得以完成的居民一体化工作,在中国二十年就完成了(前221年秦灭六国─前202年汉灭西楚霸王及各路诸侯)。
   秦国与罗马的上述差别,不仅得自不同的政治条件,而且得自不同的政治传统:例如,帮助商汤夺取天下的伊尹, 商王武丁的宰相傅说, 帮助周王夺取天下的吕尚(姜太公),都是秦国以前的著名客卿。“以客卿取天下”,是中国文明的特点之一。而身为客卿同时又透彻表达了客卿理论的,当属秦始皇的宰相李斯(?─前208)。他的作品就是著名的《谏逐客书》:
   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
   斯乃上书曰:“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
   “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求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纵,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纳,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悦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而然後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後宫,而骏马抉提〖“抉提”二字俱应为“马”旁〗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所以饰後宫、充下陈、娱心意、悦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後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①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②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向西,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
   “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之无危,不可得也。”
   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
   (①搏髀〖音“必”〗:拍着大腿打拍子。髀,大腿。②黔首:秦时对百姓的称呼。黔,黑色。首,头。)
   
   秦王因为收回“驱逐客卿”的成命,得以各个击破中原各国,征服所有的主权国家。透彻地说,为平定主权国家的统一事业而斗争,不仅是文明过度发展以后产生的变态行为,更应被理解为文明高度整合后必然产生的秩序需要。只有以文化为目的的战争,才能整合不同的利益和味觉,形成全球通用的尺度,并造就“后主权国家时代”的全球实体。
   其表现当然需要这样一个前提或背景:由于文化的发展,各种工具和机器使人们节省了大量的精力。在生存已获牢靠保证的情况下,许多过剩的精力需要合理安置……但是在主权国家的广泛扩张后,各个主权国家之间已经严丝合缝,再无任何缓冲余地可以游刃有余。这时,“需要摩擦和斗争”的人类好斗性,就不得不发展为“平定主权国家”的统一天下的运动,“书同文、车同轨”,就不仅作为一项基本的文化方式而且作为一项基本的生活方式被提上议事日程,不是“别出心裁的好大喜功”,而是“同呼吸共命运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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