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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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整合的文明历史经验

   《平定主权国家》
   Pacification of nation-states
   
   谢选骏
   Xie,Xuanjun

   
   第九章 大改组
   
   
   三,民族整合的文明历史经验
   3. Historical experiences of national integration
   
   “民族”是什么?文明创造者们手中的蜡团。即便从“民俗”学意义上着眼,也常常如此。今日的民俗,不正是昨日天才的遗迹?“民族意识”经常透过创造者们的“无意识过程”,形成了对民族生活的陶铸。
   
   1、民族不知民族意识为自己的工具,反而相信它就是自己的目的,且是最高的目的。这说明民族意识对于民族自己的深刻支配。
   
   2、民族意识从根本上确保和促进了民族生活的节律和形态。
   
   3,民族意识的载体是“文化阶层”,它不是握有一门技艺或专业知识的人,而是具有历史精神并能以此影响民族感情、指导民族生活的特殊“种姓”,文化阶层人数不多但能量极大,在社会生活中具有酵母般的作用。
   
   在中国历史上,士大夫阶层的文化作用,正如中东地区(或受中东影响的欧洲)的教士阶层,这个教士阶层,在近代欧洲演变为“知识分子”或“民族良心”。而现代中国的灾难就是由于士大夫阶层未能实现转型,结果造成中国上层社会的全部毁灭,整个社会沦为文化废墟。其最典型最触目惊心的事件发生在“文革”期间,而毁灭的机器就是“革命运动”。
   
   有一种观点认为“汉族基本上不是一个民族,而是多民族的集合体,南方人和北方人,东部人和西部人,甚至相邻的两个县,翻过一座山头,人民的习惯就完全不同”,因此汉族也可以被称作“汉字族”。所谓“中华文化”也就是多民族多文化的集合体,其长处在于对不同文化和民族拥有整合能力,善于使各种风俗文化习惯的人民在一起相处。正是由于这种“整合技术”曾经是先进的,所以中华民族的实体世界第一庞大。而这种混同性质的整合,正是欧洲文明所欠缺的。如果全球人类能够成为统一国家,那么起决定作用的将是中国文明,因为中国的统治术能够推动不同民族之间逐渐融合。……
   
   这种观点是一面之词,其最大的缺陷是反省的方向有误。中国文明,若不先行灭亡,成为游魂,经过现代化的改造和全球化的洗礼,则与现代世界无法兼容,谈何领导全球化?若然,自以为是,且愚昧地随声附和,岂不成为中国大地的痼疾?这里面似乎有一种趋近死亡的魔力,而不仅仅是“推动不同民族之间逐渐融合”,仿佛彻底的融合就是死亡。若然,谁只要踏上了这片土地,就不可救药地丧失了正义感:昨天他是绿的,今天他是红的,明天他成了黑的,但他永远是“正义”的,他不仅欺人,而且自欺。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伪善的东西了,甚至大大超过德国人嘴里常常提到的“盎格鲁•萨克逊人式的虚伪”……毕竟这些欧洲小邦的几百年经历,怎能同中国式的驯化相提并论呢?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仍然服事于殷”,大概真是全球第一。与如此庄严的政治承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小民的缺心少肺”;与中国政治的包罗万象形成奇异反差的是中国生活的断烂不全……不幸或幸运地活在这片人海中的个性,一定会情不自禁地反问:“我是谁?”
   
   一个民族,只有当他与其他民族处于激烈竞争中,在共同对外的压力下,才真是一个民族,才具备了民族的要素。每当一个民族与他族和平共处、与世无争,民族特性就会消失。“语言学的共同语言”基于“心理学的共同语言”,“社会生活的共同语言”基于“精神生活的共同语言”,而没有精神上的共同语言,肉体上的共同语言无异于动物的吼叫。忏悔永远发自个人的灵魂,民族是不会进行反省的。“民族性的反省”,那只是少数以民族为己任的狂妄心灵,所进行的越俎代庖,是侵略性的“自我反省”。所谓“全民族共忏悔”的说法,是语无伦次的矫情,宛如杀人凶手要受害者和他一起悔改。故意混淆“Sin”和“Crime”正常界限,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看家本领?
   
   在把个人意志强加给民族的意义上,有两类天才,一类是当民族充满团结精神时兴起的天才,一类是当民族发生内在分裂时崛起的天才。前者被目为政治家和挽救者,后者被叫做精神创造者(思想、艺术、宗教等方面)和民族灾难的标记。奇妙的是,前者常会出现在民族形势并不有利的时刻,后者反倒在民族的盛世开始发生时崭露头角。“盛世”露出衰落的徵兆并不希奇,由盛趋衰的转折点就会出现“文化巨人”,这些人的活动一方面促进了文明的发展,另方面加剧了民族的内在分化。而民族形势并不有利的时刻,常常也是否极而泰的枢纽,结果无意激活了团队精神。所以一个民族的力量,是无法用唯物主义的标准加以测定的。正如现有的生产能力,并不是一个国家内在力量的主要标志,否则就无法解释富国何以变穷或是穷国何以变富。民族的力量,来自团结合作的精神可以获利;而民族衰弱的主要表徵即在于内斗分裂可以获利。因为分裂而获利,是对乱党的奖赏,如此引来的社会动乱是无法用强制手段加以消除的,而滥用暴力手段医治内乱,只能进一步恶化危机。崇尚暴力解决的独夫之所以得势,是因为戕害民族肌体的恶行成了他登基的前提。社会分裂状态是文明分化的恶果,而不是由于掌权主事者的暴力程度不够;所以适时的“分而治之”,远比“强迫统一”来得高明。秦始皇所以失败就是过度依赖暴力,而汉朝成功的秘诀就在于提升了社会自治的程度,在政治领域运用了“顺势疗法”。可见社会分化只要不导致暴力行为,对于文明的生长、力量的凝聚,不仅可以接受,甚至完全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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