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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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无产者、种姓、教族、教会

   《平定主权国家》
   Pacification of nation-states
   
   谢选骏
   Xie,Xuanjun

   
   
   
   第九章 大改组
   
   二,无产者、种姓、教族、教会
   2. Proletarian, Caste, Religious Grouping, Church
   
   以前的迷信告诉我们:同操一种语言的、有着相似文化背景和历史起源的居民,才可以被视为一种“民族”。它的补充规定是:民族成员还要在自然地理或政治地理上的互相接近和精神生活方面的互相凝集。可是,全球化的发展迟早会将这种陈旧的观念远远甩到自己的身后,现在的人们,用手机和远在天边的伙伴喋喋不休,对周遭的肉体却熟视无睹、置若罔闻,人群和民族已经明显地分裂为小块、再小块,主权国家的旧瓶已经不能再装全球时代的新酒了。
   
   种族主义是不对的。因为它只从或主要从人的外部特征或生物特征区别人们,即使种族主义还包括了一般意义的心理特征,但从种族角度去寻求人类命运或文明秘密的努力,也正如从阶级角度和从主权国家的角度去寻求人类命运或文明秘密的努力一样,也注定一再落空。
   
   民族主义是不对的。因为它只从或主要从人的行为特征或社会特征区分人们,即使民族主义包括了一般意义的社会特征,从社会角度去建立某种持久架构,也是转瞬即逝的;即便民族主义者自称找出了长生不老的要素也是枉然。
   
   国家主义是不对的。因为它把“国家”这个人造形式视为某种本质,圣经的《撒母耳记》早就斥责过这一谬误了。把国家这个工具视为堂而皇之的偶像,其危险性在于,把非本质的东西本质化了,从而毒害了人的命运。事实表明,在现代人类十几万年的生活历程中,国家的存在还不到一万年。而这个一万年的价值到底何在还是众说纷纭的事。
   
   就宇宙的即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的发展而言,一个高级的国家形式,远远不及一个低级的灵魂来得重要,因为国家无非是肉体的集合,而且是拙劣的、经常是伤天害理的集合。同理,任何国家的生活,也无法超越天文、地理、生命的法则,正如任何文明的规律无非灵魂的或是“基因”的派生物。
   
   社会主义是不对的。因为它把不同质的存在例如形形色色的个人和形形色色的生活,拔到或贬到同等的高度,这样,人为的平衡是达到了,但社会发展却被阻止了,生命因此死掉了。生命发展的前提就是竞争以及不平衡,哪里实现了社会主义,哪里的发展潜力就没有了,“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真正的死亡与丧失发展的主义”。有人说,以前的苏联集团并未实行“真正的社会主义”。这是对的;因为那个集团还在发展,没有丧尽一切活力。就此而言,还是应该为这些虚假的社会主义制度鸣锣开道。若是它们真的成了“社会主义”的,那就真的没有活力了,如北欧国家那样。而丧失活力就是腐化的开始、万恶的渊薮。
   
   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社会主义的共同毛病,就在于它们的狭隘性,它们不合时宜,请看今日的世界:种族已经混杂,种族特征消失,种族主义即使再度抬头,但不复具有世界历史的积极功能。民族呢?也越来越失去自己的传统及特性,不论发达或不发达国家,民族的意义日益模糊不清,民族主义成为一小撮别有用心者的宣传口号,因为作为单元的民族,早已被阶级、宗教所分裂,国家主义的花花理想,迫不得已让位给“党天下”和“政治正确主义”“平权法案”的单调现实。这是一个地球范围的世界,这是一个国际融汇的时代,在新的动力不断驱策下,现有的种族、国家、民族、社团的界限将进一步打破,固守它们既不可能,也无意义。社会主义只是注意到一个社会内部的自治自足,社会主义者们对于不同社会之间的关系,对其怎样才能既保持有益的竞争、又避免有害的战争等问题,完全缺乏看法和解决办法,甚至未能集中必要的注意力。而历史的经验则说,某社会一旦解决了它的主要社会难题,马上就会感到身轻如燕,情不自禁地要向外伸手、汲汲于扩张政策。亚述、马其顿、秦国、罗马、蒙古、英国、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美利坚合众国──它们的历史都充分表明了这一共同点。
   
   另一方面,一个社会若不从其它社会那里获取某种形式的可观“剥削”,就无法真正维持它内部的福利政策。有如对一群没有觉醒也不想得救的人民强行“解放”,是注定会演变成更深的奴役状态的,仿佛“揠苗助长”。“人不自救则无药可救”,对暮气沉沉的病夫而言,“安逸”才是最宝贵的。为了“安居乐业”他们可以忍受任何牺牲,可以接受任何苛刻条件。除了安居乐业,他们唯一的奢求就是“希望工程”,只求不在他人面前丢脸,最好还能稍稍出人头地。对这些安静吃草的羊群来说,差强人意的救助不啻外加的酷刑。他们本无获救的愿望,也不觉活在罪恶和受苦中。如此一来,多余的干涉反而提示了他们的苦难。为什么要去打破这些安居者的迷梦呢?为什么要把光与热浪费在拒绝者的身上?为什么要把另外的属性强行粘给他们?
   
   马克思的“无产者”、尼采的“种姓”、斯宾格勒的“教族”、汤因比的“教会”,这四者具有实际的相似性,作为一种新的“选民”,不仅是犹太式的部落宗教的“选民”,而且是伊斯兰式的世界信仰的“选民”,尽管犹太教徒和伊斯兰教徒这二者都是“闪族的”。
   
   尼采的思想被希特勒在混淆下夸张了,结果“一个新的种姓”被解释为“一个新的种族”,优秀人物被等同于德意志民族,这种误解的荒谬贯穿在所有政治领域。例如,“新的统治种姓”在社会学上可行,在生物学上也成立,可是“新的统治种族”(如特殊的德意志民族)在生物学上是不可能的,在社会学上是没有功能的。举一个例子:两河流域种族统治的典型是亚述帝国,其强劲崛起和迅速覆灭无疑给西亚各族留下极度震惊,甚至在《旧约》也留下了印记。突出一神论的《先知书》并非偶然出现,而是强调因信称义:“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就是基尼人,基尼洗人,甲摩尼人,赫人,比利洗人,利乏音人,亚摩利人,迦南人,革迦撒人,耶布斯人之地。”(《创世记》15:18─21)经过一千多年的混乱的外部入主,闪族人再度崛起,但亚述的种族统治终于让位给了阿拉伯的信仰统治;而种族统治和信仰统治之间的过渡形态有迦勒底型、波斯型、马其顿型、萨珊型等等。
   
   对于教族来说,信仰是一切文化的核心和种子,离却了信仰的文化,只是“知识”,充其量只是“学问”,对信仰者来说,单纯的知识与学问,犹如是脱离了生命的碎片。文明不是静态存在,“文明”甚至不是纯粹的名词,而暗示某种萌动或影响,具有相对的动态性。任何一种文明,不论其建筑如何雄伟、基石多么广大,其最初前提总是建立在这样或那样的“信念”之上,它并不能无止境地回答“为什么”,尤其无法用“科学”的方法或“实证”的材料确切无疑地回答这些“为什么”。无产者、种姓、教族、教会,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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