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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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者的书如何写就

   《平定主权国家》
   Pacification of nation-states
   
   谢选骏
   Xie,Xuanjun

   
   第七章 胜利者
   Chapter Seven The Victor
   
   
   
   
   七,胜利者的书如何写就
   7. How is the book of the victor written
   
   全球政府出现的时机,就是厌战已经成为全球公民的共同心愿的时候。那时,结束全球无政府状态和战争恐怖的人,将被视为解放者和胜利者。全球公民应该同情这样的胜利者而不是同情对立的失败者,同时,对胜利者的外在谄媚和屈从,应该转化为内在的敬仰和效忠。新的中国人也就是全球公民也将学会不是利用胜利者,而是与胜利者同心同德,不仅要遵循“追随强者”这一生命道德,且要在这一道德的基础上形成坚忍不拔的种族本能──新的本能后面,一个青年中国正在历史舞台的幕旁跃跃欲试……他们一反司马迁以来的陋习,而恢复了孔子之前的道德,当权的桀纣不应受到赞美,而在野的商汤文武却应该受到赞扬。对于失败了人与事,不该给予艺术的同情甚至寄托滥情和牵强附会,而应给予生命批判并寄托道德褒贬,以形成新的习惯法。
   
   培养这样尊敬胜利而不是尊敬权势的良好习惯,显然需要时日,胜利的开拓需要时间的浇灌,胜利的巩固需要空间的浸润。胜利给时间灌注了超常的意义,如果胜利无望,时间岂非一个苍白的幻影?时间因此只是胜者的俘虏?尽管人世的残酷真理告诉我们:权势高于一切,既创造了哲学及其观念,也改变了时间及其偶像。但是权势之上的胜利却道破了真相:胜利的果子从来不是甜美的,顶多只是酸甜酸甜的,也许还带了点辛辣的味道。──而且胜利会变质,即使它曾经令人肃然起敬。胜利,从来不会是“全盘的”或“彻底的”,即使“全球胜利”也罢。“全盘”“彻底”这类煽动意味十足的形容词,重在激发有用的热情,而非描述实况。胜利其实意味着妥协,意味着某种程度或某种形式的“和光同尘”,对理想家来说,这诚然包含了苦痛和幻灭,但若拒绝妥协的胜利而要坚贞的失败,奉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方针,也就实际上拒绝了胜利。理想家成为不负责任的代词!他们竟把个人的爱好强加在全球命运的头上?他们竟把文学的趣味与天命的热忱混同起来?胜利者不是这等偏执狂,他不愿独抱原则默默死去,让伤感的后人来凭吊他的废墟:他的生命不在后人的眼泪中,他的生命灌注在历史事变的微妙处,他因此不能放松对于潮流的把握。
   
   为什么历史偏袒胜利者?仅仅因为“历史是胜利者写的”?并不全然。因为在历史的偏袒中,还深深埋藏着被征服者们对胜利者的深深敬畏,如此一来,即使失败者们撰写的历史也不再真实。“圣之时者”的地位,预示胜利的果子常常暗藏衰败的种子!只等松动的时刻刚一冒头,它就无情地发芽滋生了。尽管人民同情失败者,借以发泄他们对胜利者的忌妒和不满,但毕竟,人民的潜意识还是认定胜利者“到底是正义的化身”。所谓“英明的判断”,那是事后的评价;所谓“对情况的把握”、“知根知底”,也并非万灵的符咒,它们的意思仅仅在于“只需要少冒一些风险”。但决策就意味着冒险,决策中暗含的冒险性只有程度上的大小。未来的世界,需要一群虔诚的人,不怕冒险甚至乐于冒险:他们可以埋葬主义,同时抛弃玩世不恭,撕去生活的帷幕,面对浩荡云海、吹起天籁、进军宇宙……他们知道胜利没有保证,而胜利成果也无从保鲜,因为历史不仅没有目的,也没有终止,像一个没有规则的硕大棋局,摇曳动荡,永无定案的一天。
   
   “在伟大的胜利之后,敌人将进入我们内部来与我们战斗,并从内部来腐蚀我们。”──这既不是一个内战的信号,也不是一个可笑的误解。实际情况并不在于敌人的混入,而在于自我的分化。什么是敌人?什么是敌我关系?敌人就是历史力量的一种分化形式(我们自己是另一种),敌我关系是历史力量之间的一种抗衡。也就是说,敌我关系只是一种表现形式,其实质却在历史力量的分化会演。所谓胜利是指“敌我双方中的一方之消灭或失势”,在此种事变之后,历史力量不会停顿,而是以其它形式继续演出,行动场所转移了,新的敌我关系已转移到“我们内部”。
   
   在苏联势力咄咄逼人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们曾经绝望地思考:“也许这就是新的罗马帝国?中国已经被它灭亡,几百年都没有出头的日子。”但后来转念一想:“不要紧,即使如此我们也可以进入罗马帝国内部和它战斗,直到它终于垮台。”事实上,日耳曼人就是这么干的。而一千多年前的中国,也正是凭借相似的信念,先后从佛教的影响和蒙古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终于赢得了新的春节。但头脑清楚的人都知道,这个“敌”已经不再是过去的“敌”,这时的“我”亦非过去之“我”──作为各自的存在,他们已是风马牛而不相及,但作为历史力量的表现形式来说,不妨视为一脉相承。
   
   超出现行国际关系而着眼于未来全球格局,只有某种“世界性的民族文化”才有希望整合全球并统治世界,类似古代的希腊文化或是中国文化。换言之,若无民族性作为全球性的内在支撑,这世界性文化就无法贡献自己于全球历史。但如果它的“民族性”彻底压倒了它的“世界性”,从而沦为一种“民族主义”的话,那岂不会引起其他民族的世界性抵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个神奇的声音仿佛在说:“世界群雄并起,先得我书者胜。”(1982年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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