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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是无法培养的

   《平定主权国家》
   Pacification of nation-states
   
   谢选骏
   Xie,Xuanjun

   
   
   
   第七章 胜利者
   Chapter Seven The Victor
   
   
   
   二,领袖是无法培养的
   2. Leaders are not made
   
   斯宾格勒说得不对,领袖不可能像他所说那样是被训练或被培养出来的,领袖只能是“自然形成”的;是大自然偶然造就了命运之子。尤其“伟大的领袖”,难有继承人,否则非死即伤,非痴即愚。不仅开国领袖,就是某个教派的领袖,其实际继承人往往倒是他的敌人或阴谋篡位者,只是在这些蛀虫的卵翼下,慢慢才可能出现较为稳定的继承系统和政治传统。领袖的出现和繁衍,其实遵循着不同的规则甚至造成了双重标准和双重现象:一方面,他本人是“坦荡无私”的自然之子,另方面他却需要用阴谋的人工方法,去训练、培养、制造出一批他的目标所需要的臣民,恰如牧人选择狗和羊的良种那样。如果天才领袖本人就是被训练和被培养出来的,那么请教一下:到底谁在肩负这至高无上的“教育使命”呢?“帝师”─“王者师”吗?笑话,那只是现代“智囊”一类的摆设或咨询机构,因为真正的帝师,除了上帝或是自然以外显然无人能够。那么“传统”是否可以充任“王者师”呢?我们不要忘记,“传统”与领袖的天性往往并不相宜,因此他往往是“传统”的反面因素。
   
   从反面的角度看,党徒的作用往往类似传统,经常帮倒忙,具有反过来支配领袖的潜在危险。即使是强有力的主宰意志,也难免受到党徒的胁迫和影响,甚至成为宫廷阴谋的牺牲品。因此在一个封闭的政治结构中,不是党徒选择领袖,而是领袖必须学会选择党徒。选择党徒是一个领袖首先的考试,不能通过这一考试的人,往往被自己身边的伙伴出卖。为了避免未来的麻烦,领袖不仅需要色调一致的人们,尤其需要忠实可靠的人。如果一个领袖准备改变自己的战略目标甚至背弃初衷,他的第一着险棋就是毫不留情地“清党”(类似于“清理阶级队伍”)。否则,忠实的老党员就会向这个“极端个人主义者”开战,迫使他走向失败的深渊。恺撒就是这么被理想主义者们干掉的,所以他的继子屋大维(Octavian Augustus Caesar,前63─后14年)就不再招募独立的人才,而只要效忠的奴才。在二十世纪的政治过程中,列宁和斯大林的关系也可以做类似的比较。显然,二十世纪的人民革命(无论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的、纳粹主义的、毛泽东思想的、还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最终都以个人崇拜代替了党性原则,就是由上述“领袖选择党徒”的“逆向民主制”决定的。这个制度还用“苏维埃”、“人民代表制”来推广“政府选择人民”的做法,作为“人民当家做主的真正民主”去和代议制争夺国际舆论的支持。
   
   这种做法其实十分符合人性,古代英雄项羽说秦嬴政(前259─前210年)“彼可取而代也”,幼年的亚历山大就幻想成为阿基里斯一样的英雄。……这些美而虚幻、狂放而不着边际的思想一直激励他们不断冲向前去……然而有一天,历史突然发生了戏剧性变化,他们终于得以落实了早年的英雄迷梦……那样奇妙的历史并不遥远,它一再重演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无法以成败而论的是英雄,因为成败和英雄之间毫无因果关系。英雄是一种是与生俱来的气质,是无法通过人为的标准予以检验的 “天品”。
   
   我曾经以陈胜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史记·陈涉世家》记载其言论有:“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苟富贵,无相忘”、“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刘邦的“大丈夫当如是也”(《史记·高祖本纪》:“高祖常繇咸阳,纵观,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项羽的“彼可取而代也”(《史记·项羽本纪》:“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虽吴中子弟皆已惮籍矣。”)三句话代表三种人格,让我的女儿来猜测三人的成败。结果小女竟然猜中刘邦胜而陈、项败。她在纽约读中学,对中国历史极为陌生。我问她何以知其然?她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只是小人物争取权力的欲望,最多位极人臣,无法君临天下。(验之“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苟富贵,无相忘”、“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等,确然。)“彼可取而代也”有独裁帝王之志,可是却以对方(秦始皇)为参照系,以“取代”为目标,不免受到掣肘甚至封顶,无法超越对方。“大丈夫当如是也”虽然粗鄙贪婪,但只求目的、不择手段,可以任何耍弄领袖权力。我不得不承认她的“Common sense”有理,也许两千年前,正是这种普通人的普遍感觉造就了刘邦的胜利?
   
   一个开创者如果只对历史作狭隘的理解,即便是深刻而独到的理解,那么他的事业就只能享祚短暂,尽管可能是辉煌的和崇高的。他既然把历史简单化了,历史也就把他作为一个变数而非恒数来处理了,这种根本意义的“报应”大概是丝毫不爽的。例如希特勒(Adolf Hitler,1889─1945)作为极端的达尔文主义者片面强调了(作为阶级斗争翻版的)种族斗争的观念,于是所谓“消灭劣等民族”(如同“消灭地主资产阶级”)的闹剧就此开场了。结果被消灭的不是劣等种族,而是纳粹自己;正如在社会主义国家,资产阶级后来以共产党的形式更大规模地发展了起来,远远超过“无产阶级革命”以前。由此可见,实际支配权力的、具有深刻政治本能的领袖,如果他真的准备完成集团性的使命,他虎视眈眈注视的并非理论,而是宣传和欺骗。他所真正关心的不是文字和理想,而是权力与现实。希特勒在战争后期兵员奇缺的情况下,被人要求动员妇女出来工作,可是他说,“为了胜利而牺牲我们宝贵的理想,这个代价太高了。”从而拒绝了这个挽回颓势的建议,所以他只能失败,只能作为旧欧洲小邦贵族的最后一人,而不能作为新全球超级大国的最初一人,载入史册。
   
   一种较能体现政治现实的理论,在一个充满危机并急需改革的时代,却号召牺牲或至少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试问这样“真实的理论”,能够博取多数人的支持与皈依吗?一个政治家面临的局面越是复杂与困难,他就越有必要依赖“宣传”,而非“理论”。明显可见,希特勒理论的必然结果就是使得多数国家对德国产生敌意,这样只能制造阻力而非克服阻力。相比之下,斯大林就比他狡诈,用“解放”的名义控制东欧和远东,轻而易举地攫取了希特勒征服的胜利成果。实际上是希特勒缔造的权力真空造就了美苏这两个超级大国,这表明他一度离胜利多么接近。但希特勒不是那种富于特色的政治家──我指的是那些拯救危机、扭亏为盈、决定或影响未来数百年历史潮流的人。拿中国的例子相比,希特勒更接近项羽(前233─前202年)而不是刘邦(前256─前195年),他的暴行和意气用事,他的贵族遗风甚至和美人一同自杀的情节,都与项羽惊人的相似……而更能迷惑人的刘邦就不同了,那往往需要独具慧眼的阴狠、独出心裁的随机应变,而临时改变战术目标和永远不改战略野心,才恰恰是“奉天承运”、“合乎历史需要”的同义语。这“借力使力”的无赖行为一方面来自他的性格与本能,另方面又得之于他的“缺乏理想”。缺乏理想的积极功能,就在于避免了束手束脚,被以往历史所限制。项羽式的理解狭隘,诚然能提供某种因狭隘而变得强大的力量,但并不足以塑造未来若干世纪的“人类生活的主流”。狭隘的方向性及其狭隘的理解,自趋枯竭,越走越窄,迫使理想主义的力量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中消耗殆尽。所谓“人类生活的主流”一词,暗指“被排除这种生活之外或执意不加入这一生活者,就不再属于人类,而成为一些不足挂齿的侠客、鸡零狗碎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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