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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是“红区文化”的顶峰
·另类的游击战争
·赵本山的尔虞我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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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之轮

   《平定主权国家》
   Pacification of nation-states
   
   谢选骏
   Xie,Xuanjun

   
   
   
   第六章 哲学王者
   Chapter Six The Philosopher King
   
   
   
   
   四,哲学之轮
   4. The wheel of philosophy
   
   谁能驱驶着哲学之轮,坦然走向世纪末?哲学并不能力挽狂澜,但可以减缓人的焦虑,使人以更好的竞技状态去适应这个他自己造出来的世界。所以,大凡能够安然死去的人,除了白痴,都是某种“世界观”使然。
   
   哲学思辨的黄金时代,往往也是社会混乱的铁血时代,这一“黄金─铁血”的律是互为补充的。而专制制度就成了虚无主义世界观(或“禅宗心态”) 的孪生子。失去了的社会自由,就靠内心自由来补助。这样一来,虚无不再只是人们对浑沌的认识,而是人们对恐惧的忘怀。难怪一个人越接近死亡,就越是需要虚无主义,一个民族越是苍老,就越是善用虚无主义的辞令与逻辑来搜罗相关事实,为自己的末日寻找合理化的解释:“但愿我没有出生过”、“我现在已经死了”──这不是“哲学的消极作用”,而是沟通生死、走向未来的法门。如此,我们可对一切哲学抱有深切的同情、同感甚至同意。我们不仅理解其来由,且理解其苦衷、其希望、其功能。我们确认它们在历史中的地位,但是它们体现的只是历史的回音……而不是历史本身。
   
   上述观念并非透过学习,而是透过宽容的禀赋获得。我曾在《周易》的序卦即卦象排列中找到了它的最好的表现形式,从此,研究《周易》并以易学为心建立新的哲学就不是一项文化认同上的选择,而成了一个命中注定的皈依。“时”,成了“象”的依托,正如海纳百川成了舟的依托。人就以象渡过时,以达彼岸。
   
   在宇宙爆炸的超光速膨胀中,也生成并回荡着“春─夏─秋─冬”的节律。宇宙大春秋,轮回小冬夏,一切都是瞬息的,一切瞬息又都是永恒的。我们所目睹的“诞生过程”,在我们实际看到它的之前很久很久,不是就已经实际消失了吗?距离使人迟到也使人因为迟到而进入了永恒!我们捕捉了早已逝去的神秘时分。例如,当我们看到一个星系诞生时,那星系可能已经陨灭了数亿年之久──难道我们不是进入了永恒?死者的光辉仿佛逆行,列阵进入我们的视网膜。难道我们看到的仅仅是“自己的视像”?或是“那物对我们的视觉系统所实施的打击”?真的,如果没有个体意识的诞生,宇宙万物的诞生都是徒然的。
   
   自然在人们身上流过,把人碾得满脸皱折、粉身碎骨。时间具有人所不解的神秘性,它绝对控制你,你却对它无可奈何。科学使人认识时间却无法使人摆脱时间,而“上帝”经常被人理解为时间的显现。人除了醉生梦死,别无选择。艺术是醉生,哲学是梦死。
   
   根据人性,现代的宇宙理论如天体物理学,不得不把未来的人们驱逐到一系列新的世界观及其信仰体系的慰藉中。在新的经验、观察、理论、科学的极限外,神秘的异象还是会兴起。哪怕这仅仅是为了镇定人们的惶惑之情!正如,过去的神话与宗教洞天曾经喝止人类神经的痉挛。科学越宏大,则人们透过科学之镜而观察到的自然之象也就越宏大,人们就越是觉得自己渺小而越发恐惧、痉挛,这样人们需要从自然之象中获取的信仰就越是雄厚,而不是相反。
   
   事物的滋味,不嚼碎该事物,体味不出;“认识”某物,意味着破毁该物。这就是“观察”与“理论”的关系?这就是“分析”与“总结”的后果?“牙齿”对认识的主体而言兴许是必要的工具,但对于受到认识的对象则是难逃的灾星──这里面何来“统一的客观规律”之有?
   
   况且,人类每发现一个事物,马上就继承了该物与世界的关系中的所有问题,于是一个发现立刻就给人类(而不是“类人”)的心智添上了十个疑团!作为一种生物,人原来不以认识世界为目的,但可怜却不得不背负认识世界的重担。生存本来是骑在认识的背上的,结果认识反过来骑在生存的背上。──“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道术言语的分配过程,把浑一的世界劈裂了,于是有了必然论与偶然论、唯物论与唯心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争执。甚至一个思想体系本身,也要被分割为“体”“用”二端,即它的精神实质和为当时当地的传播而制造的说服手段。至于什么构成“体”,什么只是“用”,又见仁见智无一定之规,要以接受者的判断为转移。由此看来,要知道一位思想家到底在说什么,真的很难! “最客观的”大概要算作者的意图吧?但作者的意图往往并不切于读者的需要,结果作者设计的“用”,却在传播过程中莫名其妙地变为“体”:社会需要就如此创造了“体用易位”,并为理论工作者和大学教授们提供了许多就业机会。
   
   然而在这样的混乱中我们看到了:不是“知识有必要服从信仰”,而是“知识一直在服从信仰”。尽管历来有两种论调在打架:一谓“知识必须服从信仰”,一谓“信仰必须服从知识”。这里孰是孰非?千古没有定论。而谢选骏则希望告诉大家:“一切的归宿都是历史,一切的鉴镜都是历史,一切标准说到底落实在历史的兴利除弊。”
   
   一般说来,文明兴起必伴随新的信仰、宗教、化育而起,新的宗教常常要求知识服从自己,“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箴言》1:7)新的信仰与知识并不矛盾,新的信仰是在科学知识的更新刺激下获得了表达形式。此前的文明没落时刻,知识已堕入黄昏的大海,新的知识如不服从信仰,就无法跟随信仰的朝阳一同升起。信仰挽回文明的没落,把毁灭与焚烧,变成播种与锄草。
   
   文明扩张的力量,使信仰破灭;人民因此懂得自己的力量,就抛弃了迷信,开始了僭妄──人很难在迷信和僭妄之间保持中立、取得平衡。斯时由于社会政治上升阶段,信仰的毁灭似乎无足轻重,知识的扩张导致旧的信仰破裂,毕竟落伍的宗教已被人厌弃,新宗教又未能应运而生,故乱由此起。因此健康的文明必然在知识和信仰之间建立协调的关系,尤其在文明较为脆弱的时刻甚至需要“知识服从信仰”,就像人们生病的时候需要“性趣服从医嘱”。核子武器的发明、公害的盛行都在在提醒人们注意,在病态严重的社会里,知识确实需要尊重信仰和道德。否则社会文明的崩坏迟早会反弹回来,瓦解知识的基础。
   
   1,有时,“反知识”可以作为“知识的更高状态”,因为破除了偏见陋见,知识尤其是真知才脱颖而出,“真知”常常体现为“反知识”。
   
   2,现有“知识结构”的崩溃,并不意味着知识总量的减少或毁坏,而是意味着知识的更新、新结构的酝酿。
   
   3,如果上述两点可以构成一条“规律”,则个人如此,文明的结构亦然。现存结构的解体是新结构的诞生伊始,因为人们最终离不开结构。
   
   如此,则新的哲学家充满“非理性精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过于僵死。因为历史本身就是流动的,不可理喻的。理性在神秘的流动面前常常是苍白无力的,既不能解释历史;复不能操纵历史。而生命所能感受的真理无非就是:唯有历史的流动之轮,方能“正确无误”地呈现自己并在呈现中解释自己,别的附注是无济于事的。
   
   新的哲学不是生活的解说员,它的彖辞不是将支离破碎的生活景象说给困惑的大众听取的报告。哲学从不讲解寻常的生活,它只偏爱危机,它是危机关头的孤灯。如果说,日常生活还是受到理性的支配并充满节制的美德,但危机却不是如此;危机受到非理性的历史流动的支配,并被狂乱而连锁的举措给推动,直到送入任何人也不曾梦见过的深渊。即使有人曾经梦见悲惨的结局,也收不住奔向灾难的脚步、逃不脱自己预见的灭顶之灾,因为支配这一切的是“非理性”的,理性精神只是装饰。例如,要使人们从“非理性的危机”中解脱出来,就需要某种更崇高、更热烈、更固执的非理性。
   
   新的哲学从来都启动于纯净意义的宗教情感,哲学家的生命就是为了追寻神明的迹象。让历史为他的诞生和死亡而欢快吧!那意味世界进程的强力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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