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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政府论》第四十二章


   第四部 中国模式
   Part IV Chinese Model
   第四十二章 尚书经典整合全球

   Chapter Forty-two Global Integration by “Documents of the Elder(Shangshu)”
   一,孔子毫不掩饰地追求权力
   1. Confucius openly pursued power
   “新世界秩序:礼制的天下统治”:这是我1975年5月间写下的思考主题。当时,促使我得出这一结论的,是1974年开始阅读的《四书五经》,还有一本1974年出版的《地主资产阶级先验论唯心论资料选辑》,上面“供批判用”的两百页中外思想家们的只言片语,却扣开了封闭时代的心灵城府。《资料选缉》里面,天才的梅毒患者尼采所提出的一个问题特别引起我的兴趣:“伟大的世界统治已经临近,它的原则尚付阙如。”我好像突然明白了:欧洲文明已经无法为自己负责,无法提出自己的出路和进一步的原则;换言之,世界历史的重担即将转移或已经转移到新的肩负者身上了。十七年之后,苏联解体;解密的资料显示影响二十世纪最深的政治人物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列宁)生前也是梅毒患者,而梅毒在破坏患者脑部神经导致其疯狂和瘫痪的前夕,也往往让患者体现出天才的闪光。
   1974年,中国正处在山沟里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统治下。当时我写下了七条思考提纲:
   (一)我们这时代的需要是什么?趋势是什么?天命是什么?
   (二)世界现状:普遍的国际无政府状态,诸如:国际战争、能源危机、资源掠夺、粮食危机、环境污染、军备竟赛、贫富分化、暴力劫持、间谍活动、欺诈谋杀……
   (三)这种状态的前景,有无妥协、商讨与谈判解决问题之可能?根本的解决办法是什么?
   (四)世界大战及国家间竞争味着什么?大国争霸的可能结局。
   (五)世界近代史的基本趋向、它的展望与对我们的意义。
   (六)世界能统一吗?统一的利弊。统一的不可避免性。
   (七)世界在何种基础上统一?是霸道还是王道?是暴力的强制还是礼制的秩序?
   在这几条思考提纲的引导下,我从《五经》(易、书、诗、礼、春秋)研究入手,为世界的未来寻求答案,寻求破解社会主义魔术的思想资源。我发现,中国的哲学与历史,其关注焦点不同于欧洲,完全是以“社会的治理”的中心的。甚至连中国的经学史,也不同于其他文明通常的神话主题,而是表现政治与王道。“中国的孔夫子、罗马帝国、拿破仑、教皇,当这些人同时将目光扫向世界,并且毫不掩饰地追求权力的时候”(尼采《权力意志》129),我们理解了:真正的礼制精神应在王者的典籍《书经》中去寻找,而不是在士大夫的典籍《礼记》中去寻找。据考证,先秦的宫廷礼仪已经失传,现存的四部礼书,《礼记》、《仪礼》、《周礼》、《大戴礼》所载之仪礼内容,都属士大夫礼,而非王者之礼。
   先秦文明的礼教乃是政治文明的高度体现,礼教精神所展现的《书经》,进而可以逐鹿中原,退而可以长久治安。我们当然理解,在全球时代的整个格局中,《书经》提示了中国文明的特质并展示其使命具有普世意义,而对直接构成未来世界的政治理论,作用并不是很大。《书经》的价值在于,它不是抽象的政治学,而是具体的政治实践,因此它所提供的社会政治原则,翔实而完备,既古老,又常新,在在击中人性的要害。《书经》不多意识形态的鼓噪,却充满经验的恳谈与政治的技巧,可谓“纯净”。很显然,这是由权力的最高当局发布并为最高统治阶层保存、参阅和效法的秘籍,所以极少宣传性。
   《书经》是提供内在的精神原则的,和它相比,《礼记》可说是提供外在的社会规范的。《礼记》的“理想”,作为社会规范,更多意识形态,是宣传品。内在精神是留待少数有“德”者去体认与把握的,在《书经》、《礼记》以下,《仪礼》则是提供形式规矩的,等次更为基础性。按照“等级”的要义,《书经》是给王看的,《礼记》是给贵族看的,《仪礼》则是给士绅看的。古代中国没有一部可供大众阅读的经书,这也许可以部分地解释,何以现代中国在大众社会潮流的冲击下,始终再难整合即所谓“实现现代化”,而始终面临“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僵局。这一表现后面的文明原因仿佛告诉我们:平定主权国家、创立全球政府(中国文明整合全球)的运动,需要一部大众经典,一部“十三经”那样的新版,以延续并发扬心史与道统。
   在我的理解中,受命于天然后以天命莅临世界的“尚书经─历史教”,其方法与实践正如礼制的天下统治的其它方面,不是要强迫人们遵循礼,而是通过社会择优制度的化育和吸引,推动世界的普世文明。它要超越殖民主义的种族统治(如印度─欧洲文明所展示的)和社会主义的阶级统治(如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所展示的)。这是因为,强迫性的法律、行政、社会压力、文化约束等手段,将抑制创造力,导致文明趋于化石化(而不是什么“超稳定结构”);惟有群众被原创的光芒所吸引、麻醉而心甘情愿地约束自己的禽兽欲望的时刻,奇迹才会出现,此后的历史时期中,人民生活才被导入礼教文明的范畴。这一导入会产生秦汉以后的儒教和官阶化的天主教那样的混合型怪物,致使“外邦人的光”这一普世文明落入鄙俗化及僵化的套子。根据历史经验,这一落实进程几乎是无法逃避的定数,是礼教衰亡的开始,所以并无必要加速推进“国教化”进程,礼教与政权的联姻,既是黄金时代的开始也是其结束。群众迟早会挤入礼教文明的圈子,带来种种恶习,并使整个礼制产生裂隙并为之崩解。这还因为,“国教化”导入的的强迫性,不论从表面看来多么“自觉自愿”,远不及“旷野的呼声”所造成的底层觉醒及其“同化”效果来得持久。“同化”的高潮是国教化,虽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进程并将导致礼教的鄙俗化及僵化,但自旷野而进入庙堂的“同化”,其效果还是比国教化来得稳定,它通过长久渗透进入文明的各个领域,使得人民自然“向化”。
   人民像是草,而礼教的传播者像是天命的风,易化的节奏感体现在他的身上。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因为贵族和天子毕竟也是人,也具有草的性质,他们也很容易被自己所酿成的风潮所席卷,不由自主地成为草,成为“革命的牺牲品”。稍有不慎,天下可能被恶劣的风潮所席卷,一败涂地。如文革的“人吃人”是“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的寓意小说《狂人日记》所首倡的,其中的“月光”预示了半个世纪以后文革群众疯狂崇拜的“红太阳”。因为这个“红太阳”不是从这个升起的,而是从俄国反射的,所以只是月亮而不是真的太阳。对此,世人能不警惕?
   《论语》说,“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天子如果成为贵族愿意真心仿效的楷模,人民也就会在倾慕和仿效上层人士的风气中,自然而然感化到礼教的光芒,并被化育成全……天子及辅佐的贵族君子是礼教的中坚,他和他们,日新其德,进取不息;而人民群众进入礼制的一天,也就是天子及辅佐的贵族君子开始失去创造力量的一天,结果导致礼制的黄昏……
   政治作为“社会的治理工程”,可谓人世的基础工程,一切文明成果皆立足于此。当然,我们不是绝对主义者,因此意识到,人类的进步有时也是基于对政治事业即“社会的治理工程”的破坏之上的,这时代就是“革命时代”,期间的伟业就是建设破坏机器(如部队),执行纯粹的破坏使命。人世间的伟业因此也是因时、因势而异的,抽象言之,必要的破坏对于人类的继续生存和“无障碍发展”常常大有裨益,不可用绝对主义的态度一概摈除。同样,王道即礼制的天下统治,其原则也并非万古长存、放之四海而皆准。
   绝对而不变的事物违背易理,根本不能存在,无论怎样高度有效的原则也总有一天变成腐败的象征,这就是一切人间事物的命运。那时就应把它彻底摧毁,所谓适时则用,过时弃之,才《周易》之理的特征。只因当今全球文明本身的变易,使得一度濒于绝境的中国文明的原则死灰复燃,重新焕发青春的容光。是世界历史之轮转,落于中国的传统之中,这不是中国的光荣,而是世界的幸运。但即使如此,我们也不可把必死之物奉为不死之灵,对中国文明进行偶像化处理。文明从来不是目的,只是工具。
   通览《尚书》,不难发现后世中国的大政治思维,均在此预示。所谓大政治,即指超越种族、国家、地区、阶级、集团、家族、个人等一系列利益纷争之上的“对社会的宏观管理”,大政治思维,即是超越性的社会治理原则的思维。从这一角度看《书经》,更可发现诸如《论语》的睿智圆熟、《孟子》的热情洋溢、《墨子》的勤勉奋进、《荀子》的以治为务以及申慎韩等人的绝对现实主义,盖可溯源于此。所谓“述而不作”一语道破了这层继承关系。《书经》的历历文献表明,“先王之德”并不像韩非等非古主义者的所指责的那样,纯粹只是一种假托;而是的确有其古代文献的依据的。先王,也不是《庄子》式的寓言人物,而是确有其人的,周文、周武,不过是其代表。相信未来的考古发现,可以提供进一步的证据。
   《书经》的政治智慧又是现世的,不同于《圣经》的“我的国不在这个世界”。相比这下,欧洲政治思想直到文艺复兴时的马基雅维利,才开始摆脱神权控制。《书经》也谈上帝,但这不过是人帝的自然化而已,还是以人为本位的。在此,可以比较一下“上帝”与“天子”这两个对应的偏正词组:上帝是上偏帝正,上修饰帝;天子是天偏子正,天修饰子,表面上看,上帝、天子两个概念都以上、天为背景,但实际上,其重心却落在帝与子等现世人格。《书经》中谈到上帝是为了加强发诰者(下帝)的语气,所以在其中的上帝更多是一个巨大感叹和巧妙的修辞。
   我们看到《书经》这部中国最早的文献汇编中关于上帝的叙述,后来也渗入了一些细致的自然及社会内涵,到了《诗经》中更加接近希腊人的命运概念。不过这种代表普遍信仰解体的发展,主要是在幽厉时代开始的,周初时代的“上帝”主要发挥的仍是警示作用。中国精神对于社会秩序的稳定需要,好像压倒了一切。这种非宗教的宗教,把祖先崇拜当作宗教,把伦理当作神学(宗教理论),把善行当作政治关系的祭品,而合乎社会规范(礼)的行为就成了宗教教仪。这说明中国的神道是用以修饰现世权能的一种“政教”:“圣人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易·系辞》)在这样的用意下,神不再是信仰的永恒对象,而是促进世界和平的一种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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