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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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各类宗教之作为战略

《平定主权国家》
   Pacification of nation-states
   
   谢选骏
   Xie,Xuanjun

   第五章 宗教的战略
   Chapter Five The Religious Strategy
   一,历史上的各类宗教之作为战略
   1. Strategy of various religions in human history
   一切历史都已极其清晰地证明了:宗教,首先是作为一种战略而兴起的,并作为一种有效的战略而继续存在甚至继续发扬与扩张──反过来看,一旦某种宗教丧失其主要的战略价值之后,即将迅速地趋于衰落,所以,要想保持并发扬一种宗教的价值和优势,必先保持它的战略优势并发展它的战略价值。这种机制也必定迫使一切宗教都处于不断地自我调整中,所谓宗教改革其实就是通过调整信徒的心思意念来改变这种宗教所包含的战略价值,并维持和扩大其信徒的战略优势。因此宗教改革其实是一个并不间断的流程,只是出于连贯性的、“保持传统”的需要,这一点很少被张扬,而经常被极力掩盖起来。这种掩饰是出自一切宗教流别的本能,目的是在获得“正统地位”,所谓正统地位也就是表面上“永不变质”承袭了老祖师爷的真传、嫡传。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并非一切宗教都能成功地调整其战略布局,从而不断维持其活力和优势地位的。相反的,历史的事实却在在向我们显示:几乎一切宗教最终都不能及时地、够量地完成这种战略重心价值的调整,故所有的宗教都先后趋于衰落了。
   这里似乎存在一个“限度”的问题。一切人造系统包括宗教系统莫不有其先天限度并受其创造设计方面的先天限制。宗教战略的这一有限性和它宣称的无限性完全相反并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种有限性在实际上决定了它们的命运,构成了它们的真实“定数”──“定数”无非就是先天的限制。“定数”的存在决定了各类人及其战略包括宗教战略的寿限。先天限制(定数)+后天限制(机遇)=命运(寿命及各种生活遭遇)。各类宗教的终归衰落,它们的神也必须死──其基本原因就在于它们丧失了人间的功能(工具性能)。试想,如果一种宗教的信徒都死光了,那么岂不意味着这种宗教的神自己失传了,从而也“死去”了?所以,不论教义如何宣称相反的价值,弘扬任何宗教的最好方法,就是让它的信徒活着,而且活得更好更长,并且用《创世记》的话说,“生养众多”。难怪《金刚经》说,“世无众生,依何成佛?佛度众生,众生亦度佛也。”(《资粮分》)本来,宗教之作为战略的终极形态,是人生斗争的终端武器,可是这种战略工具(宗教),也正如一切工具一样,在其发展途程中会逐渐透露出一种致命的倾向:越来越把自身予以目的化了,也就是说,一切工具在其使用过程中都渐渐不再自觉意识到自己的工具性质,反而日益俨然以目的自居了。尤其当它受到了相当大的阻力,但又逐渐地克服了这些阻力之后,更容易自满和迷惑起来。更有甚者,它们还将反过来要求原先它们所服役的那个目的(如人的战略优势),来屈从宗教自身的需要,并进而要求战略目标成为战略本身的幌子和保护伞;要求战略目标成为战略本身的证据和论证过程!简而言之,要求战略目标成为战略工具的工具!这种悖理现象终于一再发生,这种悖理终将导致一切宗教的正常机能趋于衰退。
   当一种宗教已不再自视为一种战略工具──尤其是在这种宗教的最高代表人物的心目中,而俨然自诩为一种至高无上的目的时,它的僵化就是不可救药的了,它就难免趋于衰亡了。试想,如果任何一种宗教以目的自居,它还能同意对自己历史形成的许多教条与定理自行损益吗?当然不会。相反,如果它非常本份而清醒地自居于工具地位,眼光落在远大的人生目标上,视野展开于天命的洪范中(洪范者,伟大的彝宪也),它就不会拒绝自行调整修改它属下的教条与定理,使得这些“工具的工具”得到更好的修葺,让“影子的影子”不再遮蔽本体的阳光……较大的弹性,才能配合目的的需要。如此,则这种宗教之作为战略工具来说,才是大有前途的:它并未僵化,还能以屈求伸,以损益战略工具来追逐战略目标。
   宗教作为战略是充满阳刚之气的,而宗教一旦成为归宿,则成为阴性的了。被作为失败者的逃难所而藏污纳垢,于是成为赎罪的渊薮。要想保持一种宗教的清洁,正如想保持一种宗教的生命一样,必须把它作为一种秘不示人的战略工具来使用;而不能把它作为一种目的来贡奉,即使不是为了战略利益和胜利,而是为了宗教本身也应该这么做。因为,使一种宗教趋于停滞和速朽的最好方法,就是无条件地把它当作生活的目的。这样,宗教的理想主义目的(净土、天国、乐园)是达到了,宗教的实际功能(即战略功能)却丧失了。
   下面我们粗略地看看宗教的实际功能:
   1,阿蒙教。阿蒙教是作为古埃及统一运动这一战略目标的工具来使用的。本来,阿蒙教是作为埃及精神权威的表现而存在的,可是一旦它成为目的之后,即便外国人只要名义上信奉它,即能牢握埃及的统治权,有的像儒教在中国的处境(满清和日本人入侵中国后都积极奉行尊孔路线),这样一来,它原先的战略性能遭到瓦解,埃及也因而积弱不振,终于亡国。,而且阿蒙教本身也随着它的雇主(埃及)的毁灭而消失了。也许可以说,灭亡埃及的并不是外来的蛮族入侵,而是原来用以保卫自己的阿蒙教。
   2,摩尼教,作为摩尼及其信徒反抗的战略工具:这从摩尼教的命运就可以看出来,它始终被作为官方宗教的拜火教(祆教或叫琐罗亚斯德教)所排斥。而且,连拜火教也只是作为同样的战略工具被制造出来的。据说,光明与黑暗的永恒斗争的主题是发自高原人与平原人的永久敌对。高原人通过拜火教来增进自己的战斗意志,直到从精神上摧毁并征服了平原的敌人为止。
   3,犹太教,原先是依据圣经信仰发展起来的,但是通过对于《圣经旧约全书》的特殊解释,某些人把自己作为特殊的“选民”并对其他人民进行了种族隔离和种族灭绝,尽管圣经上充满了爱人如己的教导。这些记载相当清楚,可作为特殊标本予以研究。犹太教的形成分成三步:最先,圣经信仰引导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羁绊,并进入“流奶与蜜的”应许之地,从历史学而非神学的意义说,出埃及的信仰,是作为战略工具被摩西创造出来的;其后,以色列人回到“流奶与蜜的地方”之后背叛了圣经信仰,结果被掳,然后在摆脱巴比伦人的奴役的过程中,一群先知(以赛亚为首)脱颖而出,发展并定型的圣经信仰;最后,犹太教则是在失去了“流奶与蜜的地方”之后,被法利赛人的后代在圣经信仰的基础上创造出来,以《塔木德》(Talmud)为中心,与基督教对抗。
   4,婆罗门教。婆罗门教里面虽然含有土著达罗毗荼人的神,但在总体上说是雅利安人流窜掠夺殖民亚洲的战略工具。也许在他们着手掠夺印度以前已有了婆罗门─梵教的雏形存在;但同样无可置疑的事实是,这种宗教的成熟过程只是当它被作为雅利安人从心理上奴役和征服原始达罗毗荼人之后,才真正开始的。
   5,佛教和耆那教。佛教和耆那教是作为反对婆罗门教部落主义的战略工具而出现的,不妨认为佛教和耆那教是刹帝利武士种姓夺取婆罗门僧侣种姓的宗教权力的借口,耆那教也有类似的功能。当然,不能从僵化的阶级斗争公式去理解真实发生的情况。其背景可能极其复杂,甚至认为猜测,佛教和耆那教的起源也许与周朝的扩张对楚国的压迫,以及由此引起的楚国势力南下有关。楚国南下会对“印度东北地区”即“黄种人的印度”──阿萨姆等七邦,构成渗透压。阿萨姆邦历史上从来不能算做印度的一部分,事实上与缅甸一样,只是与印度的联系密切罢了。我们为什么假设周朝征服造成楚国势力南下(公元前十世纪左右)给印度─缅甸造成巨大压力?原来,同一时期安南半岛即所谓印度支那确实出现了民族迁徙和社会动荡,由此卷入印度东北部的黄种人地区并波及“饭净王”(释迦牟尼家族)所在的尼泊尔─喜马拉雅山麓地区,是完全可能的。虽然年代久远使得这一系列历史事变之间的关系,日益模糊,但上述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佛教虽然宣扬无为而涅槃,但它毕竟是作为众生平等的战略工具而被制造出来的,它不但反对种姓等级制度和寺院制度,而且具有“宗教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和早期基督教十分相似。如果我们从“战略功能”这一点去认识早期的部派佛教与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的区别,就一目了然了。例如,大乘佛教的战略职能已经不再是打破婆罗门种姓的优势和寺院制度的垄断、谋求众生平等,而是满足群众的偶像崇拜的欲望了──这与原始基督教到天主教的发展,十分相似。因为佛教“内部不同教派”之间其实具有不同的战略目标(其他宗教亦然),随着社会对其支持的战略功能的变化,作为战略工具的宗教形态亦必出现相应变化。
   6,基督教。基督教起初是作为犹太人的救亡运动的战略工具被理解的,在这一点上耶稣和他的门徒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甚至导致他被犹太人出卖,耶稣明确宣布:“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争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约翰福音》18:36 )后来,耶稣的复活使得基督教的战略功能完全改变,一举成为通往天国的唯一道路,从此,基督教不再是犹太人的救亡运动,而是作为外邦人的普世之光而急速传播。它的矛头虽非有意直指恺撒及罗马政府,但无意中否定了一切地上强权的至高性质,其中当然也包括了宗教强权的至高性质,所以大祭司和法利赛人的宗教势力比罗马的军区司令还要容不得他。此后,地下基督教作为对抗罗马帝国日益堕落的振兴努力之战略工具以及天主教作为对抗蛮族入侵并在蛮族入侵后保存文明的战略工具,被不断变化使用。同样,对基督教名义下面挂靠的各个教派,我们也不妨应用这个观点来考察──其战略需要到底是否共同?如果相同,为什么产生了如此深刻的分歧和角逐,甚至坚韧不拔的宗教战争?如果不同,那么它们各自的战略需要又是什么?进而言之,这些不同的需要怎样塑形了这些宗教派别的各自形态?包括其神学理论和解经方式?尽管“天国”的共同作用是在绝境中为人们提供不朽的和毁灭不了的永恒场所,但在不同教派那里侧重点还是有所不同的,其宗教心理的战略功能也是有所不同的,如有的宗教和平,有的宗教好战,有的宗教积极,有的宗教消极……人间一切气质和需要,几乎都可以找到它自己的“宗教代表”,或曰“战略工具”。而不论什么宗教,都可以被视为是在忠实履行其战略工具的作用,而在发挥其它战略工具发挥不了的制胜作用的,因为宗教是战略的终极形态。而这一点,并非惟独基督教表现得特别明显。但基督教所激起的心理力量,在欧洲人的扩张运动中,却起了重要作用,即使不算它所唤起的十字军精神,也是和基督教前此千年的岁月中暗暗培植的力量分不开的。尽管我不想本未倒置地强调这一点,但也不应完全忽视宗教作为欧洲扩张的战略工具的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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