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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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与战略的关系

   《平定主权国家》
   Pacification of nation-states
   
   谢选骏
   Xie,Xuanjun

   
   
   第四章 宗教的声音
   Chapter Four The Voice of Religion
   七,宗教与战略的关系
   7.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igion and strategy
   
   在我看来,“大战略”的终极形式就是宗教。一切宗教,从功能上来说都是被作为战略来“使用”的,特别当它作为群众现象,发挥着集体功能的时候。英国人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年)曾经说过,群众的哲学就是宗教,而个人的宗教就是哲学。从这种角度说,群众宗教只能纳入“社会伦理学”,经院哲学则属于“宗教伦理学”或干脆说就是本体论,如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受基督教经院极大影响,名为宗教批判实属宗教伦理学─本体论,因为他以批判为主,提出的道德规范很少,他新开了一个破坏性的时代,亦不失其伟大。
   
   相比之下,实证主义者不想知道另外的世界,更不愿意想象玄学之美,岂不知道人生的需要不可能被科学规范替代,何况科学也不可能提供哲学的要素:意识形态。科学化了的意识形态,像是电脑,取代不了人脑,这也就是“科学社会主义”比“不科学的社会主义”更加缺乏生命力的原因所在?另一方面,群众的哲学也在发挥其战略功能,如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就变成了如此一种“宗教”或是战略。即使那些寻求个人得救的宗教本身,通常也不是作为目的(即便最狂热的信徒也不得不承认),而是达到天国的一条梯子。从各种意义上说宗教都只是一种手段:对心灵空虚的人,宗教它是充实生活的一种方法;对于渴望战斗与征服的人,宗教增强冲力及耐力的一付仙丹;对于深遂的思想家,宗教是寄托日新不已的精神活动的一个场所;对于苦于病痛的群众,宗教是安慰与镇定的一粒药丸……
   
   任何战术必然配合战略并以战略为指归;而任何小战略必然配合大战略并以大战略为指归;按照同样的原理,任何大战略必然配合宗教并以宗教为指归……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知道,宗教对于人生的作用也正如斧钺对于敌阵的作用那样,可以单刀赴会,也可以所向披靡。宗教,人生的利器。所以,宗教不仅像无神论者宣称的那样是消极的存在,也是极为积极的存在──例如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无神论宣传本身就是一种宗教,并发挥着战略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国家,无神论的宗教麻醉作用显然还要大于传统宗教,例如它把人描述为物质,这样一来,群众便可以按照上级的命令毫无愧疚地去迫害别人,因为大家都只是物质,可以按照“理性的要求”(像康德主义教导的那样)毫无顾及地执行一切被传统宗教视为伤天害理的计划。
   
   各种宗教包括无神论宗教的功能都落实在其战略职能上,区别只在于其形式依据社会条件而有所不同,而宗教首领包括无神论的党委书记的职业关键,就在于怎样塑造它和怎样运用它……关于“宗教是精神鸦片”这一无神论的神话,我想就不必多辞藻来予以驳斥了,我只想附带说一句:如果说宗教是精神鸦片,那么这一定是战败者的遁辞,例如马克思本人从1848年革命的失败中逃亡英国,从此终身不敢回德国一次,所以他认识真相的能力受到极大的局限。他的眼睛好像得了白内障,根本看不见阿拉伯人如何利用回教获得了世界统治权。回教根本不是鸦片,而是战略。马克思不仅昧于历史,对未来也毫无预见,他大概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发明的“科学理论”会被后人当作宗教使用,而且是人类历史上最为蒙昧主义的一种类型。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是被社会主义国家当作战略而不是当作科学理论来使用的。就正如被利斧所砍倒的人,可能会觉得利斧为他带来了灵魂的安宁(假如他死后有知)!宗教不仅是战略,而且是一切战略的指归与最高表现形式──因为其它战略都是有意识的工具,相形之下宗教却是无意识的工具;有意识的工具作用有限制,无意识的工具作用无限制。宗教的战略功能因而决不等同于一个普通的战略工具,它的作用不但大得多,而且由于它太大了,反而使人们看不见它的真面目了。
   
   迷信各种宗教的人们因而竟然看不出这么一个简单清楚的历史事实:宗教是大战略的终极形式。这不能完全怪罪人们的短视,实际上,这是由于这种“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的短视,人们才能彻底成为宗教战略的无意识工具,从而使得宗教的战略只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
   
   从绝对真理和认识论、本体论的角度说,这一短视乃是人类的悲剧,是人类受制于动物本能的一大证明。但从人生战略上说,这种短视却是必要的。为什么呢?因为离得太近,所以当然看不见舆薪之全体。为什么需要离得这么近呢?人生的千种原理皆归要于“捕食”二字。如人类的视觉功能及其视觉习惯都是基于“捕食”和“逃生”的需要,而不是基于“探寻真理”的需要;对于人类而言,捕食与逃生的所在也就是真理的所在了。
   
   当然,人类群体的这种短视,是需要少数警醒者为之付出代价的,就像大雁群体休息时需要放哨者,猴群也是如此。人间的放哨者就是先知者,他们为了及早发现真相而生,也为及早报告真相而死──以便及早调整群体行为,而又让群体的其它成员活得安心。放哨者─先知者们得知的真相远远超出了“捕食”和“逃生”的范围,而达到了一种“自我观照”及“与天地造物者游”的超常意境;而在此意境中的优游其实也并不与“捕食”、“逃生”的活动相矛盾,反而往往为捕食─逃生的活动开拓了新的前景──颇像“科学”与“技术”的关系:科学往往不局限于应用技术而独自发展,但科学的发展最终必定导致技术革命。
   
   ……
   
   上面我们把这个真相揭示了出来,不知会引起反对的轩然大波,还是将被默默无闻的视而不见所扼杀──反正有一点可以肯定:它决不会在平安无事中被人们认可接受的,否则它就违反人类作为“类的人”的基本本能了。任何放哨者所发现的真相尽管其形式万千变化,但都脱离不了那个底蕴:“真相的命运就是绝对不可以被人认识。”这不仅意味着真相必须封闭起来默默行使其职能,而且斗胆公开宣告它的必须死!甚至要像《创世记》上的撒旦一样遭到永远的咒诅和流放。
   
   但从应用的角度考虑,真相若不遭受掩盖与排斥、放哨者若不遭受迫害与压制,反而成不了气候。撒旦要是不被流放,那就不会有人类的历史和文明,这也许是好的,但却不是我们这里所讨论的。
   
   新的生命需要宣布新的宗教,新的生活需要新的战略。新的世纪必然会产生新的信仰!否则新人便无从以生存、扎根,无从获得预警系统。这决不是一个响亮的口号,或是故作惊人之语的哗众取宠,而是基于一个根本的历史事实──因为人们亟需一种新战略:在一个丧失了平衡的社会及平衡感的时代社会里,如果不能建立一套有效的战略,任何人都无法正常活下去,很可能像北美印第安人和澳洲土人那样遭到系统的灭绝。尤其对于身陷劣势的被压迫民族,更无法重获必要的优势。
   
   不仅要活下去,还要主动地活着,不丧失身份地活着,充满创造精神地活着,总之,要“自由地活着”:就必须创造有效的新战略─新宗教。
   
   新的宗教战略如果得当,就能给它的实践者带来他转劣为优的契机。而每一个“好”的宗教,在我看来就是能为其信者带来转机的战略。每一个人,确切地说每一个志士,不论他曾否意识到,他的生活倾向和所谓的“目的”,无非就是在寻求“优势”:这个为人人所渴慕的“优势”,它的表现形式尽管有万端,其质则一也:更健康、更平安、更强大、更长久。这些目标不一定必须诉诸于武力来达到,它还可以有种种“文明”的即创造性的方法来予以实现。正如“传播基因”,也不一定就是生物复制的遗传意义的基因,它还可以有各种文明的即创造性的形式及化身……如散布思想信息,也可被视为是扩散基因的努力,因为“基因”说到底也不过就是一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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