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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政府论》第四十一章

第四部 中国模式
   Part IV Chinese Model
   第四十一章 孔孟荀的见证
   Chapter Forty-one Testimony of Confucius, Mencius and Xun Zi

   (1977年6月16日─1977年8月18日)
   一,谁是儒家三剑客
   1. Who were the Three Musketeers of Confucianism
   如果把《周易》、《尚书》、《礼记》三经和《论语》、《孟子》、《荀子》三书,综合起来,深入研讨,就可以造就很有涵盖力的整合世界的政治学说。
   孔(孔丘,前551─479年)孟(孟轲,前372─前289年)荀(荀况,前313─238年)的学说尽管颇有差异,但同样含有用伦理教化来改良社会政治的企图。好政治是根本的目标,秩序伦常则为实现好政治的方法,而教化又只是达到秩序伦常的方法。为了教化,三位圣人时代不同,提出的方法虽有差异,其本与目的则归于一。若将三人学说按现代需要,综合观察,可以造成一种建立全球政府的战略。正如使得中国文明获得“道统”的理解方式一言以蔽之曰依然是“孔子之道”。
   从中庸的角度讲,我们爱自由也爱秩序……爱自由是出于对旧秩序专横残暴的愤慨。爱秩序则是对社会解体引发的无政府状态的憎恶。礼制新文明爱自由也爱秩序,这文明不仅涵盖文学及艺术,而且涵盖生活方式。荀子说:“乱世之徵:其服组,其容妇,其俗淫,其志利,其行杂,其声乐险,其文章匿而采,其养生无度,其送死瘠墨,贱礼义而贵勇力,贫则为盗,富则为贼,治世反是也。”(《乐论》)这说明了礼制兴起前社会趋于解体的背景。在《修身》中荀子提出社会重建的方式:“治气养心之术,莫径由礼”(“治气养心之术:血气刚强,则柔之以调和;知虑渐深,则一之以易良;勇胆猛戾,则辅之以道顺;齐给便利,则节之以动止;狭隘褊小,则廓之以广大;卑湿重迟贪利,则抗之以高志;庸众驽散,则劫之以师友;怠慢僄弃,则照之以祸灾;愚款端悫,则合之以礼乐,通之以思索。凡治气养心之术,莫径由礼,莫要得师,莫神一好。夫是之谓治气养心之术也。”)这无形中扩大了礼的外延,给礼以新的定义。此处之礼,一不是指秩序,二不是指限制,三不是指史官文化,而是含有“中和、适当”之意,是“限制”的引申。因为综合这一段落来看,治气、养心之术的要诀即在于“中和”与“适当”,即在条件限制下通过修身的方式达到更高的和谐。而这和谐又须经由礼,吾以是知,礼制绝非陈朽势力的代名词;如马克思主义的小子们群起而攻之的,并非礼的实相。
   礼,作为社会的限制因素,尤其是对上层的限制因素,因而构成了社会平衡的安全砝码,所谓“克己复礼”显然是针对上层社会而言,尤其上针对君王而言,因为通过“克己”就能“复礼”的,显然不可能是平民或阶级敌人,而只能是专政集团及其首领,所以毛泽东对林彪引用“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一语十分恼火,竟然因此下令拆毁孔庙,发掘孔颜家族的坟墓(孔林)。可能因为他害怕这个严重失调的社会(现代中国)最终会重新恢复秩序,以至遗忘了他的革命教导。礼制的限制性因素可以使得现世的、人伦的、王道的、史官的、超宗教(或曰“非宗教的宗教”)的中国文明,在降低消耗中绵延持久,从而最大程度地体现了“中和”与“适当”的节能效果?
   当然我们理解,孔子活了七十三,孟子活了八十四……所以他们的论调一个比一个显得高亢,在老气横秋中显得迂阔动听……“老年的智慧”似乎在哪里也不像在中国如此生动,深刻的误解成为智慧果的别名。吃了它会使人速死却不烂,结果造就了“化石文明”,这是木乃伊的哲学之光。只是在一个被迫停滞的社会中,和一种业已僵直的文明里,木乃伊的光辉变成了“正确”的。青年中国若不能摆脱“老年智慧”的缰绳,如何踏上全球化的途程?
   因此,“重新理解”十分重要,例如《荀子·礼论》所谓“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吾师,是礼之三本也”,可以理解为:新时代的礼事天即顺应自然,但不必秉承祭天的形式;新时代的礼的事地即保护自然,但不必追随祀地的仪式;新时代的先祖可谓优秀基因,新时代的君师则为全球政府的创立者。而从全球化的角度看荀卿,他虽然老迈仍不愧为一位“文化学”大师,文化学即“文明教化学”。在荀子所著三十二篇文章中,有七十处引用诗经,用以支持自己的逻辑论证,开《诗序》之先河。不管今人怎样看待这种奇特的思路,即使说荀子没有看懂《诗经》也罢,或说他故意曲解《诗经》以适己用也罢,反正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比孔子更加意识到了诗的感化作用,并试图运用诗作为教化的工具。
   我不怀疑《小戴礼记》中那些论礼的理论性著作是出于荀子门徒的手中,因为它们的风格、思路,甚至是措辞都很近似荀子中的许多篇章。有些段落甚至是直抄不误的。《小戴礼记》中援引诗经的例子也是屡见不鲜。别的且不论,就连那赫赫有名的《大学》、《中庸》一向认为是子思所作,也是同样援引诗经来证明在今人看来文不对题的结论。《中庸》的最后一章,全由引诗和短论构成,颇有一股奇气:
   “诗曰‘衣锦尚絅’,恶其文之着也。故君子之道,黯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可与入德矣。诗云:‘潜虽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内省不疚,无恶恶于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见乎。诗云:‘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动而敬,不言而信。诗曰:‘奏假无言,时靡有争。’是故君子不赏而民劝,不怒而民威于鈇钺。诗曰:‘不显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笃恭而天下平。诗云:‘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子曰:‘声色之于以化民,末也。’诗曰:‘德輶如毛’,毛犹有伦。‘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
   《中庸》援引《诗经》以阐扬己说的事例,在《左传》中也屡见不鲜,使我不能不怀疑这是后期儒家的普遍风尚。这种引诗、引书及引“子曰”(《易传》也是如此)等以阐扬己说的方式,从学术上看固然价值不大,然而从修辞学上看,则颇有增加权威性并使文气贯畅的效果。
   我们何以称呼孔孟荀为“儒家三剑客”?因为此三人除去社会改良外,还倡导钻研个人修道,他们的剑法是双向的,不像马克思主义和欧洲其他政治学说那样只是单向地鞭笞社会。“儒家三剑客”意识到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人性。
   人由于生物本性,易受罪恶感染,故对于“以道胜器”“以灵魂胜过肉体”来渡此一生的君子而言,必须粉碎罪恶的诱惑与进攻,为此目的,他不但要借助精神的内在动力,也要借助于物质的外在克制,这就是四个“非礼勿”的关键所在。让一切非礼的罪恶远离我们。虽然它们不会毁灭,因为历史运化的结果使得“历史一天不断,罪恶一日不消”;但在君子面前一切非礼的罪恶都是已经死去的东西。君子来到世间,就是以清除罪恶为己任的。“四勿”的真正含义并非不去观察罪恶,而是不受罪恶的感染,从而失去消灭它们的勇气。既然人作为人有其天生的弱点,受到最原始的动物性冲动的支配,但“孝”的精义,却使得死者为生者服务,此即“慎终追远”之意。
   “孝道”对社会的“制动作用”可以这样理解:
   1、“孝”与“忠”平行甚至高于“忠”,是家族政治的思想;
   2、“孝”对社会变革具有相当阻滞作用;
   3、“孝”具有强化文明亲和力的影响:
   a.孝文化中的厚葬、守丧(丁忧),促进了社会心理的保守倾向;
   b.高级文化中的“恪守祖制”(政治领域)、“注重师承”(学术艺术等领域),其副作用是政治变革和社会调整只能以改朝换代的大流血为代价,学术界艺术界则门阀林立、思想僵化。
   4、“孝道”的昌盛结果成为社会停滞的导因:抹煞青年的价值、扼杀青年的能量,表面消除其实是掩盖了“代沟”的存在。
   5、“忠”是较空洞、抽象、富于象征力的“图腾”,它服务于国家;而“孝”却是实在、具体、富于日用功效的“禁忌”,它服务于血缘集团。
   6、现代中国面临的全球化压力,迫切要求中国文明打破历史形成的禁忌。君子的孝,不是动物性质的欲念,而是一个理念。正是在理念的意义上,孝悌的思想经过发扬光大,可以凝聚一个社会,使成大家庭,孝与悌应该具有社会公义的内涵。
   7、古代的权术提倡以装腔作势来保持权威人士神秘感和对民众吸引力,这不足取法。尤其进入电子时代,要隐藏真相何其困难,因此需要真正的创造性天才带领社会前进,而不是听凭那些装腔弄权的市侩来表演劣行。
   8、群众离开了宗教,社会的根本就会动摇;人们少不了偶像,没有偶像,人们也要造一个。先秦宗教虽然不重偶像,但仪礼的繁琐同样体现了偶像崇拜的需要。所谓礼法就更是以法律来迫使人们守礼,也许这就是中国文明最受诟病的地方。
   9、中国文明的积极方面,是对分裂倾向和专业化趋势的抵制,中国文明所造就的是杂家即“全面的人”而非专家。这更加接近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理想,而非现代欧洲文明的现实。
   第四部 中国模式 Part IV Chinese Model
   第四十一章 孔孟荀的见证
   Chapter Forty-one Testimony of Confucius, Mencius and Xun Zi
   二,“述而不作”的启迪者
   2. The initiator of “commenting without authoring”
   孔子是中国文明的启迪者“述而不作”,因为孔子之道并非孔子的创造发明,孔子是一个圣人,即“集大成者”,他充分体现了中国的传统,从而启发后学,成为桥梁。所谓“述而不作”,不正是“孝道”的体现吗?孔子的“述而不作”,体现了中国智慧的根基十分深入。我们对礼制的阐释也如此,礼制是生命之光,是精神在适应环境时的产物,并本着后者去损益前者。
   在生命之光透视下,师古者,非师古之设施,而是师古之精神与方法。主张师古的《论语》可算一部君子书,涉及范围之广,几乎达到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对持有相同感受与近似世界观者,《论语》可以算作一部生活法典,是君子的生活指南。而宋人将《大学》、《中庸》编入《四书》且置于《论语》、《孟子》之前,并非毫无道理,甚至被目为集中体现了中国精神。这说明后学是用《大学》、《中庸》来理解《论语》、《孟子》。
   但在我看来,《大学》、《中庸》的时装太盛以致几乎遮蔽了本象,对缺乏慧眼的普通读者更容易产生误导的后果。《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之间凡有乖离之处,乃是时代的分歧造成,无需巧为之说合。我把《大学》《中庸》视为“儒家战国精神”,而《论语》《孟子》则是“儒家的春秋精神”,而后学只能通过战国去理解春秋,否则就视春秋精神为“迂腐”甚至“伪善”,因为贵族中国的真德已经消失在秦汉以后的平民政治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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