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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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权力归统帅部

   《平定主权国家》
   Pacification of nation-states
   
   谢选骏
   Xie,Xuanjun

   
   
   第三章 蒙古人与罗马人
   Chapter Three The Romans and Mongols
   
   
   
   五,一切权力归统帅部
   5. All power in the hands of the highest command
   
   “一切权力归统帅部”──这句口号出自一次大战中被两线作战夹击得焦头烂额的德国。不过这种极端的动员所挖掘的潜力毕竟有限,只要美国一参战,德国统帅部立即投降,因为美国是现代世界的迦太基,而德国不过算个斯巴达,连马其顿(苏联)都算不上。到了二战,除了“一切权力归统帅部”之外,德国又加上了“消灭离心离德的犹太人”一个最后手段,可谓黔驴技穷,但还是不管用,因为德国面对的英法美俄同盟,综合国力少说也要比它大上五倍。这次德国只能捞到无条件投降,不仅再度割地赔款, 残余的国土还被四国瓜分占领了将近五十年。
   
   “一切权力归统帅部”──对于各霸一方的分封建土的贵族时代也许是个好消息,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对科学和艺术蓬勃发展的国家主义时代却无疑是个坏消息,所谓“舔痔得车”(“其往也,得车数乘。王说之,益车百乘。反于宋,见庄子,曰:庄子曰:‘秦王有病召医。破痈溃痤者得车一乘,舐痔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子岂治其痔邪?何得车之多也?子行矣!’”[《庄子·列御寇》]);而对行王道即实行间接统治的天下国家、全球政府,它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噩耗。当前这个暴虐横行、理性丧失的白热化极端的战国时刻,是所谓“政治统帅一切的时代”,不仅共产主义国家如此,连资本主义国家也奉行“政治正确主义”(Politically Correct或political correctness)──“一切权力归统帅部”的纲领,不仅是纳粹的,也是英美在战时奉行的极端措施。它是一切灾难的导火索,是拘留营、集中营、劳改营、屯垦地、难民营的设计师。英国据此逮捕亲德派,美国据此逮捕日裔公民,苏联据此流放少数民族;相形之下,只有战败的法国和软弱的中华民国比较人道一点。德国的“一切权力归统帅部”,到了俄国就变成了“一切权力归政治局”。当然,俄国人在统帅部和政治局之上加了一个“书记处”,即实现了军阀与神汉的结合。
   
   参考一下罗马的历史也许不无教益:马略和苏拉在罗马城的拉锯战、前三头(公元前60年,由庞培[Pompey]、凯撒[Caesar]、克拉苏[Crassus]三人结成政治同盟,实行集体独裁,史称“前三头政治同盟”,实为罗马共和国灭亡的先声)、后三头(公元前43年,又出现屋大维[Octavius]、安东尼[Antonius]、雷必达[Lepidus]三人结成的“后三头政治同盟”。公元前30年,屋大维铲除其他二人而成为独裁者,至此独裁制政权建立,罗马共和国名存实亡)──形形色色的军阀先后登场。对外征服的战绩在他们的对内征服的暴行面前真是“相形见绌”,文化的薰陶对于他们而言只是为了孵化阴谋诡计,文明的传统对于他们而言只是眩惑群众的戏剧时装。如果全球时代也有这样的军阀登场那就太令人厌恶了,为了避免支配历史的军阀们以整个地球作为他们纵横驰骋的战场,请接受礼制的天下统治!为了克制他们的贪欲(他们甚至要霸占人类的灵魂,装神弄鬼地扮演什么“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请接受礼制的天下统治!为了保护文化人不必成为他们的玩物,请接受礼制的天下统治!为了宗教的自由,请接受礼制的天下统治!否则即使连真理也难免沦为他们暴行的乔饰与战略的伪装……因为,在他们“肃清一切堕落的东西”、“挽回颓废的倾向”、“取消虚无的哲学”的说辞后面,其实意味着文化的末日,甚至文明的末日:因为一切文明的终结阶段都会发生堕落、颓废、虚无的现象。
   
   正如庞培威胁他的老丈人苏拉时所说:“崇拜旭日的人要多于崇拜落日的人。”公元前80年代后期,马略和苏拉为争夺罗马最高权力展开的内战,这一局势诱使青年野心家庞培前来投靠,苏拉对庞培非常赏识,当他作为得力助手,苏拉夺得政权实行独裁后,庞培抛弃妻子和苏拉女儿结婚。婚后不久,庞培征服了非洲。非洲之役提高了庞培的威望,苏拉感到紧张,便命令庞培解散军队,但庞培拒绝接受命令,并率领大军进逼罗马,要求苏拉为他举行凯旋式。苏拉警告庞培不要违背法律,庞培却嘲讽苏拉说:“崇拜初升太阳的人要多于崇拜落日的人。”苏拉迫不得已,破例为庞培举行了非洲之战的凯旋式,并授予他“伟大”的称号。原来“伟大”这一称号如此廉价,即使军阀与恶霸也可以轻易获得!在“伟大的恶霸”看来,和平的居民岂不都沦为井底之蛙?要是没有了“伟大的恶霸”,繁荣的社会何异于古井的死水?要是没了“伟大的恶霸”,历史就真的成为不可想象的贫乏荒野。
   
   伟大的恶霸:
   
   1,他们的恶性就好像射猎行为,使生命的紧张在达到极端后反而得以缓解和转移。
   
   2,鱼肉良民的做法在局部看来当然不好,但从全局看去却是无甚大害:“局部利益要服从全局。”
   
   3,伟大的恶霸及其党徒对于社会气氛的毒化作用,反而对整个社会意识起了不可思议的净化作用,这虽然令人费解,却经常发生,大概是恶霸压制了恶人,正如惟有专制体制可以彻底消灭黑社会势力,因为专制体制就是最大的黑社会。
   
   4,恶霸行为对文化的发展具有内在的刺激作用,并贡献出江山如此多娇的风流故事系列。
   
   5,恶霸思想激发了变相的英雄行为、英雄业绩和英雄传说,如韩信,既是恶霸的受害者,也是恶霸思想的传人和行者,最后还为最大的恶霸刘邦的“统一中国”的革命伟业,贡献了力量。
   
   白起(?─前257,秦国后期名将,又称公孙起)可谓是跛足帖木尔(Tamerlane,1336─1405年,帖木尔帝国创建人)的先行者。白起在赵国的长平活埋了四十万人赵国俘虏,从而用实际行动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降临:“投降是最为愚蠢的行为,降卒是不齿于人类的。白起的暴行使跛子帖木尔那几座用数万人头堆砌起来的胜利纪念碑,暗然失色、相形见绌。但为什么白起的恐怖名声反不及帖木尔显赫呢?因为白起不是自己的主人,只是秦王的工具,这与帖木尔独立军阀的身份相去远矣。此外,白起也没有渲染屠杀的残暴,他屠杀降卒的目的是由于安全考虑,而非出乎残忍的报复心理。如果说白起的暴行出于迫不得已,那帖木尔就完全是在施行一种恐怖战术了。他用这一恐怖教导了被征服的民众应该如何尊重并服从“新生的革命政权”:“用泥和砖把近两千名俘虏一个压在另一个人身上,活活地堆起来,砌成塔。”“我们的兵士堆了一座尸体山,用他们的头垒了几座人头塔。”帖木尔“不分男女老幼,从百岁老人到襁褓中的婴儿一律处死。”他还毁坏农村的灌溉系统,使得该地区永久变成了荒芫之地。“当他们来到赫尔曼德河岸,他们毁掉大坝,这一古建筑的遗迹没有留下来”。甚至今天到这儿的游人,也对帖木尔王朝的首领们如此完成成吉思汗所开创的事业,感到震惊。通过他们祖先的游牧主义和他们自己有系统的破坏手段,使自己成了“社会沙漠化”进程的代理人:帖木尔是一位有教养的突厥人,他酷爱诗歌,但却摧毁波斯文化;他是虔诚的穆斯林,却洗劫穆斯林世界各地的首府。因为对他来说,诗歌和信仰都是装潢,如何敉平自己的自卑感才是最重要的。这不是孤立现象,甚至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我们也看到相似的矛盾人格:诗人牌绞肉机。同样有意思的是,帖木尔终身敬畏成吉思汗家族,就像二十世纪那位发动文革的人终身敬畏斯大林。不同的是,帖木尔掳掠的对象虽是同教的人民,但并非治下的百姓而是异国的居民;而且他往往身先士卒地亲冒锋矢,而不是躲在后方和深宫里策划阴谋。这仿佛从反面证明了我们的结论:“好的天性获得好的信仰,好的习惯胜似好的智慧,好的本能驾御好的训练,领袖人物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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