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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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族”与社会的分合

   《平定主权国家》
   Pacification of nation-states
   
   谢选骏
   

   
   第二章 教族:种姓制度还是礼制?
   Chapter Two Religious grouping: Caste vs.Etiquette
   
   
   
   
   
   五,“教族”与社会的分合
   5. "Religious Grouping" in social division and unity
   
   教族与教派的区别是:
   
   教派是以信仰为纽带的社会团体,具有组织系统并要求成员恪守某些思想规范和行为准则。教族则在教派基础上,增加了行为规范和生活方式的要求,典型的教族甚至以婚姻形式作为巩固自已生活方式和信仰核心的手段,这样的教族自成一团,不假外求,拥有强大的内部凝聚力,不仅是一个独特的社会团体,也是一种独特的种族团体。与一般的种族团体不同,教族的种族基础不仅基于生物性,而且基于文化的归属与信仰的拣选。教派与教族的基本差异在于,教派不是独立的种族团体,比较开放,也比较松散;教族则是独立的种族集团,要求成员全盘接受它规定的教义及整套生活方式,甚至它的“民族语言”。
   
   很明显,教族不是平地而起的怪物,而是融合了信仰和种族等双重要素的生命共同体,并以血缘纽带维系宗教信仰。这样的“教族”只能来自民间,而不是官方教育的工具,其根须扎在信念坚实的普通人之中,不是自上而下吸收成员得来。教族从民间兴起,而后才渐渐蔓延到上层。这和欧式政党的形态相去甚远,和苏式政党的形态更相异样。欧式的政党,甚至比普通教派更为开放、松散,本质上只是一个竞选的工具。苏式政党虽为统治工具,但多是浮在社会的上层,最底层的工人贵族,缺乏“草根性”也并无特殊的生活方式,结果十分容易遭到政权变易的侵蚀。
   
   教族的独立性首先来自生活方式,而不必居于统治地位;如果仅仅为了炮制一个更封闭更僵硬的统治工具,自上而下地“封赐”出一个教族如太平天国那样,不仅有害整个社会,也难以长治久安,到头来只是为一小撮低能的政治特权分子满足自己的私欲,开了方便之门。
   
   教族的出现,不是以垄断社会和政治权力为目的,更不是为将垄断权力推向家族政治的深渊。作为教族社会的副产品,权力的封闭性甚至家族性即使在所难免,也是作为需要反对的恶现象,而不是值得表扬的“孝治天下”,借教义信仰的名义而偷渡家族权益的黑帮,需要铲除。
   
   在一个教族社会尤其是伊斯兰教边区的教族社会中(如印度和巴尔干半岛),占统治地位的教族,和被统治的各种教族,其关系经常变动,统治与被统治的轮流更替,可以最大程度地保持社会的活性。
   
   统治的教族,有义务履行统治的职责,因为它此时拥有必要的保护力量,而这种力量往往是它以前的在野地位所赐予的。统治的教族越少迫害其他教族,就越容易维持更持久的统治。过度迫害与压榨其他教族,只会打乱社会平衡,其首要后果就是削弱自身统治。
   
   
   教族之间的兴替,有助于整个地区的生气勃勃。社会统一固然重要,但文明的活力更有益处,没有活力的统一其实是不堪一击的。比如庞大的中国,为什么常被蕞尔小邦如蒙古、满洲、日本、欧洲诸国轻易征服呢?关键就在于,中国的统一往往名存实亡:外表的统一下面,掩藏着内里的分层,外来的小小武装集团,凭其精诚锐进的作风,往往不难各个击破硕大的“天朝”。
   
   相反,如果中国处于外观上的分裂状态,反倒不易为外来的武力所屈服。因为,这些从分层的的“统一”之轭下解放出来的地方势力,自然会倾其全力抵抗外来的压力与侵伐,而不会采取冷眼旁观的态度甚至互相抵消的动作,因为这是为自身的权力而战,而不是统一的外壳而牺牲。
   
   历史的直觉告诉我们,“假如”欧洲入侵中国的时间是发生在春秋战国时代或是南北朝时期,而不是发生在高度统一的“大清”,入侵者们遇到的抵抗一定会猛烈得多,就像他们在日本所遭遇的那样。而就中国自身而言,如在那些“分裂时代”就与西方的入侵遭遇了的话,中国的应变能力就会远为灵巧。所以中国在满清1900年解体后,进入了迄今为止已经一百多年的分裂时代,才又逐渐恢复了一点活性。而1949年以前的活性,又远远大于1949年以后。事实证明,中国长期的“统一” ,破坏了民族的元气和创造力。在帝国政府千年不断的高压下,臣民们失却了廉耻、忠义、互助等道德热情。而表面的“统一”,以漂亮的旗帜掩盖着放纵的私欲,迫使现代中国社会在名实错乱的手足无措中一再丧失了采取行动的良机。由此可见,“统一”并不是绝对的好事,如果“统一”的结果就是压制新的生命和文明力量,那未免索价太高了。
   
   就中国文明的创造力来看,春秋战国时代的分裂状态确实胜过明清两朝的统一状态,“宁为玉碎,勿为瓦全”就是先秦精神的写照。这不仅适用于那时的个人,也适用于那时的社会。但后来中国文明衰落了,不得不诉诸大一统的全面整合,正如今日全球社会所面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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