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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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球化与非全球化的碰撞
·三,爱国主义,一个神话的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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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裔特性是全球化的钉子户

   《平定主权国家》
   Pacification of nation-states
   
   谢选骏
   

   
   第二章 教族:种姓制度还是礼制?
   Chapter Two Religious grouping: Caste vs.Etiquette
   
   
   四,族裔特性是全球化的钉子户
   4. Ethnic distinction is the last ditch resistance to globalization
   
   所谓族裔特性(Ethnicity)是指不同种族所具有的不同性格。这是美国人莫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所倡导的研究项目,原先研究美国不同族裔对国内政治的影响,进而考察全球背景下的族裔政治动态。它认为,当代世界政治里的“新的社会分层(the new stratification)现象,是族裔特性的后果。
   
   马克思主义式的对财产关系的偏见妨碍了人们认识族际关系,或把族际关系看作是财产关系的衍生物和“史前时代的残留物”。看来财产关系才是衍生物,其实这是不对的。在一个共同社会环境里,是族群所具有的不同规范,造成了它们之间不同的成功水平,也就是说,是族裔特性导致社会地位差别。这一现象既可以广泛地存在于财产关系减弱中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也同样存在于废除了财产关系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
   
   在这种理论看来,国际政治中的族际斗争并非“谁是谁非”的问题,而是种族归属感与种族自决梦想之间的冲突。种族归属感客观存在,而民族自决原则鼓励这种归属感发展成为建立独立国家的意识,而在主权国家的主宰下,要实现自决原则,可能导致无休止的族际冲突。民族主义与民族自决的梦想,暗藏杀机。
   
   联合秘书长加利在1992年6月17日发表的《和平议程》(Agenda for Peace)的报告中,阐述了联合国的作用:“联合国不会限制各族裔建立国家的要求,但是人类的和平、安全和经济福利将可能因此更难获得。……现存国际体系中的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立,各族人民的自决原则,同俱重要性和伟大的价值,绝不允许在未来时期内相互冲突。”这实际上等于什么也没有说,符合联合国什么也做不了的现实。
   
   在主权国家的瓜分主宰下,族群只有三个前途:
   
   1,作为某一国家内的族群保持其族裔特性。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这种由多族群组成的国家,象韩国日本这类真正的民族国家实在寥寥无几。
   
   2,融合于另一个族群从而失去自己的特性,如美国社会中的德意志人和中国社会中的满族。
   
   3,对所在国家的统治不满而发展为一种新的民族,并最终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像前南斯拉夫和前苏联的主要民族做的那样。加拿大魁北克人和其他要求独立的民族正在向这个方向努力。
   
   其实,类似苏联和南斯拉夫的种族冲突(ethnic conflicts),早在五十年前就出现在印度次大陆了。1947年4月30日,流血的宗教战争在印度所有的城市蔓延,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教徒间的冲突在加尔各答最为激烈,五天的巷战夺去了一百二十人的生命。英国驻印度总督蒙巴顿,命令军队在各骚乱城市建立隔离防线。7月10日,英国首次任命一名非白种人为英国自治领总督,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出任英联邦巴基斯坦自治领总督。一个月后印度分成了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
   
   旁遮普地区被一分为二,分属印度和巴基斯坦,城镇和农村,对立的教派都在作战,仅在旁遮普就有十五万人死于宗教冲突。印、巴分治立即造成了一百万难民,他们当中的任何人如果不幸在旁遮普印巴分界上站错了地方,就成为被虐杀的对象。印度发生的悲剧不仅对现代世界是个不祥之兆,而且印度的宗教和神话已经预示了这一悲剧。例如主持宗教事务的婆罗门种姓(Brahman,僧侣),在印度是第一等级。早在公元前1500年以前《梨俱吠陀》时代,婆罗门教的雏形就和种姓制度(Caste system)开始形成。它把印度人分成四个等级,即婆罗门(Brahman,僧侣)、刹帝利(Kshatria,武士)、吠舍(Vaisia,庶民)、和首陀罗(Sudra,奴隶)等四个瓦尔那,至今印度还有六千万“不可接触者”(untouchables)。类似印度种姓制度(Caste system)的等级制度,在古代埃及、希腊和其它许多国家,甚至在现代社会如纳粹德国都曾有过。中国文革期间,把人区分为“黑五类”份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和“红五类”份子(工人、贫农、解放军、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的阶级制度,除了时间短暂,也很类似印欧的种姓制度(Caste system),显然是从欧洲人和苏联人那里移植过来的。种姓制度多数是某种外来种族征服的结果,经常是白种人对黑人进行种族压迫的工具,不论在古代印度还是在近代非洲和美洲,都是如此。
   
   由于历史的复杂,四个瓦尔那在雅利安人和印度土著之间的划分并不是绝对的。一些土著部落的领袖曾经通过与雅利安人的联姻融入婆罗门或刹帝利种姓,而有些下层的雅利安人也曾沦为首陀罗和不可接触者。“19世纪末,人类学家李斯累在孟加拉对种姓进行形体人类学调查,发现种姓高低与鼻型指数之间有一种奇妙的一致性:地位高的婆罗门鼻子细长,地位最低的‘贱民’鼻型扁平,其他介于二者之间的种姓,其社会地位的高低也与鼻型指数一致。由此,他得出了惊人的结论:‘印度人的社会地位与鼻子的宽度成反比。’他把种姓的起源归于白肤高鼻的雅利安人与黑肤宽鼻的土著达罗毗荼人的混血,尤其是雅利安人为了维持血统纯正而规定的族内婚。他假设,约在公元前3000—1500年,白皮肤的雅利安人征服了次大陆的土著人——黑皮肤的达罗毗荼人。最初到来的雅利安人主要是青年男子,他们从被征服者中娶妻,而把女儿再嫁给雅利安人。这样虽然发生了混血,但雅利安人中仍尽力维持自己的血统。当到了他们自己集团内的女性已足以供结婚之用时,为了阻止进一步混血,他们便停止了从土著人中娶妻妾,只在自己集团内通婚,于是种姓制度便产生了。”
   
   与欧洲人不同的是,尽管古代印度人也有法律,但却没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摩奴法典》规定,如果一个婆罗门分别娶了四个种姓的妻子,对于其财产的继承权,各个妻子所生的孩子应占有不同的比例,其中“婆罗门妇女之子得四份;刹帝利妇女之子得三份;吠舍妇女之子占两份;首陀罗妇女之子占一份。” 《摩奴法典》还规定,“刹帝利辱骂婆罗门则应仅处一百帕那罚金;吠舍处一百五十或二百。”然而,“最低种姓的人以骇人听闻的坏话,辱骂再生族,应割其舌。” 因此,与“十二铜表法”等欧洲法典不同,印度法典不是同族的平民与贵族之间通过较量妥协而成的社会契约,而是婆罗门、刹帝利等异族的高种姓集团借助军事征服强加给低种姓阶层的产物。
   
   有人认为,与中国不同,早期印度的尊卑贵贱,不是归结为宗法群体的血缘关系,而是归结为个人的业报轮回与世代因果。对任何一个信奉婆罗门教的印度“再生族”来说,其肉体的生命和精神的生命一分为二:肉体的生命是父母给的,精神的生命则是宗教给的。在精神生命的获得中,由于老师常常比父母对其更有帮助,因而在社会文化领域中,印度人的师生关系比家庭关系还要重要。正像《吠陀》中所说的那样,“父母因爱结合赋予儿子以生命,因为婴儿形成于母胎,所以这种出生只应被看作是纯人世的。但阅读过圣典的教师,根据法律,通过娑毗陀利赞歌赋予他的生命才是真正而不会死的。”在这种不同于宗法文化的宗教文化中,不仅不同种姓的人之间因害怕沾染污秽而互不来往、严重隔绝,就连家庭内部的父子、兄弟之间,也缺少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感情沟通。(陈炎:《古希腊、古中国、古印度:人类早期文明的三种形式》)
   
   但问题是,如此解释中国的“宗法文化”,似乎只能对先秦有效,对秦汉以后则完全失灵了。中国汉代以后的类书里虽然有记载说:“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给,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绗人也。”(《太平御览》七十八,引《风俗通》),但如此解释阶级区分,似乎带有印度种姓制度的特点,但并不符合中国文明在秦汉以后尤其是唐宋以后形成的惯例。因为中国基本上是单一种族即黄种人的社会,正如欧洲基本上也是单一种族即白种人的社会,所以无法形成尼采等人呼吁的种姓制度。古代的种姓制度只能形成于印度这样黑人、白人、黄种人杂居的社会,那里是近代欧洲殖民全球之前,世界上种族混杂最为严重的地方(有如今天的美洲)。当然,不能说种族混杂为种姓制度提供了合理性,否则这岂不等于是像新大陆这样种族混杂的地区,有朝一日注定要把黄种人(印地安人和亚洲后裔)变成婆罗门种姓(僧侣)、把白种人变成刹帝利(武士)、把混血人变成吠舍(庶民)、把黑人变成首陀罗(奴隶)?显然,这种原始的文化不应复活,僵化的种姓制度需要让位给种族自治的礼制。(在《礼制的精神》章我们会谈到,礼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地方自治”和“种族自治”。)《书经》(尚书)所谓的“百兽率舞”(《尧典》),可能是指“华夏蛮貊,罔不率俾”(《周书·武成》),它是文明与野蛮的区分,而不是种族的区分。这显然要比印欧文明的种姓制度,更为优越,更适合全球文明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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