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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全球化的几种理论

   《平定主权国家》
   Pacification of nation-states
   
   谢选骏
   

   
   第二章 教族:种姓制度还是礼制?
   Chapter Two Religious grouping: Caste vs.Etiquette
   
   
   三,有关全球化的几种理论
   3. Theories on globalization
   
   罗兰·罗伯逊(Roland Robertson)是英国阿伯丁大学社会学教授,研究全球化、民族认同与民族国家的未来等问题的专家。他曾经区分五个全球化阶段:
   
   1,萌芽阶段,1400年到1750年,基督教的统一局面瓦解,民族国家、全球地图、日心说、殖民主义出现。
   
   2,初期阶段,1750年到1875年,民族国家普及化,各国间建立正式外交。公民观念、护照、国际博览会、国际法协议、国际主义和世界大同思想出现。
   
   3,发展阶段,1875年到1925年,体育和文化的国际联系得到加强,世界通用公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大规模国际移民,非欧国家加入民族国家俱乐部。
   
   4,争霸阶段,1925年到1969年,国联和联合国诞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开始以“侵害人类”的罪名起诉战争犯。足以毁灭全球的核战阴影,三个世界的划分出现。
   
   5,不确定阶段,1969年到1992年,人类进行宇宙探索,增强普遍人权和公民权意识,出现性别、种族身份缔结的世界群体,根据关系更为复杂不稳。全球环境保护意识高涨,全球性大众媒体突破了民族文化的传统疆域。
   
   我们可能并不同意他的具体区分和论述,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中看到,现代人的全球意识理解了世界各部分的相互联系,人们意识到全体人类的一体性与每个人的种族、传统、文化身份并不矛盾。
   
   罗伯逊从四个参照点来说明全球化的人类整体意识,即,人有四种存在方式:
   
   1,人是特殊的个体存在。
   
   2,人是民族国家的社会成员。
   
   3,人是国际社会的成员。
   
   4,人是普遍意义的人类。尽管每个人因种族、阶级、性别等等有别于他人。
   
   上述四种存在方式,使每个人得以个人化、社会化、国际化和全球化,获得不同的自我意识。但意识到人类活在一个星球上而不得不合作共存,并不等于人类会自动地融为一体,国际关系并不会自动化为和谐的全球关系。主权国家总是以某种同质性的民族文化作为身份辨认,来强制同化成员,以便控制。
   
   在全球化成为潮流之前,传统的主权国家观念有四个特征:
   
   1,国家对境内事务及与它国的关系拥有绝对权威。
   
   2,国家对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如货币、军事、语言、科技、体育、教育、社会价值规范等,拥有全面统治权。
   
   3,国家的政策和行为,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干预。
   
   4,国家不与任何它者分享对其所辖内的管制权。
   
   传统主权观至今仍是约定俗成的“国际准则”,但在全球化的冲击下,任何国家都很难再继续严守疆域。例如电讯和电子媒体在国际间流通,汇率决定货币的实际价值,贸易依赖多边联系,科技不受国界限制,国家行为不能继续无视国际舆论,尤其在涉及全球生态、环保、和平的问题上,大权独揽的主权国家已经丧失了意义。
   
   美国社会学家列维(M.Levy)特别关心现代性如何在不同社会之间形成一致关系。他强调一个社会是否具有现代性要看其工业化能力,而现代性社会也必须具备某些现代社会结构特征,如专业分工,社会各部分相互依赖,以人的能力而非出身或地位为价值考量,集中决策,理性而非感情性的人际关系等等。
   
   在其它领域,传媒理论家麦克卢汉(M. McLuhan)强调,现代大众文化的主要特征体现为传媒方式而不是内容。传媒指帮助扩散文化的任何方式或技术,因此既包括交际技术也包括交通手段,因为流动的人也就是一种交际工具。不断发展的技术条件决定了人不断改变交际方式、扩展交往范围。人类早先依靠口耳相传的话语,面对面直接交际,后来有了文字和印刷,但书写和阅读却是孤立的个体行为,现代电子传媒却恢复了直接的群体交际,并具有超越时空的功能。
   
   徐贲《中国语境中的全球化、现代性和民族国家》认为,尽管“全球”(globe)这个词英语中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但“全球化”成为西方学界描述和分析世界宏观秩序的概念,却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的事,全球化表达的不仅是人类社会经历的实际变化,也是对这一变化的意识。例如,八十年代以前的现代化理论对全球化也有涉及,但还没有明确将之放在全球化的思考框架中系统分析。
   
   “全球化”这一术语在九十年代进入中国知识界的话语,主要出现于中国的后现代如“后殖民”表述的理论中。中国的后现代话语,首先不是表现在它的话语内容上,而是表现在它取消现代性在中国的相关性这一基本立场上。在这一话语中,全球化不可避免地与中国现代化问题联在一起了。
   
   刘康在《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的不同选择》中认为,全球化是指冷战结束后,跨国资本建立的所谓世界新秩序或世界系统,同时也指通讯技术革命以及信息高速公路所带来的文化全球化传播。全球化过程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文化生产与商品生产的关系日益紧密。在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意识形态与学术思潮等各个领域中,文化与商品的密切结合,渐渐形成了充满著内在矛盾与悖论的“全球化文化想象”。
   
   以张颐武等人为代表的中国后学论者,对当代西方后学理论的关注,是出于对全球化问题的考虑。他们并不套用西方的流行理论来解读当代中国,而是力图以理论的普遍性话语来透视中国文化转型期的问题,并且反过来再以中国的实践诘问理论的普遍有效性和合理性。例如,张颐武在《面对全球化的挑战》一文中说,他要驳斥的是中国某些知识分子的两种倾向,一是把西方现代性用作普遍标准,二是把全球化用来对中国进行西方化。
   
   徐贲则认为,刘康对全球化的看法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论和自由主义工业技术论的混合版本”,而张颐武所说的全球化则更是“在直接搬用西方意识形态霸权论对全球化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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