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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救人的最高形式就是福音
·思想主权第四部下“人性·外篇”第一章
·我们的思想割裂万物、分别彼此
·科学主义和传统宗教
·科学无法提出终极的答案
·只要动念,就可能落入陷阱
·传统宗教与新兴宗教
·人类成为自己最危险的敌人
·理想是水中流动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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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胎化思想消灭“过剩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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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基因组序列这本书由DNA语言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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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能养活1570亿人,是思想并非事实
·战争与和平都起源于人之思想
·思想主权第五部“途径篇”第一章
·思想主权第五部第二章、国家主权的来源
·国家主权制造爱国主义
·各种国家主权的冲突
·国家主权的野蛮性
·上帝的主权与国际法
·结构主义与思想主权
·谎言、个人主义、与之合一
·如何确认“思想主权”的存在
·思想主权的人形典范
·思想主权的基础就是正义
·人间没有终极对错,只有思想
·上帝的思想与不朽的原罪
·一念之差创造了不同的制度
·思想家和梦幻家都是被动的
·科学是语言而不是客观事实
·“三个世界”的文字游戏
·真正的美景仅存于内心
·感动自己,震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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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成自然的人与禽兽
·如何可以不让悲剧降临呢
·划时代人物的生命代价
·没有历史的人最为富足
·苦行就是“被鞭打快乐”
·思想主权第六部“钩沉篇”第一章
·国家与器官
·天性构成的囚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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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政府论》第三十九章

全球政府论:黄金时代的重来—论礼制的天下统治
   Global Government: the return of the golden age——on the universal rule of rites
   第四部 中国模式

   Part IV Chinese Model
   Part IV The Chinese Model
   第三十九章 历史教的医治功能
   Chapter Thirty-nine Healing Power of Historicism
   一、病菌伴随着文明
   1. Germs that come with civilization
   按照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戴蒙德(Jared M Diamond,1937─)的看法,文明的演化不得不受到地理环境的决定,不仅外星难以发生文明,就是地球上,大部分地区也不可能产生文明,除非地理环境提供了三方面条件:1、拥有大量野生植物可以驯化为农作物;2、拥有大量野生动物可以驯化为家禽家畜和宠物;3、拥有交通便利的土地,既可以保持与外界的沟通,又能避免内部僵化。例如,与具体地理位置相关的传染病菌也与文明的命运息息相关。
   病菌在数万年前起源于驯化的禽兽,如麻疹和肺结核最早出现于牛群,天花来自于骆驼,流感病毒起源于猪鸭,百日咳杆菌发端于猪狗,艾滋病病毒寄生在非洲猴子身上。戴蒙德归纳出,不同文明撞击或冲突时,征服者除了金属冶炼术、先进的兵器、大量驯服的动植物、东西走向或南北对峙的地貌等优势条件外,致病的微生物也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它们在发源地逐渐让人群获得免疫能力,却同时成为征服者无意中携带的生物武器,是导致一些文明衰落的因素之一。实际上,这种悲剧正是现代细菌战所利用的机理。当然细菌战的发动者赖以保护自己的不是自身免疫力,而是抗菌素。
   1347到1350年间,起源于亚洲的鼠疫(黑死病)通过征服欧洲的蒙古军人以及航行于意大利与东方之间的商船向欧洲传播,每年三百到六百公里的扩散速度,导致欧洲两千五百万人丧生,欧洲人口减少三分之一。由此带来的恐惧,七百年以后还显灵在加缪(Albert Camus, 1913─1960年)的小说《鼠疫》(1947年)中。类似的厄运一百多年后降临在美洲印第安人头上。1495年,非洲黑奴带来的天花导致圣多明哥(Santa Domingo)57%到80%的印第安人死亡。1515年,三分之二的波多黎哥印第安人死于天花。“征服者”柯特兹(Hernan Cortez,1485─1547年)率领西班牙军队于1519年登陆阿兹特克帝国,使74%阿兹特克人死于病菌,人口从两千五百万降至六百五十万。1532年,西班牙海盗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1471?─1541年)为首的百余军人征服印加帝国时,除了先进的火器、船只、马匹外,他们携带的梅毒、天花、流感病毒在几年之内,就使印加帝国95%的居民死于瘟疫。据此认为“欧洲人是美洲的瘟神”并不过分。
   再看号称“现代黑死病”的艾滋病,其病毒分为两种:一号病毒感染了世界上大多数地区;二号基本局限在非洲西部。这些病毒原先寄生在非洲猴子,后来通过西非的一种类人猿在过去几十年“跳”入人体。1981年,第一个爱滋病例在美国出现。1980年,爱滋病毒就随着“改革开放”的风气,通过外国病人输入中国。1989年以后,中国迎来了爱滋病的高潮,到2003年,仅中国官方统计并承认的病人数字已经突破一百万。迄今为止,全球共有三千二百万人死于爱滋病。如同日常生活中人际关系,细菌、病毒、霉菌等微生物与其寄生的宿主之间,也有互利并互残的复杂关系。它们从宿主获得营养,并把宿主的DNA当做它们的遗传载体;多数微生物利用宿主也让宿主受益,有时互利、双赢,多数时间与人体免疫系统保持平衡,但是当营养不足、寒冷、生活压力等因素导致身体脆弱时,均衡就会失效。
   各种生命形式之间的关系在时间中不断互动演化,即使是病菌,也会衍生出各种策略和新的生命形式,展示它们淋漓尽致的生存本领,有的甚至通过改变宿主的行为或机体结构,来达到自己的战略目的。例如狂犬病毒进入狗的唾液,让狗带有狂咬的行为症状,用狗的攻击所导致的其他动物的伤口作为自己传播的切入点;淋病、梅毒、疱疹病毒也是擅长此类行为的高手。同样,爱滋病毒在感染致病后也不立即让宿主致命,避免同归于尽而失去继续传播的机会;相反它们在长期的生存演化之后,获得了“超限战”的谋略,其技能就是潜伏人体,然后才对免疫系统发起致命的攻击。1996年之前,医学尚无对付爱滋病毒的手段,感染发作的病人只能面临死亡。到了2003年医学可在爱滋病毒发作的时候,用药物发起进攻并摧毁它们。但人们还是无法彻底治愈爱滋,因为病毒善于躲藏,可以很多年毫无动静地隐蔽在一些地方。如人体中的后备T细胞,平时休眠,只在紧急状况下才抽调出来增援。但爱滋病毒恰恰藏匿在这些后备T细胞里,并将自己的基因嵌入宿主的DNA上。它们隐蔽的角落还特别多,即使知道它们的藏身之地,也难以将每个角落都处理干净。
   也许目前没有充足理由担忧疯牛病、禽流感、SARS、爱滋病的病毒足以摧毁文明,但是未来是否出现更为强大的杀手,只有天知道了。生命树上的所有枝叶,包括人类、动植物和微生物,既互存互惠,形成食物链的环节,又互相竞争吞噬。人与爱滋病毒之间的争斗,也是地球生命图谱和文明演化的组成部分。同样,人类共同体内国家、民族、文化和个体之间,也存在着纵横交错的利益经络。对爱滋病人以及生活于乡村的弱势群体必要的关注和救援,是文化成熟和现代群体共同成长中的关键一环。
   但同时,抗生素也在损害人类健康,耐药菌的出现是人类过度使用抗生素的直接后果,而细菌产生耐药性的速度远远快于人类新药的开发速度,人类因此即将进入“后抗生素时代”、回到抗生素发现之前对细菌性感染束手无策的黑暗时代。疫苗、抗生素及医疗技术的发展,造成了一种安全的假象,而与此同时再生性传染疾病正在世界各个角落出现,某些传染性疾病又有卷土重来的势头。如目前全球已有十七亿人感染了结核杆菌,约有两千万结核病人,年新增加结核病病例八百万,死亡三百万人,高居传染病死亡人数之首。细菌性传染病的死灰复燃,归根结底是人类的免疫系统出现故障,而这种故障的罪魁祸首可能就是很多细菌对抗生素产生了严重的耐药,有的甚至产生了多重耐药。
   文明也有自己的“多重耐药细菌”,那就是“过度的知识所导致的焦点丧失和虚无主义以及伴随而来的生育力下降和野蛮人内住”。叔本华说,人生是一个钟摆,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来回摆动。所以人生要不是感到痛苦就是感到无聊,痛苦和无聊这两大恶魔困扰人,而这两大恶魔又是从一个最凶恶的邪魔派生出来的:无止境的欲望。叔本华有一句话没有说透,那就是痛苦与无聊对人而言同样是恶,那么为了摆脱这同样凶恶两大敌人,就只有泯灭欲望而进入涅槃与寂灭的状态了。可是涅槃既然不是死亡,而是一种有待进入的状态,那么涅槃的存在本身就因为“有待”而破坏了自己(涅槃)的可能性。
   实际上,叔本华缺乏创意,不过是重复了佛家的古老说教罢了,而不幸这种说法又是经不起推敲的,其根本弱点就在于把痛苦与无聊等视起来了。其实,对人生来说无聊是比痛苦更为可怕的敌人:无聊代表一种最深刻、最不可消除的痛苦,当然它首先是精神上的痛苦。我们知道,无聊更容易使人自杀,但痛苦却更能激起人们的抵抗精神。痛苦而能使人自杀者,其背后的动因是“绝望”,其底蕴依然是无聊。单纯的痛苦难以使人陷于自杀的绝境。把无聊与痛苦分开考察:
   1、痛苦是生命的属性,既是生命之子,也是生命之母。不仅“哪里有生命,哪里就有痛苦”,而且“哪里有痛苦,哪里就有生命”。痛苦因此也是积极的,因此“愈高等的生命,痛苦也就愈多”。痛苦也能使人生“更加有意义”,因为是“解除痛苦”的希望给予人生以意义。
   2、与痛苦不同,无聊并不总是和生命相联的,唯有人类尤其是具有醒觉意识的人才有突出的无聊感觉。这不仅是因为这些人生活优裕到了胖得发愁的地步,而且由于他们比动物“高了一筹”,“具有自我意识”,所以特别容易受到无聊感的侵袭。动物则由于缺乏自我意识而只有种族本能,且需要不断地捕食,而免除了无聊这一苦刑,但是关在动物园里的动物,也会受到人类影响,患上神经官能症。在我看来,无聊感的消极成分多一些,正如痛苦感的积极成分多一些,无聊也容易导致生命的堕落而不是生命的亢进。
   同样,对于一个社会甚至一个民族的历史,也有“痛苦时代”与“无聊时代”的分别,其原因略同于上述。痛苦时代充满希望,因为具有这样一帖解毒剂,还可忍受,生命还可支撑下去。无聊时代则是一个繁荣的时代,富庶的时代,但却不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时代。社会的“幸福”也许就是从痛苦时代向无聊时代的过渡,社会的“不幸”也许就是从无聊时代向痛苦时代的过渡。
   涅槃是超级神话、理性主义神话,涅槃之作为一种关于“解脱”的理解,无疑是不会奏效,因为努力涅槃的结果是使人更加难以解脱。涅槃也许可以抵御一般的精神痛苦,但却抵御不了精神痛苦的极端形式:无聊。于是,群众只能通过寻求感官刺激来摆脱无聊感的追逐,而无法通过本来就已经十分无聊的涅槃。他们把寻求感官刺激美其名曰“消遣”、“游戏”;有时更以“追求死亡”的形式来驱赶无聊,于是破坏性活动开始了。
   痛苦是可以医治的,通过希望和时间、忍耐和等待;那么,对无聊的医治又是什么?其处方可以两个字来概括“冒险”。是的,通过寻找危险的游戏来解决无聊的问题。“精力过剩而又无处发泄者”,是危险的邻人。其实,关键不在于“精力过剩”,而在于外在压力过于松弛。医治无聊病的良方,因此就是“加强压力”。同样,对于一个社会甚至民族也是如此。当其发展已进入“无聊时代”,必有伤风败俗及秩序崩解的过程随之而至。加强社会压力,就是一个必然的社会反应了。这并非哪个人的意念使之然的,而是对刺激的“生理反应”。当今的西方世界,不就是处于这么一个“无聊时代”吗?可以预料,随着全球经济、文化形态的进一步平衡及整合,整个世界都将继欧洲之后步入这一“无聊时代”的大门。那时,会出现什么景况呢?那时普遍的停滞将席卷整个地球。这不是上进的运动,而是堕落的运动。不是探索欲的暴动,而是解脱欲的弥漫……人需要压力。如果没有压力,人就会觉得无聊,很是无趣甚至烦闷而死!压力并非“坏事”,而是人生的必需品,甚至是日用品。“如意”是人的理想,但“如意”不就是压力的消失?可是试问,如果真的“如意”了,那么人如何续存?“意”是继续扩张还是归于消失?所以我们永远渴望着“如意”,但却永远也不能得到“如意”,唯独如此,我们才能继续征战。但愿征战永远不停。征战停止时就是生命终止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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