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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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开始起草于1975年

   《平定主权国家》
   Pacification of nation-states
   
   谢选骏
   Xie,Xuanjun

   
   书后漫记
   Afterwords
   
   
   七、本书开始起草于1975年
   
   本书开始起草于1975年,出于对1974年开始席卷中国大陆的“批林批孔运动”的反思、反抗和反动。1975年是划时代的。葡萄牙革命引起西方殖民帝国体系最后残余的崩溃,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等非洲殖民地解放,同时葡萄牙军政府主动归还澳门殖民地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可是却遭到了风烛残年的毛泽东的拒绝。
   
   那年我二十一岁,这个“卖国”事件对我刺激很大,并使我感到深深的耻辱,我意识到中国并未脱离殖民地时代,其实直到1999年澳门回归。同时我也预感到,在哥伦布缔造的西方殖民体系创立五百年左右的1992年前后,必定还会发生更加戏剧性的全球事件,使得葡萄牙革命相形见绌。当然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事件竟然就是苏联帝国这个最后的欧洲帝国的初步解体。
   
   1978年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逐步脱离苏联经济制度,社会逐渐解冻,但其社会的基本结构迄今未变,于是批林批孔运动和毛泽东拒绝收回澳门这两个事件的相加所造成的耻辱感,就构成了持续的压力,对一个年轻的心灵所形成的打击也就引起了长期的慢性的精神反应,其结果就是这本书的形成。
   
   本书的第一部写于八十年代后半期,其中论及人类学、“九一一”(反恐战争)的章节,则在2002年写于纽约;第二部、第三部的主要部分写于1980年至1982年间,第四部和第五部的主要部分写于1975年至1978年间。全书合成于2004年。2005年作了全盘的修订。
   
   2005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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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这篇批判文章名叫“‘中国文明’能‘整合全球’吗?”(署名“傅国涌”)。其出笼的原因可能是诗人黄翔2004年2月3日在一篇题为《城市在她的身后矮下去──荒野和大峡谷的女儿引小路》文章中,无意叙述的这一事情所引起的:
   
   今年阴历十二月二十六日(2004年1月下旬),我的生日前夕,秋潇雨兰给我安排了一次小聚,约了两女一男,女的是两个才女,其中一个是年轻的文学女博士五月,另一个就是引小路。男的是学者、《河殇》的主要执笔者之一的谢选骏。……晚上刚好有四张别人赠送的票,我、雨兰、朱迪、谢选骏一起去看了一场“新唐人”电视台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人家送我们的是贵宾票,每张美元一百零五元,再大的雪也得去,丢了太可惜,愧对人家一番心意。这场晚会规模盛大,演员来自全球许多国家,既有老中也有老外,五湖四海皆兄弟。午台正中悬着个特大的篆体“唐”字,演出中也不时打出标有特大“唐”字的旗幡。谢选骏是学者,博古通今,联想丰富,而且也特别敏锐,他突然忽发奇想,贴着我的耳朵说:“你知道这个‘唐’字是什么意思吗?”我连想都没有去想,天生糊涂人一个。他说:“这个‘唐’字背后是个‘李’字。唐一般指盛唐,李当然是李世民。而他们是‘新唐人’,所以,这个新的唐人背后,也仍然是个‘李’字,一个潜在的毛泽东……”真是又奇又妙,奇谈妙论,却颇有一点怪,我心里暗暗发现谢选骏和一般“昏昏”不可同日而语,不仅学品还不错,人品也不赖。我对他轻声说:“这个问题三言两语说不清,我倒有不同的感受,一会再说。”散场后我对他高声阐述说:“对我来说,‘唐’字背后主要是个‘汉’字,‘汉’字背后是多民族和多元文化共存的中国,中国背后是整个博大精深的精神的东方。对此,我有一种文化意义或文化层面上的精神认同。但对我而言,无论从政治、还是宗教或人生理念的角度,无论是对古人还是今人,对当下还在活着的生者还是已经消逝的死者,都没有任何意义和任何角度的个人迷信和偶象崇拜!比如说你谈到毛泽东,不管他是一个公开的还是一个隐形的毛泽东,把他神化或是视为偶象都是我所不能认同的。”
   
   黄翔的上述这段文字在发表前并没有预先送我过目,所以我无法为这文字承担责任;况且《大纪元时报》对我展开大批判前,也并没有核实任何情况。如果他们找我核对,我会补充告诉他们:“‘新唐人’的本义是‘新唐朝’。这一点其英译(New Tang Dynasty)是再清楚不过了。‘新唐王朝’正是在‘新唐人电视台’主办的电视节目上——而且那天晚会上,我已经看见皇帝和皇后已经出厂。黄翔对此视而不见、见而不明,说明他确实缺乏了一点诗人的性情或者是缺乏了一点诗人的敏感——真是他自况的‘天生糊涂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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