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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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此为社会福音派鉴

   《平定主权国家》
   Pacification of nation-states
   
   谢选骏
   Xie,Xuanjun

   
   书后漫记
   Afterwords
   
   六、立此为社会福音派鉴
   
   有研究者(如Krishan Kumar在“Utopianism”里面)曾经提出,上帝之城与乌托邦恰好相反:乌托邦是人的理想社会,不是关于灵魂与天国的幻想。“宗教典型地具有来世的关怀,而乌托邦的兴趣则在现世。”但事实上,乌托邦这个概念所来自的《乌托邦》[Utopia]一书,并不缺少“来世的关怀”:乌托邦是个奴隶社会,为了获得食品而宰杀牲畜的事,全归奴隶做,以防自由民学会残忍。乌托邦里的“贱活”都由奴隶干,就像毛泽东时代多数贱活都由杀关管人员及其家属来做。乌托邦人中间虽然流行多种宗教,一切宗教受到宽容对待。但同时几乎人人信仰神和永生;少数没有信仰的人不算公民,不能参加政治生活。当外来的人告诉乌托邦人说基督反对私有财产,许多乌托邦人就改信了基督教。
   
   《乌托邦》是摩尔(Sir Thomas More,1478-1535年)1516年发表的,内容是关于理想社会的对话。摩尔本人作为虔诚的天主教徒,因为坚持拒绝宣誓承认英国国王干预教会事务的权力等信仰或政治问题,而被力图夺取教会财产和权利的英国国王亨利八世(Henry 8)斩首,死后他的头颅还被挂在伦敦桥上示众。这种“中世纪的野蛮”恰恰不能说明乌托邦与上帝的城全然无关。
   
   再者,摩尔的《乌托邦》1516年发表之后不过一年,1517年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年)就把挑战罗马教会的九十五条论纲钉在了威腾堡大教堂的门上,西方教会的分裂正式开始。由此可见亨利八世其实是路德的先行者,他们的叛教多少都和自己的婚姻问题有关。尽管路德是叛教以后才结婚的。因为《乌托邦》的作者摩尔是因为反对教会分裂而殉道的,1886年,在摩尔死难三百五十年之际,天主教会追封他为圣徒。
   
   回溯高级宗教的历史,其出发点虽是为了满足文明人类的灵魂诉求,但最终却归结为对于野蛮民族的文明教化。所以不难发现,它在野蛮人中间扎根深,在文明中中间扎根浅。例如在世界三大宗教中,只有回教在其初创社会依然茂盛,因为前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是不可不扣的原始民族。相反,佛教和基督教并不能见容于它们的“原产地”印度和以色列,而最终只能在外国流传。其中传播到文明地区的,相对都比较肤浅,如佛教在中国(包括中国化了的“熟番”如朝鲜、越南、日本、鲜卑、西夏、辽、金、元、满洲),基督教在希腊(包括希腊化的马其顿、罗马、迦太基[天主教的奠基人奥古斯丁就是迦太基地方的人]、小亚细亚、叙利亚、埃及),都不如在它们周遍的生番和蛮族地区,扎根得那幺深。例如,佛教在拒绝汉化的“生番”蒙古和西藏所取得的成功,和在汉化不及的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以及古代的印度尼西亚群岛取得的成功,显然更为深入,它们都拥有了稳固的国教地位。同样,基督教在凯尔特、日耳曼、斯拉夫、匈牙利、芬兰等蛮族地区所取得的成功,和这些蛮族在欧洲海外开拓殖民地时征服的(无文字的)美洲人(印第安人)、澳洲人、非洲人中间取得的成功,显然更加稳固。而在有文字的亚洲各国,基督教的传播其实十分有限:因为这里的基督教更多是作为灵性的载体而非文明教化的载体来发挥作用。除非是在下层社会和边缘人群;因此十分自然的,无法征服文明社会的上层,即使在印度那样的“三百年殖民地”,也做得十分不够。
   
   在希腊文明圈和在中国文明圈的对比中,可以发现基督教在长达一千年的时间内彻底地排除了本地文明,而佛教在中国远远没有达到这种控制,中国社会还几度发起排佛运动;但也因此文明的本土性质,中国得以避免了罗马遭受的解体和希腊遭受的外来宗教的二度征服,这一次是奥斯曼土耳其人带来的伊斯兰教……
   
   修道院也有类似现象。
   
   以往人们看到修道院起源于东方(如埃及),多为冥想团契,只是传到了西方,才变成生产基地(包括文化生产[只是复制,缺乏创造]);当人们谈论何以显示如此区别时,多从民族性着眼,而忽略了“懒惰的东方人”在创造金字塔、亚述兵团和空中花园时,其实并不懒惰。在我们看来,修道院制度的区别,其实是东方的文明人与西方的野蛮人在宗教追求上的性质差异所造成的:文明人追求的是脱离世界,野蛮人追求的是改造世界,对于后者,高级宗教其实就是文明开化,是与字母、文学、生产技能、社会组织、哲学观念一同输入的。所以作为生产基地而不是退隐基地的西方修道院也并不设立在城市里,而是设立在荒野,也就是设立在接近蛮族的地区。表面上是脱离城市,其实在开化危险的蛮族。
   
   在文明社会,外来的高级宗教是作为要素被吸收的;而在原始社会,外来的高级宗教则被全盘接受,如罗斯人接受东正教、波兰人、匈牙利人、日耳曼人接受天主教、蒙藏人接受大乘佛教、阿拉伯人接受一神教,都是连同字母一同接受的。因此在野蛮人那里,宗教和文明教化是一体的,宗教等于文明的生活方式,离开宗教的生活就是一种堕落。但对文明人则不尽然,宗教与文明是可以分离的,宗教是文明之上的或说文明之后的那种灵性的生活,离开宗教的人只是生活在世俗的文化里,并没有脱离教化。
   
   如此看来,社会救济和福利传教可以帮助野蛮人确立信仰和信仰基础上的文明教化,但这对已有教化的文明人却较难发挥改宗的效果,徒然培植了吃教者(Rice christian)。因为文明社会具有复杂的文化传统,无法全盘移植外来宗教,只能做有限度地吸收。除非社会的巨变造成了文明过程的中断,如罗马帝国后期和秦汉帝国后期(东汉)所发生的事件那样。
   
   立此为社会福音派鉴。
   
   历史意义的“上帝的国”不同于耶稣的天国,正如文明意义的千福年(Millennium,也译“千禧年”)不是文明彼岸的时刻表。而本书论述的文明的黄金时代,与千福年学说(Millenarianism)的宗教盼望也不相同。整合所有的种族与文明,诚然是地球的盛事,但在上帝和天国的奥秘里这不算什幺。我们知道,确实有着较比一切种族与文明的总和还要广大无垠的……其奥秘超然物象,远在人们能见的世界之外(或是“之内”),近在咫尺,远在天边,无法分析、预测和企及,所以无从污染并摇撼。那是真理的园地,使我们满心企望而无法企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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