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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第三中国”与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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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祖辈的文化

   《平定主权国家》
   Pacification of nation-states
   
   谢选骏
   Xie,Xuanjun

   
   书后漫记
   Afterwords
   
   二、回归祖辈的文化
   
   在这1989年“六四事件”之前的八个月,1988年10月6日,《光明日报》已经刊登了一篇访问记:《回归祖辈的文化──访谢选骏》。
   
   问:我们的政治生活中还存在一些腐败现象,意识形态中也有一些陈腐观念,它们阻碍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进程。很多人把这些腐败现象和陈腐观念说成反封建不彻底的结果。您同意这种看法吗?
   
   答:我对这种看法持保留态度。在中国传统中,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是一致的;而我们现实中的不合理现象却是实际做法和意识形态相矛盾的表现。比如,我们在思想理论上提倡高度民主,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常常搞官僚主义和家长制;我们在思想理论上提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在制度中却又给以权谋私留下不少可乘之机;传统中国社会搞乡绅自治,追求稳定,而我们是运动接连不断。最典型的是“文化大革命”,人人斗争,人人自危,父子分裂,夫妻反目。西方有的学者把我国建国以来的许多极左做法,归结为清教主义和战时共产主义的影响。我则认为这是人欲的恶性膨胀和“反文化综合症”,它们和封建主义的联系并不密切。
   
   问:在改革开放中兴起的这场传统文化反思运动,其主流是批判传统文化,而批判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反封建。您说现实中的许多问题并不导源于封建主义,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总体态度也应有所改革?
   
   答:从五四前后开始,对传统文化的不满其实是以不满现状为前提的;批判传统文化实际上是批判现实,脱离现实的“传统”是无法存在的。因此,目前对传统文化反思,得出的结论只是功能性的,而非真理性的。当然,鸦片战争以降,中国文化传统已不能适应新的世界格局,此种功能性批判也是应运而生。但反过来说,实践也已证明,从洋务派企图用西式的经济和技术拯救中国,到康有为、孙中山企图用西式的政治来对中国社会进行改良和革命,再到五四运动企图以西式的文化改造中国人,先驱们向西方寻求真理以使中国现代化的目的也并没有完全实现。因此,我大胆地预测如果把十九世纪末叶尤其是五四以后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分为两大阶段的话,第一阶段的主流形式是“吸收西方文化” 第二阶段则应是“回归祖辈的文化”!
   
   问:传统文化是个很模糊的概念,内容上可以分若干部分,时间上也可分为几段。您说的“回归祖辈的文化”,能不能具体化?
   
   答:我说回归祖辈的文化,中国是回归到秦以前的中国文化。那时中国的社会心态是年轻的、文化精神是朝气蓬勃的。这种文化精神概括起来就是“日新其德”。战国时七雄并列,社会是多元化的,机会是均等的,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大家都想统一中国,谁能招揽人材,谁能给新的文化因子以丰润的土壤,谁就有强大的竞争力;人们的主体意识强,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义务与权力之间,都是双向交换的,“士为知己者死”比“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更能激发人的创造力。此地无法施展的才能,可以发挥到别处去;每个人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都很强烈,与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相伴生的就是“献身精神”。先秦文化的这种特征与秦至清“长城一统文化”是截然不同的,这就是我所说的祖辈文化。而秦至清的长城一统文化则相当于“父辈的文化”,近代反传统主义的矛头所向即是父辈文化的僵化。代表先秦文化精神的《周易》上的那些精粹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今天读起来仍然使人感奋不已,这是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宝贵财富。
   
   问:长期以来,“民族主义”似乎已成了贬义词。您说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和秦以后的“天下意识”以及现在人们常挂在口头上的“世界公民意识、球籍意识”有何区别和联系。
   
   答:“天下意识”是秦实行长城大一统的产物。做“天下之民”,在国家强盛时唯我独尊,不思进取;而在国家衰弱时,便流于“阿Q心理”,它的核心是荣辱不惊、反应迟钝,缺乏日新精神。而民族主义和做“国家之民”,则是锱铢必计,争强好胜。当前,我们要当好世界公民,保持球籍,要在国际交往和国家事务中有地位,必须先具备强烈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通过竞争和献身,使国家富强起来。不错,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有狂热和非理性的一面,但在一个国家和民族起飞时,这种狂热和非理性却常常是需要的。鸦片战争惊破了中国人作为“天下之民”的好梦,现在我们要补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课。举个很小的例子,如果每个人都有“国家—民族意识” 那么目前在和外商谈判时的许多有损国家利益的事就可以杜绝了。
   
   问:那么,回归先秦文化后,对秦以后的传统文化又要采取什么态度?
   
   答:现代化进程的第一阶段在反传统的70年中,对中国的文化传统进行了“截流”,它实际批判的是清末的那种社会风尚与制度。这样,就为新一轮的“回归”提供了必要的过滤机制。这过滤机制就体现为反父辈的文化;而回归祖辈的文化则是对这一反叛的升华。实际上,文化继承上这种“远交近攻”的曲线战略,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如欧洲人的文艺复兴运动即是。另方面,即便对秦以后的整个父辈文化,也不能采取绝对化态度。天皇是封建制度吧?但日本人却利用天皇使传统为现代服务; 家族忠诚是典型的封建意识吧?但日本人稍加转化,使家族忠诚变成企业忠诚,促进了经济的高度发展。可见传统和现代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关键是我们如何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去激活传统。中国这几十年“变风”大盛,在经历了那么多的演变之后,我倒醉心于传统哲学中的“化”。化也是一种变,但它是个时间概念,是不割断并大力弘扬和传统的内在联系。它既有所依托,又有所损益,所以能事半功倍、扬长避短,这样看来,从截流到回归,不仅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表现形式,也是中国文化本身的一次内部升华。
   
   问:中国人是个好“正名”的民族,您说的“回归祖辈的文化”大概和这种好“正名”不无联系吧?
   
   答:有关系,但并不是主要的。一个民族如果老是以外国为宗,难免有不自主和不自然的感觉。我们谈海德格尔,弗洛依德,外国人常不以为然,但我们谈孔子、老子,他们却只能洗耳恭听。这一点从理论上讲也许并不重要,但对重建健康自尊的民族心理以便有效发扬我们的生命潜能却极重要。西方文化给我们的养份只是物,不经过“祖辈文化”的胎盘,我们就无法消化西方文化,甚至会得消化不良症。事实上,中国近百年年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回归祖辈传统,也就是意识形态的中国化,是对以西方为宗的一种补充、矫正和发展。
   
   问:显然,作为一个现代人,您说的回归祖辈传统绝对不是抽象意义的复古主义,而只是一种精神上的感召;同样,回归祖辈传统也不等于排斥西方文化。那么,在当前,如何把回归传统文化和吸入西方文化结合起来呢?
   
   答:无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对西方文化,我们都是作材料性的吸入,而不是作结构性的模仿。我们回归祖辈文化,是作为“现代人”的回归;我们吸入西方文化,是作为“中国人”在吸入。材料可以利用,但结构却要我们自己创造。我们既独立于西方文化,又独立于传统文化,这样我们才有极大的自由。我提出回归祖辈的文化,只是想为重建现代中国文化找一个“胎盘”,一个自由度和依托力结合得较适中的文化洞窟;至于“婴儿”的成长,各种养份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的。回归传统只是一种工具和形式,目的和内容是让中国一百五十年以来的复兴之梦成为现实,其结果是传统文化这株老树在现代长出新枝、开出新花!以向世界其他社会提供某种他们所需要的但又无法生产出来的东西。
   
   显然,这篇1988年发表的《回归祖辈的文化》,可以说是十七年后的今天所完成的本书——《中国文明整合全球──全球政府论》的一个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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