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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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监狱里的种族壁垒更为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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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好人与讨好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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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书评

   《平定主权国家》
   Pacification of nation-states
   
   谢选骏
   Xie,Xuanjun

   
   书后漫记
   Afterwords
   
   一、最后的书评
   
   1987年到1989年间,我在《光明日报》、《科技日报》等处辟有书评专栏,通过书评方式,借用他人的著作,传播自己的想法,效果不错,影响深远,有力促进了中国社会的思想转型。1989年4月26日,刚刚陷入民主运动激荡的中国大陆,《人民日报》刊登了我最后的书评《我们要不要现代化?》,那时借用一本名为《中国文明与世界──汤因比的中国观》的书,所发挥的社会评沦。同一天,著名的《四二六社论》发表。这是很有讽刺意味的一个巧合。
   
   《我们要不要现代化?》指出,鸦片战争一声炮响,轰开了大清国门,中国逐渐走进了现代世界。从洋务运动直到邓小平改革,中国民族追求现代化的意愿一脉相承,更把工业化看作一件有利无弊的壮举。新权威主义者与民主主义者虽有争议,但在追求高度现代化即“过量工业化”的目标上,却完全一致。
   
   《中国文明与世界──汤因比的中国观》是日本人山本新与秀村欣二合作编辑的,原名《トインビーの中国観》,氷川書房昭和53年(1978年)“現代教養文庫”初版。此书中的汤因比却提出了另一番见解,他认为工业文明破坏生态平衡并污染环境的根本缺陷,已经暴露。而这一世界性的危机是否能由工业文明自身以技术方式来解决,也越来越成疑问。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竞相追求的过量工业化,造成了难以代偿的资源和环境的破坏,绿色和平运动因此风起云涌。人们发现,过量工业化的代价,正在瓦解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汤因比正是基于这一点而作出了预言,“先进工业国将因首先承受不了这种压力而进入脱工业化的阶段。”
   
   无庸讳言,中国进入工业文明的步履蹒跚,已使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名落世界末流;但是,中国的这种迟滞性是否有百弊而无一利呢?汤因比认为,在迟滞发展的反面,还得天独厚地享有着不可能走向过量工业化的优越性。就在世界即将进入脱工业化时代之际,这给了中国一种特殊的机遇。
   
   当然,这种先知式的高论是很难被急于挤进现代化竞争的当代中国人接受的。但它确实也提出了一个需要思索的问题。
   
   可以认为,中国现代化的迟滞性有三个原因:
   
   (一)清朝是外来力量建立的军事征服王朝;
   
   (二)中国的管理阶层不是拥有军事权力的贵族或军人,而是通过科学选拔上来的文官;
   
   (三)统率众多“卫星文明”的大文明所特有的中华思想和藩国朝贡体制。
   
   当然,清朝以其创造性的能量,完成了对汉民族的收买和对游牧民族的怀柔,巧妙地解决了中国大一统的历史性难题。但当它打遍天下无敌手而沉浸在如汤因比斯说的“胜利陶醉中”,始料未及的新挑战逼近了:工业文明的压力使大清国趋于崩溃。明治维新之所以比辛亥革命早五十年爆发,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日本统治者是和被统治者同一个民族下同一种文化。而异族统治或信奉异教的统治集团则“很难表现出考虑整体利益的自觉”, 因而无法完成先导性的社会文化转型。确实,在我们的现代甚至当代史上,就有过多少次这样的始料未及啊。
   
   但中国文明毕竟发韧于本土。自从魏晋以前的“中国本土文化”吸收了佛教而形成魏晋以后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就背上了两层历史包袱。很明显,中国进入第三期即受西方基督教文化影响的“中国现代文化”的步履,比它进入第二期即接受佛教影响的“中国传统文化”还要迟缓。但这是否能证明中国的死不争气?
   
   美国驻日本大使埃德温·赖肖尔(Edwin Oldfather Reischauer,1910─1990年)在其《日本人》(The Japanese,1977年出版)中写道,尽管日本的现代化运动进行得轰轰烈烈,但和中国的精神革命的份量相比,其根基却不免浅显、浮面。几十年来的历史表明,中国在现代化上的表现虽然不尽如人意,但在文化革命上写的篇章却又惊人地丰富,其程度甚至远远超过了俄国革命。正是赖肖尔率先提出中国应该走一条不依赖外国的自力更生道路。这位先知断言,中国若能完成政治特别是文化精神上的独立,就意味着区别于近代西方物质文明的新文明可以形成,“中国将在最短的瞬间向全人类展现其全新的希望,中国就能占据第一级的地位。”
   
   汤因比指出了一个困境和一条出路:在中国,推进现代化与努力守卫传统之间产生了矛盾,而调和这两种方向悖反的目标则极端困难。他认为出路在于,全面工业化的自我控制节度,即拒绝猛烈地推进过量工业化。体现在避免以机械化排斥其他社会生产手段,从而形成一种既非西方式爆炸型的生活方式,又非前工业化农业社会化石型的生活方式,以便在西方文明的流动性与中国文明的稳定性合二而一的基础上,走出第三条道路。
   
   正是在这种分析下,晚年的汤因比提出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概念:“中国是世界政府的核心。”他认为中国文明强大的统一性和同质性,可以为脱工业化以后的世界,提供一种共同生存的凝聚力。这凝聚力不仅是儒学的、政治型的,也是老庄的、宗教式的。“顺从自然而生活,倾听自然的安排,万事都会有始有终。这是一种宗教。”宗教的自然观,对人来说是必要的。当然我想,思想的力量恰恰因为它是国民素质的体现,而非游离于典籍上的浮尘。儒释道的根本力量也在于此。而晚年汤因比的意思显然是说,可以胜任全球整合工作的,并非儒家,而是中国文明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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