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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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政府需要宇宙基础

   《平定主权国家》
   Pacification of nation-states
   
   谢选骏
   Xie,Xuanjun

   
   第十九章 天下与国家
   Chapter Nineteen Universality and the State
   
   二,全球政府需要宇宙基础
   2. Global government needs a cosmological base
   
   正如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结束部分所反问的,现代化在世界范围内提高了文明的物质水平,但是否也提高了文明的道德和文化水平呢?事实上,当代世界里的奴役和酷刑以及对个人的恶意侮辱,并不像亨廷顿老先生告诉我们的那样“越来越不为人们所接受”,相反,以前从来没有今天这么频繁的极端行为如自杀攻击和官方暗杀等灭绝措施。这到底是西方文明对其它文明的影响所致,还是西方文明的衰落所致?非欧世界觉得前者居多,欧洲世界则认为后者居多,亨廷顿的看法当然只能属于欧洲式的。但正如亨廷顿也不得不承认的那样,在当代西方文明主控的全球事务中,存在“大混乱”现象的大量证据:世界许多地方法律和秩序崩溃了,国家管理不力,无政府状态日益蔓延;全球性犯罪浪潮此起彼伏,跨国犯罪集团和贩毒集团猖獗,吸毒现象泛滥;许多国家的家庭制度开始瓦解,社会信任感和社会凝聚力已经解体;在世界的很大一部分地区,盛行民族、宗教和文化势力之间的暴力活动以及武力统治和武装入侵。在一座又一座城市里,如莫斯科、里约热内卢、曼谷、上海、伦敦、罗马、华沙、东京、约翰内斯堡、德里、卡拉奇、开罗、波哥大和华盛顿,犯罪现象几乎直线上升,跨国犯罪组织、贩毒集团以及暴力打击文明的恐怖组织兴起,越来越可与跨国公司的经济产品的增长率互相攀比。难怪他老人家惊呼:“文明的一些基本因素正在消失。人们在谈论全球性的政府危机。”显然,单个的主权国家已经日益无力解决自己的问题更别说全球问题了。全球问题因此日益恶化,除非全球政府起来给予统筹安排,否则问题已是无解的了。
   
   法律和秩序是文明首要条件,而在当今世界的许多地区(如非洲、拉丁美洲、前苏联、南亚和中东),法律和秩序似乎正在消失,而在中国、日本和西方,法律和秩序也遭到严重破坏。亨廷顿认为在世界范围内,文明正在让位给野蛮状态,导致一个全球的“黑暗时代”降临人类头上。我在纽约经常看到一些年老的白人,他们十分厌烦地看着周围日益增长的少数民族却无能为力。我觉得亨廷顿多少有些像这样的老白人,我同情他们,因为他们使我不由自主地想起北京,北京人在北京已经沦为少数民族,几乎被外来人口淹没。在北京的大街上和公共汽车上,百分之七八十都是外地的农民,“老北京”已经快成为“周口店人”了,他们的不满、忧虑甚至愤怒,和亨廷顿一样,是我可以理解的。但是我想,这其实也是当初印第安人被白人殖民者排挤时刻的处境和心情,而欧洲人很快也将面对伊斯兰教徒这样的入侵和压力。俄国人也正在面对来自伊斯兰教徒的这一压力,尤其是,俄国人在最近的五百多年中,还从黄种人手里掠夺了现今的“俄罗斯联邦”的绝大部分领土,包括远东、西伯利亚、乌拉尔山和伏尔加流域……
   
   诚然,这种老白人的心情和处境,使得亨廷顿的论述相当矛盾。一方面,他认为“多元文化的世界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建立全球帝国是不可能的”,他的“全球帝国”显然是指全球政府;另方面,他认为“维护美国和西方需要重建西方认同,维护世界安全则需要接受全球的多元文化性”。因为“美国国内的多元文化主义对美国和西方构成了威胁,在国外推行普世主义则对西方和世界构成了威胁。它们都否认西方文化的独特性。全球单一文化论者想把世界变成像美国一样。美国国内的多元文化论者则想把美国变成像世界一样。一个多元文化的美国是不可能的,因为非西方的美国便不成其为美国。”这种把美国当成欧洲禁脔的想法相当落伍,基本上属于殖民地心态,说明亨廷顿等老白人的内心至今仍然停留在两百多年前的美国独立以前的状态下,自视为欧洲的仆从,不以为耻;他们完全没有能力梦想美国作为一个新大陆、具有文化独立的资格。
   
   在我们看来,西方普世主义者早已不是幻想家,他们已经造就了全球文明一体化的现实。尽管全球的文化现在还有一些垂死的多样性,但全球的文明系统却不可避免地合一了。文化是相对的,文明却是绝对的,看看新加坡城邦这块小小的前英国殖民地就知道,其国民构成76%是华人,15%是马来人和穆斯林,6%是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三个种族的“新加坡人”虽然奉行不同的文化,但却不得不在同一的即英国人提供的文明体系里,按照同样的即英国人的规矩办事,这时也就不得不把自己原本的文化习惯抛在一边。在美国,印第安人、黑人、欧洲人、亚洲人也不得不如此混同,混出一个非驴非马亦驴亦马的“美国文化骡子”来。
   
   新加坡政府在人民中倡导“儒教价值观”,只是为了暂时照顾多数华人的情绪,以便加速同化或是异化他们,使之放弃中国文化。特别考虑到其领袖李光耀并不是华人,而是华人与马来人和其他种族复杂混血的结果。混血的种族必将导致混杂的文化,不仅新加坡如此,美国人、印度人也是一样。正如在新加坡的儒家文化徒有其表,在美国的欧洲文化也是一样徒有其表──美国文化是欧洲殖民者与印第安人尤其是和黑人多重混血的结果(美国已经很少纯种的黑人,一般黑人都有四分之一左右的白人血统,所以其智商也不是七十,而是八十五),以后可能还要加上亚洲后裔的人及其文化。新加坡坚持所有人必须接受英语教育并能讲流利的英语,正如美国实际上把西班牙语列为第二官方语言、加拿大已经把法语列为第二官方语言一样,是迫于人头压力,与合理性毫无关系。例如新加坡,其人文地理状态迫使它采取新的国家战略:
   
   “尽管我们讲英语、穿西装,但新加坡人不是美国人或盎格鲁─撒克逊人。如果在更长的时间里新加坡人变得与美国人、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难以区别,或者更坏,成为他们可怜的仿制品,即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那我们就丧失了与西方社会的区别,而正是这些区别使我们能够在国际上保持自我。”这是新加坡1989年1月的总统黄金辉在其议会的开场演讲中说的。他认为二百七十万新加坡人对西方来的影响极为开放,这使得“以往支撑我们发展的传统的亚洲道德、责任和社会观念,正让位于更为西方化的、个人主义的和自我中心的生活观”,他认为有必要确立新加坡各民族和宗教群体所“共有的核心价值观”,以体现作为一个新加坡人的最基本点。其实,他提出的四个“基本价值观”,但基本上都属于寡头政治的范畴:“将社会置于个人之上,将家庭作为社会的基石,通过共识而不是斗争来解决重大争议问题,强调种族和宗教的相互容忍与和谐。”难怪他的讲话引起了关于“新加坡价值观”的广泛争议。两年后,一本白皮书对此作出了理论总结,在赞同四个价值观的同时,又补充了一条“个人应受到重视和得到群体的支持”,以抗衡可能导致裙带关系的儒教等级观念和家庭观念。
   
   许多迹象显示,现代化在世界范围内提高了文明的物质和生活水平,但却降低了文明的道德和文化水平。这主要不是由于缺乏教育,而是由于政出多门导致莫衷一是,人民变得无所适从,结果禽兽般的欲望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价值多元化的结果就是丧失价值,正如“有许多真理就等于没有真理”。不同的科学技术也许可以互补兼容,但不同的道德价值却只能互相拆台。
   
   全球政府所需要的道德基础是什么?全球政府认识到:惟有对立面的存在,才能有效团结内部,共同目标的激励,可以动员内部的活力,外患能缓和内忧──一个清晰可见的地外目标、太空任务,以及宇宙空间的召唤,可使全球文明不再重蹈历史上统一帝国迅速腐败的覆辙。所以我们说,不仅全球政府需要一个宇宙基础,同时全球政府也具有协调整个地球资源的能力,可以帮助人类进行地外探索、太空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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