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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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定主权国家,有益于天下

   《平定主权国家》
   Pacification of nation-states
   
   谢选骏
   Xie,Xuanjun

   
   第十九章 天下与国家
   Chapter Nineteen Universality and the State
   
   
   八,平定主权国家,有益于天下
   8. Pacification of sovereign states benefits us all
   
   历史因素的不断积聚,使得“可能性”的通道愈来愈窄:增熵的历史命运使得创造者的道路日益艰难。强力和孤胆,成就伟业;新陈代谢,促进终极的善。殊途同归的担心,挽救不了瓦解中的文明,只有精神的净化才使文明再生。全球政府的益处,是在和主权国家的坏处比较里,得出的:没有主权国家的浪费和作恶,就不会有全球政府的效率和功德;没有国际无政府状态,就不能显出天下一统的和平是多么珍贵。
   
   主权国家消失以后,全球政府只要和各个地方政府直接打交道就可以了,可以节省大量的军费和叠床架屋的行政开支。裁减二百多个主权国家政府的寄生结构,就可以阻止大量财富毁灭在这些有组织的贪污盗窃和精心策划的自相残杀之中。
   
   现代最好的军队都是作为“国军”隶属于各个主权国家的,其次则是作为党军、集团军和私人军队隶属于党派、黑帮或私人。但即使最好的国军,虽然号称在“保卫和平”,实际上却仍然不免从事着杀人、放火、强奸、抢劫、虐待俘虏的罪行。由此可以相信,没有各国军队争相分裂割据的世界,可以更加美好,就像现代法治国家的内部,不用军队解决纷争,所以才能长治久安。而要消灭为害世界的各国军队,就需要首先削平豢养军队各个主权国家,这些纵容军队作恶多端的“合法山头”,还盘踞联合国组织,维护自己作为现代世界万恶之源的主权国家地位。
   
   相反,全球政府则不需要杀人放火的军队,只需要医治人民的生物部队。因为它深切地意识到,生物工程对全球文明的影响乃至于“支配”,已到无孔不入的境地。尤其不发达世界,能否从目前的绝望状态里走出,不仅要依赖生物学意义的技术革命,还要依赖生物学意义的社会革命!世界能否摆脱二十世纪的沙漠状态、步入二十一世纪的田园时代,社会生物学领域的综合突破,是必要的。革命的生物学,显然也是一筹莫展的中国可能拥有的一个承衰起弊的支点。
   
   全球政府可以从世界各个僻静的角落,招来许多生物学家。他们在国内也许被视为异端的危险分子,为法律和公众舆论所限制。但他们确实怀着真正的科学工作者的热情:愿意在任何地方、为任何势力贡献自己的科学天赋与思想才华。全球政府应欢迎他们!全球政府真正需要他们!全球政府应该为他们提供一切工作和生活上的便利。即使这需要冒些小小的风险,也是十分值得的──其实再大一些的风险,也比没有出路好得太多了。在此之前,这不仅关乎某国能否从国际瘟疫的策源地,一变而为头等世界强国,而且关乎全球人类的命运甚至“人类将如何定义”!新的生物实验及其社会运用,需要巨大的革新精神来引导,各个文明的传统对它多少是个障碍。相形之下,中国形式的全球文明由于其世俗性格,也许较那些具有神权传统的社会,更能适应和容纳这一革新过程。虽然人们不愿看到新的生命超过自己,但只要不以神明的名义扼杀之,日新不已的君子之德,将在无形中提供更有兼容性的全球平台。
   
   例如,中国曾是保守传统的大本营。但经过一百多年外来入侵和残酷革命,传统的堤防已被摧毁,使得中国“国已不国”。但愿我们的下一代会看到革命与传统的最终合流──那时,在革命与传统的汇合处,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曹操[155─220年]《观沧海》)推革命之波以助社会生物学之澜?这是很有希望的事业。运用革命时代的巨大可塑性,利用革命势力的巨大活跃力,把中国首先变成一个社会生物学的试验基地,用这办法使中国成一次“飞跃”,由前工业社会迈向新型生物社会。业已成熟的发达国家只能瞠目结舌而无从仿效,由于其内在条件的限制。发达国家的内在矛盾和掣肘太多,无法遂行具有世界历史规模的生物壮举,他们只能坐视新兴强权在不守规矩中日渐壮大,并亲口尝到这强大附带的酸甜苦辣……
   
   新的社会生物学活动,能给中国注入可畏的活力,新的民族从魔术般的运化中出现。新的中国不必位于现在的中国领土,新的中国民族不必是现代中国人的后裔──他的出现是全球活力的表现,通过正面的反馈可以激起更大的活力。一个以社会生物学的基本原理为原则的政体,一个以社会生物学的基本观念为意识形态的全球政府:它的农业是生物学的农业系统,它的工业是生物学的工业系统,它的战争是借助生物武器的新文化战,它的仁慈也通过生物学的救助来展现,甚至它的统治人才也依靠生物学来育种,艺术天才与生物学方法的培养密切相关。
   
   新的生物学手段,提供了自新的方式。即使“中国自新运动”失败了,革命精神与生物学原理的合作,也能在新的领土上形成新的中国──全球文明的新的中枢。如果现有的中国无力好好耕耘自己、尽其所能创立全球文明的超级平台,它在近代吃尽的苦头就完全白费了。
   
   天下秩序有时体现为神权政治如中东和欧洲,有时体现为伦理政治如中国和美洲(前殖民主义时代),这些都是为了适应文明的冬季而自然形成甚至人为设计出来的政治形态。神权政治与个人主义互不相容,但是不论神权政治还是个人主义,都与伦理政治较为兼容。神权政治是禁欲的,个人主义是纵欲的,伦理政治是节欲的。如果遵循伦理自治的原则,人类就无须在神权政治的整合与个人主义的分离中被迫选择一个极端(选边),而可以奉行执中的中庸之道。族裔(或方国)自治而后由中枢(王道或科举)整合的伦理政治,较之宗教整合的神权政治为平和中庸,不一定更有创造力,但却较为稳定,这也可从中国与印度─欧洲的不同命运见出分晓。而族裔(方国)自治的实行,还有赖于历史教取代唯物主义文化及其个人主义;这样也可以有效弥合下层社会的分离倾向。
   
   在西方语言中,K是“国王”的缩写,因此不妨把重视养育功能的“K战略”视为“王道”。王道主生,霸道主杀;在生命哲学看来,延续自己远比杀害对手重要,因此人生的战略应该王道为主、霸道为辅──王道的成功是文明的成就,霸道的成功是文明的毁灭。
   
   在全球化的意义上,“中国”也就是“中心城市”(Central city)、“中心国家”(Central State)。在全球化的意义上,“中国”可以位于任何地点,位于印度?可以。位于美国?可以。位于俄国?可以。位于非洲?可以。位于南极?可以。只要能发挥“中国文明”即中心城市、中心国家的主导作用,即可。在2004年伊拉克遭到美─英联军攻占一年之后的日子里,我们甚至不妨设想,未来“中国”─全球政府所在地,既可以位于美国境内,也可以位在今天的伊拉克境内:
   
   1、公元前4000年前闪族的苏美尔主要城市发展到前2371年闪族阿卡德王萨尔贡一世建立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帝国,伊拉克由前闪族的苏美尔人控制一千六百多年;
   
   2、闪族的阿卡德人接管伊拉克六百多年后,前1750年闪族人汉穆拉比建立巴比伦帝国并控制伊拉克将近千年,二者合计又是一千六百余年;
   
   3、公元前720年左右闪族的亚述人征服伊拉克后,该地区长期陷入外来统治:前550年雅利安人的波斯居鲁士征服伊拉克、前330年雅利安人的马其顿亚历山大征服伊拉克,然后雅利安的罗马人、拜占庭人、波斯人交替控制伊拉克到公元656年左右,美索不达米亚在外来统治下长达一千四百年。
   
   4,然后闪族的阿拉伯人征服伊拉克,并以此为中心控制整个伊斯兰教世界。公元762年前后,巴格达建立阿拔斯哈里发政权,伊拉克重新获得一千四百年以来的中心地位。
   
   5、五百年以后,蒙古人于1258年攻陷巴格达,伊拉克先后陷入蒙古人、土耳其人控制,长达750年,1915年,英国占领伊拉克,以国联的名义对其进行统治,直至1932年伊拉克独立。
   
   6、伊拉克恢复独立以来,不过七十多年,已经再度成为世界焦点,美国对伊拉克的一次打击(1991年)和一次入侵(2003年),乃是一个世界上最年轻的帝国向一个最古老帝国的所在地所发动的攻击。它摧毁了一个作为主权国家的伊拉克,但却把一个丧失了主权的伊拉克,拖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位置。现在美国占领了伊拉克,但谁知道以后呢?也许再过百年,伊拉克作为下一次出击的主角而不是这一次挨打的配角,重回舞台中心,甚至成为全球的“中国”、全球政府所在地,也说不一定。
   百年时光,足以缔造一个世界强权:一百年前,谁会想到二十一世纪的全球中心、世界的唯一超强巨霸,竟然是“英国的前任北美洲殖民地”?
   
   “中国”的概念就是“世界中心”;“中国文明”的概念因此接近于现代意义的“全球技术平台”概念:谁能创造更好的技术平台,谁就创造了一个更好的即真正的“中国”。中国的古代意义是“王畿”,现代意义则可以理解为“中心数据库”、“控制中枢、“首选投资国”、“人才聚集地”:谁能提供更好的技术平台,谁就吸纳了全球的能量和创造力,以此执天下之牛耳。这样的“中国”是世界规模的“中央国家”、“全球中枢”,显然不是任何一个种族集团可以垄断的,而是属于全体文明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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