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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恐战争的逻辑结论

《平定主权国家》
   Pacification of nation-states
   
   谢选骏
   Xie,Xuanjun

   第十八章 全球中枢
   Chapter Eighteen Global Center
   六,反恐战争的逻辑结论
   6. The logical conclusion of war against terror
   2004年,美国这个最年轻的帝国,全面占领了伊拉克这个最古老帝国的遗址,但是美国情报机构的最新报告显示,伊拉克已取代阿富汗,成为培养下一代职业恐怖分子的训练基地。伊拉克正向恐怖分子提供“新的实战训练场地”,并现场招募具有献身精神的成员。如果这些恐怖分子大难不死,就会派遣回国或到其它国家,发动城市游击战。报告认为在阿富汗接受训练的“基地组织”成员会逐渐消失,部分被伊拉克冲突中经验丰富的幸存者取代。
   报告显示伊拉克已进入暴力冲突的首选名单,和巴勒斯坦、车臣独立运动、菲律宾南部、泰国南部的回教组织并列,共同传播着激进的伊斯兰思想。预测到2020年,本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将被其它伊斯兰极端组织吞并,即与各地分离运动组织溶合在一起。多数反恐专家认为这种合并目前已在进行之中,结果要搜集这些新组织的情报越来越难。那些本来就通过互联网而极容易联系、训练和招募新人的恐怖分子,最后将变成一个综合性的全球恐怖组织,这个组织并不需要设定一个固定的总部,“训练材料、目标指导、武器知识和筹措资金”等,都可能通过互联网而轻易完成。
   在这种状态下,要想取得反恐战争的彻底成功,其逻辑结论是不得不建立全球一体化的全球政府:那意味着黄金时代的重来、礼制的天下统治。这个政治实体需要中枢制导,因为只有中枢制导才能战胜恐怖主义及其根源:罗马肃清海盗、秦国抑制游侠,各个“统一帝国”的例子如穆罕默德以“圣战”取缔并替代了阿拉伯贝督因人定期劫掠商道的恐怖活动,然后统一闪族世界,进击地中海沿岸。而在他之前一千年左右,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曾经沿着相反的路线、以相似的理由,直扑中东、埃及、中亚细亚和印度河流域的各个主权国家。
   只有以全球事务而不仅仅是主权国家的自私任务为自己使命的,才能避免“主权国家利益至上”导致的(美军虐待战俘丑闻、偷窃掠夺甚至破坏文物)丑闻。否则,在主权国家的政策主导下,像“美军破坏巴比伦遗迹震惊国际考古界”这样的事件将层出不穷。
   大英博物馆2005年1月15日公布一份专家调查报告,谴责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破坏了位于伊拉克的世界著名古城遗址巴比伦。因为一项紧急调查发现,这座始建于公元前3000年的文明遗迹正遭到“持续的毁坏”。报告指出,伊拉克战争开始不久,位于巴格达以南九十公里处的巴比伦就被选为美军和波兰军基地,结果古迹损毁严重。宁马克神庙的部分屋顶已经坍塌,“女神门”上的装饰砖已经出现许多大缝和裂纹,因为有人试图窃取它们。具有两千六百年历史的砖制甬道被坦克碾碎,古老的露天剧场里可以看到汽油的痕迹;而美军的战壕干脆一直挖到古迹遗址中,刻有尼布甲尼撒二世印鉴的古砖已被损毁:“联军可以在那里自由使用装甲车和直升机,还在那里建立了大批军用设施。” 因为这是主权国家的联军,不是全球政府的王师。尤其令人注意的是,美国一直拒绝承认保护主要考古遗迹的《海牙公约》。这多少因为美国自己没有什么考古遗迹需要保存。但自己拥有不少古迹的英国就不同了,因此英国国会考古学小组的负责人就比较能体谅伊拉克人的痛苦心情:“那些是世界遗址,美军所做的不仅仅是破坏伊拉克的文物,完全是破坏整个世界的文化遗产。”在我们看来,这不仅是美军的罪过,也是所有主权国家的原罪──主权国家就是战争策源地,是招降纳叛、藏污纳垢的鸡鸣狗盗之徒的训练营地。事实上可以说,恐怖组织都是没有获得外交承认的主权国家,而主权国家就是获得了外交承认的恐怖组织。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现代以色列以及所有革命国家甚至传统国家的历程,都足以说明这一点。
   相反,全球政府则具有全局视野。全球政府也许具备神权政治的要素,也许满足世俗文明的吸引,但都是以自己的方式给出“政治一体化的精神焦点”。就最近的历史发展来,全球国家的结构更可能立足于反对欧洲文艺复兴以来世俗主义的主流思想,和海外殖民以来的科学主义──因为只有如此,才能结束现代恐怖活动。恐怖活动对全球政府的推动力,正像古代地中海海盗活动对罗马帝国的推动力,和荆轲等侠义刺客对秦朝统一的推动力。如荆轲(?─前227年)者,本是齐国庆氏的后裔,战国末期人,人称庆卿,后迁居卫国,始改姓荆。他喜好读书击剑,曾游说卫元君游,但不为所用。游历燕国,燕人叫他荆卿,亦称荆叔;后被燕太子丹尊为上卿,目的是派他去刺杀秦王嬴政(即秦始皇)。前227年他刺秦失败,秦国急攻中原各国,仅仅六年就平定中原所有的主权国家,创立了当时的“全球政府秦”。显而易见,若非穷尽征服、犁庭扫穴所有国家,就无法取缔一切分裂活动和“恐怖活动的策源地”。
   当然在此之前如果不能使自己达到充分“开放”与“公正”的国际水平,就无法扩充综合国力,以达到可以征服各国的境地。举一个例子:现在的中国(CHINA)是经历了王朝时代―帝国时代―全球时代而形成的,有朝一日,现在的中国(CHINA)如果在开放程度与公正程度方面超过了美国,则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平台,引纳全球最多的投资、人才、技术,成为世界中心。“世界中心”不是靠武力征服建立的,而是靠文明平台建立的。
   文明意义的“中国”,就是“中央平台”,相当于电脑系统的“中央服务器”,信息中心。
   文明意义的中国之不同于现在意义的中国(CHINA),其义至明,正如古代的专制主义不等于现代的个人独裁,如世界历史上最富于专制传统的中国,就不是随心所欲的个人独裁,而是群策群力的宫廷政治。全球政府的创立,不可能基于现在意义的中国,而是基于新文化战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基于兵不血刃的胜利者。
   考察文明意义的“国”,与“野”对应时意为“城”,故中国可以理解为“中央城邦”,即王畿京畿京师,此为“王国时代”之意。到了“帝国时代”,“国”与“家”对应,成为“整个统治区域”的代称。进入“全球时代”,中国沦为各个强权国家(“列强”)竞争吞噬的对象,好不容易熬了一百多年(1840─1945年),才成为主权国家俱乐部的一员。在未来的全球政府时代,“国”的意义将是“信息中心”,“中国”的意义将是功能优越的“全球工作的中心平台”。
   “未来中国的概念”,就是建立一个全球平台的概念。世界权能中心,不是靠武力建立的,而是依赖卓有成效的信息储存,尽管这需要必要的武力予以防卫,但根本的世界中心都是通过“建立平台”、“交易信息”来造就的。例如,由于提供了一个法治的容量宽阔的平台,“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与奉行十二铜表法(“罗马法”)的罗马得以容纳各种国际力量成功汇入,以其优质平台,诱引“百夷来宾”,造就“凤凰来仪、百兽率舞”,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显赫霸业。
   浅薄的历史学家们,认定“虎狼之师秦”和“罗马军团方阵”征服了世界,其实,在此之前很久,秦和罗马就通过它们各自的“法”,建立了当时自己区域内功率最大的“中枢平台”。
   就十六世纪至十九世纪的欧陆各国言,其作为“世界工作平台”的性质,不如英国;尤其就法治、工具理性及所谓种族容忍、文明宽容等兼容度(“公正性”)而言,不如英国。──故英国得以建立当时最大的殖民帝国体系即最大的工作平台。但英国本土毕竟不是移民国家,又是岛国,故不能建立足可平衡全球均势的工作平台;于是,全球工作平台这个角色逐渐由美国来扮演了。
   有朝一日,不论现在的中国(CHIHA)或是印度、阿拉伯世界,若能建立一个较美国更稳定、更具包容性、更能容纳创造力的工作平台,则世界中枢就会自然而然地再度转移到那里。那个拥有世界中枢的国度,就是“中国”。古人所谓“议礼,制度、考文”,可以被我们理解为“建设一个合理、公正、文明的全球平台”。而所谓“秩序”不过就是“社会生活的平台”。如此,礼要合理,度要公正,文要光明。礼制就是合理公正光明的社会秩序。礼制的天下统治,就是合理公正光明的全球秩序,而我们现在就是为此作证。
   古人所谓“修德以来之”,在我们的理解下,就是“建立好的平台”。如《论语·季氏》所说:“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亲之。”朱熹《论语集注》:“内治修,然后远人服。有不服,则修德以来之。”刘宝楠注:“修文德者,修谓加治之。文德谓文治之德,所以别征伐为武事也。”(清人刘宝楠《论语正义》)在我们看来,“修文德”,用现代概念就是“通过文化战、平定主权国家、建立全球文明的工作平台”,让各种有生力量得以汇入。这不是“道德治国”的“仁政”,而是“效率治国”的“德政”。
   就此而言,诸葛孔明(181─234年)比通常所谓的儒家都更好地理解了孔子,他写道:“东夷之性,薄礼少义,捍急能斗,依山堑海,凭险自固,上下和睦,百姓安乐,未可图也。若上乱下离,则可以行间,间起则隙生,隙生则修德以来之,固甲兵而击之,其势必克也。”(诸葛亮《将苑·东夷》。译文:“像日本这样不开化的少数民族,不守礼义,勇猛强悍,凶狠善战,他们依山傍海,凭借险要的地形,有较强的自我保护、对外防御的能力。其内部上下和睦,百姓乐业安居,不可能很快地战胜他们。如果在他们内部出现了上下不合的兆头后,用离间的办法,扩大他们上层内部的矛盾,使之混乱,使百姓背弃他们,造成尖锐的冲突,然后用仁义、道德的理论安抚、招抚他们,并配合以强有力的军事进攻,就可以取得彻底的胜利。” )
   完成时间约在孔子和诸葛亮之间的《礼记》,也重复了相同的思想:“故圣王修义之柄、礼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圣王之田也。修礼以耕之,陈义以种之,讲学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乐以安之。故礼也者,义之实也,协诸义而协,则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也。义者,艺之分,仁之节也。协于艺,讲于仁,得之者强。仁者,义之本也,顺之体也,得之者尊,故治国不以礼,犹无耜而耕也。为礼不本于义,犹耕而弗种也;为义而不讲之以学,犹种而弗耨也;讲之于学而不合之以仁,犹耨而弗获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乐,犹获而弗食也;安之以乐而不达于顺,犹食而弗肥也。四体既正,肤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天子以德为车,以乐为御,诸侯以礼相与,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谓大顺。大顺者,所以养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事大积焉而不苑,并行而不缪,细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间,连而不相及也,动而不相害也,此顺之至也。故明于顺,然后能守危也。(《礼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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