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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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主权第四部下“人性·外篇”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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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主权第五部“途径篇”第一章
·思想主权第五部第二章、国家主权的来源
·国家主权制造爱国主义
·各种国家主权的冲突
·国家主权的野蛮性
·上帝的主权与国际法
·结构主义与思想主权
·谎言、个人主义、与之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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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全球的力量将告别欧洲

   《平定主权国家》
   Pacification of nation-states
   
   谢选骏
   Xie,Xuanjun

   
   
   第十七章 全球政府的临近
   Chapter Seventeen The looming global government
   
   
   七,整合全球的力量将告别欧洲
   7. Power of global integration will escape Europe
   
   
   “告别欧洲”,不仅是一切现在的非欧人民应该遵循的道路,也应该是未来的欧洲人民包括其殖民地(如美洲、澳洲以及俄国占领的亚州土地)人民需要遵循的道路。我相信,这样的遵循不是一个能力问题,而是一个被抉择的命运:“不是你们选择了命运而是命运选择了你们。”所以,能够听候命运裁决的人,是幸运的。不过,不要无所事事地等候,因为在自己的选择和行动里,才有着最深刻的命运在!
   
   我知道,“人权”概念越是深入人心,就越是在未来的年代里构成对人类安全的实质威胁。人权的要求,本来是作为一股反压抑的力量爆发出来的,充满生命的积极性,可是随着它的持续发展,它的消极性就增长起来:它无所创造了,成为享受、霸占甚至纵欲的藉口;而没有限制地发泄反压抑的力量,会导致生命力量的颓废、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扼杀。在各种相互对立的“人权”、“自由”、“解放”、“我的奋斗”之间的无情砍杀中,世界已经乱七八糟、百孔千疮了。生态灾难显示,地球的承受能力实在有限,而被迫结束这种文明戏的时候可能已经为期不远。于是文明的黄昏又会降临,黑暗时代作为文明衰落的闭幕典礼,庄严地展开,充塞宇宙的惰性及其历史报应的节目,粉墨登场。命运的安排从来如此:事情还没有过去的时候,人们不会知道它、更无从理解,指手划脚地追逐事物的影子、是人们唯一所能;而在事情已经发生甚至开始过去的时候,人们知道了也“已经太晚”。而那位能在事情发生之前就看出其征兆的,亿万里也挑不出一个来。古代的先知是百万分之一,现代的先知是亿分之一,由于人口爆炸,使人口质量遭到稀释……更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化和社会变速的加快,即使那些能在事情成型之前就发现它的(或叫“后知后觉者”),也只是万分之一的稀有动物了。可是有何等命运正等待他们?在这个“明足以察秋毫而不见舆薪”的大众化时代,除了被冷冻、隔离和放逐,还能有什么呢?
   
   据报道,欧盟正拨款两千五百万欧洲货币挽救五十种左右目前还在以某种形式使用的“欧洲少数民族语言”,如法国的布列塔尼语、科西嘉语、英国的威尔士语和苏格兰的盖尔语、西班牙的巴斯克语、加利西亚语等等。为什么在全球化步伐日益急促的时代要如此反其道而行之?因为欧洲人已经认识到,依靠武力无法进行民族同化?“帝国和意识形态并不能充分替代血缘和文化;要想名垂青史,我们不仅需要后裔,而且需要能够延续我们的语言的后裔。”然而不幸的是,欧洲人的人口出生率持续下跌,其原因并不是像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样遭受外来统治带来的强制节育,而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文明内在衰落所引起的无生育意愿。意大利1.27%的出生率是世界各国最低的,也许因为那里是欧洲文明最先兴起的地方(从罗马时代到文艺复兴的近代欧洲)。这预示着,现代意大利语及其大部分方言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而毁灭它们的杀手可能就是正在源源不断进入欧洲的回教徒,他们带来了欧洲前殖民地人民的逆向殖民运动。
   
   新文化战不是重新分配财富的经济战争,也非夺取霸权的军事战争,甚至不是推广政治制度的政治战争,新文化战争乃是要决定人类将采纳何等主流文明,决定何种社会模式将主宰未来世界的生死存亡。文化战不分国界、人种、民族、阶级而到处发生:这是一场全球规模的“内战”,而不再是“世界大战”,更不是“民主国家无战争”——相反,“全球内战”交织一团,不分主权国家的国界……而在它之后才会有“五百年后殖民主义的新局”。
   
   在我们看来,科学技术的发展,物质享受的提高,工业社会的毒素,不可逆转地导致人种退化,这一趋势断加剧,所以“文化的决斗”势在必行。一方是现存的人性,另方是现存的文明──两方发生冲突,结局如何?人性迄今变化不大,而文明却不断革命,双方差距日巨,矛盾愈来愈深,最后结局也许不像古代那样由人性来毁灭文明,也不像科学幻想小说那样用遗传工程改造了人性,而是两者之间的一个调和。新文化战中倒下的,将不是一个集团,一个国家甚至一种民族,也不是仅仅是一股经济势力或一架庞大可怖的军事机器──新文化战结束时,倒地的将是一种文明,连同它的生活方式、思想形态、经济产能、军事力量;以及它所庇护的民族、国家、利益集团等等……特别是后者,如果他们不肯放弃腐败的时尚,更加不可救药。腐败是文明自身的最大掘墓人,从内部瓦解了自身存在,新文化战所歼灭的不是“四旧”,而是整整一座腐烂的城池以及城里的人,就像是《圣经》故事告诉人们的那样。这个城市里面所有的人、物、事,及其互相关系,都会因为“上帝的愤怒”消失得无踪无影。
   
   全球社会的矛盾、敌对的利益,汇归为终极战争是不难想象的。充分的全球化使得终极战争不再诉诸国际战争,而是“一场世界规模的内战”,一场主权国家的垂死挣扎。那时争议的焦点将是:到底是放任欧洲文明通过遗传工程来改造人类呢?还是不愿丧失人性的人们起来结束欧洲文明,以开辟一种更为合理与温和的文明?在这样的两难面前,为避免全球居民分裂为两半,就需要某种角逐与仲裁,以决定自身的命运。这种“决定真理的方法”就是我们预料的新文化战。要避免这两个极端:要么是“机械文明”永远占据上风,如果它从遗传工程改造整个人类,使得本身成为坚不可摧的王者,成了新人类的“生存基础”;要么是一个新的、摧毁一切文明的“黑暗时代”再度来临。现在,我们思考并谈论这些,已经并非“为时过早”,因为人性与文明之间愈演愈烈的冲突,是显而易见的了。而中国文明的拿手好戏现在正好派上用场:“调和、中庸”,不走极端:既不用遗传工程从先天去改变人性及人的生理特征,也不诉诸毁灭现代文明的激烈手段;中国文明擅长用冰冻式或叫化石形式,来使文明逐渐僵化,固定下来,就像中国文明在过去做过的那样,但这可不是什么“超稳定结构”的所作所为。这是“脱水”,并在脱水中取得了喘息,赢得了时间,让人性和文明有机会来调整它们之间的互相关系。在这表面上的封冻与石化之下,并非一切死寂,而是进行一场微观世界的内在调整。等调整完成后,文明与人性之间古老的冲突再将以新的力量形式重新激起。于是,在那整个调整期、间歇期、休息期中呈现的衰落、疲惫现象,将一扫而空:一个生机勃勃的“复兴时代”又可以崭露头角了。
   
   王通(584─617年)《中说·问易》:“文中子曰,强国战兵,霸国战智,王国战义,帝国战德,皇国战无为。”无疑,王通在论述这五种战争时,把顺序颠倒了。按照儒家的意识,文明的主宰者可以排列为皇、帝、王、霸、强这五序列。同时也不妨认为,所谓皇、帝、王、霸、强这五个级别,在历史上并不像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那样先行存在,而只是儒家思想的事后追认罢了。当然,它后来既然成为一种风行的观念,就对再后来的历史发生了影响。
   
   如果我们运用“新文化战”的观念来理解上述皇、帝、王、霸、强五个级别,那么“战德”就是看哪种文化品性更适合未来历史的需要;“战兵”,就是纯粹的军事战;“战智”,则是谋略战的内容;“战义”则是意识形态战争;“战无为”的时代还未真正来到,其内涵接近礼制的天下统治。那么,什么是“义”呢?用现代的观念来解释“义”,可以理解为“互助”。所谓“义气”就是互相援助的品质、救助“圈内人物”的习惯等等。既是圈子内部的人物,则必有互相帮助之意。就“礼义”而言,礼是等级是秩序,意味着服从;义是博爱是契约,意味着互助。因而“义”实为墨家“兼爱”的引伸。至于战无为,并非乌托邦,而指天命攸归者。天子无为而无不为,因为他既是天命所在,不是用意识取胜,而是用无意识取胜。他的无意识深处闪烁着天命之光。战德者,是新文化战的表率、奉天承运的指导者。战义者,能给世界带来福祉,把各国引向互助之路。战智者,天下的勾心斗角者皆是也;战兵者,则与动物界最为接近。
   
   归纳起来:战无为者是文明的创造者;战德者是文明的指导者;战义者是文明的致福者;战智者是文明的占有者;战兵者是文明的掠夺者……正因为“战兵”、“战智”、“战义”是欧洲文明的特点,所以“告别欧洲”,不仅是一切非欧人民应该遵循的,也该是欧洲人民包括其殖民地后裔人民需要遵循的。《孟子》记载梁惠王问孟子:“天下恶乎定?”孟子回答说:“定于一。”王又问:“孰能一之?”孟子回答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梁惠王》上)“一”就是“统一”。从短期看,孟子的预言落空了,因为最为嗜杀人的秦国嬴政征服了各国;但从中期看,还是比较不嗜杀人的刘邦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而刘邦竟然比嬴政还大三岁,应了所谓“天下神器,唯有德者居之”的谶语。战德,就是文化战;战无为,就是赢得礼制的天下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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