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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之道与虎狼精神

《平定主权国家》
   Pacification of nation-states
   
   谢选骏
   Xie,Xuanjun

   第十六章 中庸之道
   Chapter Sixteen The Golden Mean
   七,中庸之道与虎狼精神
   7. The golden mean and the mean spiritedness
   秦始皇之所以失败,招致六国人民群起反抗,不是因为他充满虎狼精神,而是因为他违背了“国际融合集团”的普世性原则,虽然使用客卿平定天下,却纵任秦人暴虐客卿的祖国、践踏六国人民的尊严,“始皇帝”既然堕落为拙劣的“民族主义者”,只能激起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式反抗,而不能得到六国人民的效忠。
   回首庄襄王元年(前249年),吕不韦为丞相、封文信侯、河南洛阳十万户为食邑。三年后庄襄王死去,太子嬴政继立秦王,尊奉吕不韦为相国,称“仲父”,吕不韦家有奴仆万人门客三千。那个时代,战国四名君声名显赫:齐国孟尝君田文、赵国平原君赵胜(?─前251)、魏国信陵君魏无忌(?─前243)、楚国春申君黄歇(?─前238) ,竞相礼贤下士,结交各国宾客。其实,都是在组构国际融合集团。吕不韦担任总策划,召集门客,像毛泽东召集秘书(如陈伯达、胡乔木、李锐、田家英)写作编辑《毛泽东著作选集》那样写作编辑了《吕氏春秋》,合为八览、六论、十二纪,共二十多万言,自认其中包括天地万物和古往今来的事理,将之刊布在咸阳的城门,悬挂千金赏钱,挑战各国的学士,谁能增删一字,就要给予“奖励”。不仅吕不韦组构了国际融合集团,甚至连太后的宠臣嫪毐(音“烙矮”)也豢养奴仆数千人,而为求官职而前来充当嫪毐门客的国际人士竟多达一千余人。
   其实早在春秋时代,秦国已经大量任用客卿。如《左传》记载,有五位秦国名士并非秦人:由余本是晋人,后到西戎任职;百里奚本是虞国大夫,虞国灭亡后被作为陪嫁奴仆送至秦,后来出逃,秦穆公以五张黑羊皮赎回后任命为大夫;蹇叔是一介白衣贤人,由于百里奚推荐而被秦穆公聘为上大夫;而丕豹、公孙支本为晋人,归秦后为庶人,因贤而被秦穆公任为大夫。他们对秦国的兴起称霸,起了关键作用。《史记·秦本纪》说:“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秦本纪》叙述秦军崤之役惨败后,秦穆公并未归罪于孟明等三位将领,而坦承是自己未听百里奚、蹇叔的话,还下了“罪己诏”《秦誓》,“令后世以记余过。君子闻之,皆为垂涕”。
   秦始皇嬴政则不然,他的晚期专宠秦人,正如罗马共和国专宠罗马公民。不像汉朝等视天下苍生,虽然缺乏更多的现代性人权,但毕竟实现了天下一家的平均,例如汉朝声称废除肉刑,而“天下不患寡而患不均”。异形而同质,罗马之所以演变为帝国,是因为帝国比共和国具有更大的国际兼容性,比较能够超越本土的公民集团和选民集团,造就世界国家。实际上,恺撒被暗杀的原由,除了他的专权,就是他的“模仿东方习俗”。而这两点都与他的国际化有关。一个世界国家怎能不兼容并蓄其他民族呢?实际上,恺撒之前的亚历山大也有类似的倾向,并受到马其顿贵族类似的指责。但罗马的共和主义者也就是公民集团尤其是其中的贵族,却不能忍受大权旁落的现实,恺撒被杀和屋大维的复辟,使得国际化和本土化之间的紧张关系得到重新的调整。在这一点上,中国的秦始皇和罗马的恺撒可以说是正好相反的:秦始皇是本土派的代表,而恺撒则是国际派的代表;汉朝在秦朝之后终于对国际派作出了让步,泯灭了各国人士的身份区别;屋大维在恺撒之后终于对本土派作出了让步,扩大元老院的权力。但与共和国时期相比,罗马帝国里贵族和平民、公民与非公民的身份区别,已经在独裁权力之下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暴君之下贵族平民与奴隶何异?文明退化的结果,却使得政治一体化成为可能。
   中国文明的本质是“节欲”,不像欧洲文明不断摇荡在纵欲与禁欲两个极端之间,所以在用阴阳五行的历史观念来解释中国历史时,必须注意龚定庵(名自珍,1792─1841年)意义的“三世说”,即《春秋公羊传》的治乱三世说,历史循环论,认识、掌握、运用它,是圣人的事业,“天用顺教,圣人用逆教,逆犹往也,顺犹来也。”三世中的所谓“衰世”,其总的倾向是缺乏精神上的创造性,原因明显,贵族制的衰落使得权力中心不再能够“礼贤下士”,这样多数人的惰性就对少数人的天才起了一种致命的掣肘甚至腐蚀作用;所谓“末世”,可以理解为少数天才起来,重新确立“礼贤下士”的社会择优制;而在所谓“盛世”,则天才人物能够得心应手地指挥多数人,并因此创造出挥洒自如的文明。
   我读《大学》《中庸》常投笔喟叹!议礼、制度、考文,是建设新王朝乃至新文明的首要任务,所谓王天下者,需要有此三重圣功!时王,时王,承上启下!在我看来,六国的文明过于成熟,和希腊城邦相似,被中庸精神融化;而惟独秦国也许还有楚国,作为半开化的边区,和马其顿、罗马相似,它们还没有进化到中庸状态,还被虎狼精神驱策鼓动,这也是何以楚国能首义反秦并极力作战终于战而胜之的原因所在。
   在中国,社会的最基本单位为氏族,氏族下面还有宗族、家族等。在欧洲,社会的基本单位为城市或地区;正如在中东,社会的基本单位为教派。看来,在主权国家的分离作用消除以后,全球文明会沿着氏族─地区─教派等综合起来的文明脉络继续发展。不论在哪种单位(氏族─地区─教派)主导发展下,民族意识都将继续有效,因此中庸之道作为和平过渡的要素,是继往开来的桥梁。中庸之道也是富于弹性和自我调节能力──社会并不靠中庸创造,但要靠中庸来维持,减少损耗。中庸之道是和平统治,是保守勿失,是歌舞升平,而不是革命、进取和艰苦奋斗。
   我们知道,一个产生庸人的时代肯定是一个幸福的时代,而在痛苦但伟大的时代里,是很少庸人的:不是极端善就是极端恶,有的只是失重的人与奇特的人。在此背景下,根据“纯洁只能就精神而言”的命题,若要消除或减少人间罪恶,其良方只能存乎精神领域,如敬畏上帝,忏悔行善等等,而主张以改造社会结构为手段以根除人间罪恶,想用保持真空状态来预防人类“变坏”──只是一种美丽而善良的思想,但若要真的贯彻执行,就难免转化为丑陋而恶毒,成为暴政独裁的理论根据,最终只能推动这理想本身趋向其反:建立广泛的集中营和灭绝营,反倒为更大的罪恶提供了一片“出乎意料之外、入乎情理之中”的沃壤。人性是那样复杂,其“软件功能”具有无比渗透力,假如哪个硬件试图堵遏它,它就能不费力地打入硬件内部,使之变质、反转,让这个硬件变为空前腐败的根源。这是一种病态的循环:恶不能消除恶,只不过是积攒了恶,为恶的空前大爆发准备了条件。当此之际,无奈、无能为力的感觉弥漫社会,于是出世的宗教一跃而为人间的第一需要。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思想发展史,不仅是中国思想的绵延缩影,且是世界思想的起伏跌宕……这毫不足怪。因为:1、我们生活在现代中国的一片混乱中;2、我们在无人知晓的情形下偷偷思索;这样,从最原始的思维到最精深的学理,我们都不得不一一亲自涉足过。我们一身先后亲历了石器时代(1965─1970年)、铜器时代(1971─1975年)、铁器时代(1976─1980年)、蒸汽时代(1981─1989年)、电子时代(1990─)……这是在“经济层面”。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概念,我们更是古今中外的异数:我们曾经以一身而经历过原始社会(五十年代)、奴隶社会(六十年代)、封建社会(七十年代)、资本主义社会(八十年代)、社会主义社会(九十年代)……如此,不但中国的而且世界的精神之流,在我们独自思考的神奇生涯中,实际上整体重演了一遍,这就为我们“整合全球”的思想努力,提供了基础现实,结果便在这精神重演的基础上奠定了物质整合的新概念。
   完成重要转变的时刻即将来到,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再变,因为不再变就趋近真正的死亡了,这样的不变要比变化更为痛苦……知道要变,就请稍安勿躁,过激的反应需要艺术化一点才好。历史上的许多先行的冒险者,都惹过许多“祸”,但庆幸没有造成不可逆转的“恶果”:关键在于审时度势,行事机智。诚意纯洁了意志,正心确立了世界观,修身锻炼了身心使之适应斗争需要:《大学》的这些说教,是持久的哲学教言,不是一时的革命训练。我们之所以能认识这些,是因为我们的生活中极少儒家的成分,但我们走向全球使命的历程却需要儒学成分!学说不是为了说明当下的处境,而是为了勘探下一个周期的奥秘。下一个周期将会显示:儒学中有许多宝贵的东西,有待新人去发掘、发挥、发展!甚至以此开创出某种新的“历史需要”!
   诚然,从全球化的角度看先秦学说,可谓有金有沙。金者,是基于人性状态的论述,“万世不变之道体也”;沙者,是基于社会形态的论述,“适时应用之器皿也”。具体应用时需要区分:何者是圣人的道体,何者是他为同代人的理解力而陈列的摆设。欧洲的学究热情已把世界变成日益单一化的沙漠,它理应结束;而全球化的过程到了亟需中国文明的全局眼光来予以整合的门坎。当然,文明的把脉者、安慰者和施药者及手术者同样重要。中国的文明教化(可以简称“文化”,动词)正以把脉者和安慰者的姿态进入欧洲文明的病房……
   这样的中国显然不是地理的、人种的、习俗的、国家的,而是脱离了血气的文明。礼制文明的活精神应在《书经》中去寻找,而不是在《礼记》中寻找,因为《书经》记载的是活礼制,《礼记》记载的却是死礼制。《礼记》况且不行,何况现在妄称中国的种种败类。礼制本是政治设施的总结,但其创造却在《尚书》的大诰中;礼制还经过了中庸精神的阐释,贯彻长久治安的整合功能。现代历史的演变使得极端的“超人”已经没落,精神形式若不升华为中庸情怀包容天下的“天子”,则必因其“过”而趋于灭亡。简单浮浅地说,“超人”代表西方人道文明的最终形态;“天子”代表中国天道文明的最初形态;天道与人道之间,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只要善于过渡,二者可说是一个圆环的各半,所以周易阐释了“神道设教”:“圣人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观卦》)。这样的神道正是“具有医治能力的人道主义”。尼采说过,“思想家若不能变化其思想,则殆”,这是至为浅显的易理。他如果作为一个思想家能活到今天,也许会放弃超人而迎接天子。他曾背叛基督而宣扬超人,开“社会达尔文主义”之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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