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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化的政治违背中庸之道

   《平定主权国家》
   Pacification of nation-states
   
   谢选骏
   Xie,Xuanjun

   
   
   第十六章 中庸之道
   Chapter Sixteen The Golden Mean
   
   五,人格化的政治违背中庸之道
   5. Personal politics violates the golden mean
   
   非人格化的官僚政治,很容易使人感到受了剥削、受了搜括和劫夺,这是一切生活在非人格化的官僚政治下面的人们共同的切肤之痛!在官僚政治下,官僚和人民一起丧失了新奇感,沦为说话的机器。在二十世纪的僭主政治中,人更被贬为“镙丝钉”,即一部无名机器或假名国家的小零件。这一贬低其实是一种杀人方式,这种杀人方式还被当作一种美德来加以宣扬(“大公无私”、“献身革命”),这真使人震惊,就像俗语说的“把你卖了还让你帮着数钱”。
   
   人格化的政治则可能给人以亲切、慈爱的印象,他诱骗人们为之献身,使人感到这种发自内心的痴愚即使对自己也是一种至高无上的享受和激动人心的陶醉!牺牲者同样是牺牲了,却满怀感激之情和自觉的认同,这显然可以促进即时的政治效率。因此,我们要说:强力政治无一不是人格政治;而无人格政治则是麻木不仁的。甚至连民主选举也是“看人投票”的。官僚政治就是麻木不仁的典型,从这种意义上说官僚政治比独裁政治更加远离人性。一个有魅力的政治符号,仿佛善于认路的“头羊”,披着羊皮的狼不能充任头羊,哪怕他披的是一张中山装。
   
   头羊必须自己先走,而不是自己当逃兵却发动战争让别人去死。头羊的“领导职能”就是自己先走第一步!而不是自己花天酒地却让百姓节衣缩食。头羊是纯粹、高贵的政治人物:为他献身就是为社会献身。社会治理好了,古人就称为“行仁政”。政,就是“正”,就是“止于一之下”,也就是止于天道之下,即顺应天命。“知止而后能定”,政,就是天命在人间的确立。政治就是人间的天秩,它不等于党同伐异,尽管现代政治的商业化使得朋党权争成为关键词。朋党权争的罪恶虽然难免,但指出其罪恶性还是必要的,“以假乱真”、“以次充好”的奸商行为不该正当化。例如,秦始皇政治的罪恶性不在于他残暴,而在于他没有必要的残暴。正如毛泽东“让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事业并不需要加上土改、镇反、集体化、反右、大跃进、文革等系列的残暴。更不需要把他的同党和亲密战友一一折磨致死。1978年以后,土改、镇反、集体化、反右、大跃进、文革被一一否定,但中国是发展得更好而不是更糟。
   
   细看秦王的历史可以有所启发。公元前259年中国农历正月,嬴政诞生在赵国首都邯郸,他十三岁继承了虎狼之国秦国的王位,二十二岁在秦国故都雍城举行了成人冠礼,正式登基,三十九岁出兵吞灭中原六国最后一国,俘虏齐王田建,完成了征服世界的虎狼计划。这在中国历史上堪称从未有过的举动,因为夏商周的征服都只是统治中心的转移,而不会灭国绝嗣、铲除其他国族的存在,例如夏的后代封杞,商的后代封宋,等等。但秦不然,它不仅断绝了各国的传统,连其宗主国周天子的神胄也被斩断,因此秦始皇根本不是“统一了中国”,而是“征服了世界”,因为中国从来不是以那样的方式来统一的。
   
   这位充满虎狼精神的征服者接着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前无古人的法令和措施,建立和完善他那个时代的“全球政府”,巡视各个被征服地区,四十九岁病死在出巡途中的“沙丘平台”(今河北巨鹿县境)。他的虎狼精神并没有随着他的死亡而终止,而是全盘搬到了地下,据司马迁的《史记》记载,秦陵地宫“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其中“上具天文,下具地理”的含义,据推测是在墓室顶部绘画或线刻日、月、星象图,下面则有代表山川的壁画。甚至可能绘有更为完整的二十八星宿图,下部则是以水银代表的山川地理。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解释秦始皇地宫何以埋入大量水银,认为以水银为江河大海,在于“以水银为四渎、百川、五岳九州,具地理之势”,原来这是以水银象征山川地理,与“上具天文”相对应。在这座阴气逼人的永恒王国里,虎狼精神的灵魂拥有象征天地的形势,照样可以“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统治一切。显然,秦始皇大造冥府并不是他的也是所必须的。
   
   嬴政的个性显然爱走极端,违背中庸之道之至。毛泽东喜欢自比秦王嬴政,其实他比嬴政还是差得太远,经常从自己的立场后退,为了自保不惜放弃原则,这都是嬴政所不需要做的,因为他毕竟是名正言顺的帝王,不需要一再证明自己是个够格的领袖,一贯正确、永远英明。但二者却有共同之处,那就是人格化的政治,人格化的政治违背中庸之道,故其兴也倏其灭也忽。秦始皇政治违反先秦文明的传统,在当时属于大胆的革命行动,难怪推行文革的毛泽东以嬴政为祖师。
   
   从先秦文明的常式来看,中国社会的主流是礼治的而不是人治的。今天中国大陆有的学者已经开始认识到这一点,正确指出《左传》“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成公十三年)的传统,具有广义的宪政性质。如果人们不先给“宪政”套一个既有的西方化解释,而把“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作为宪政模式之一,就可以接续先秦政治传统和欧美宪政制度,甚至能展现──神权宪政主义──儒家宪政主义──司法宪政主义的三阶段。其原理在于“祭司”可以制衡“君王”,“祀”与“戎”两种权威是超越人格的法理性权威,且在古代中国文明多数时候是分离的。例如先秦文明大致属于“神权宪政主义”,祭司和巫史代表一种针对君主的知识霸权,君主从来没有占据和颠覆过这种神圣性的话语权威。文王演《易》,就是中国政治史上政统与道统合一的标志,世俗君主拿走了巫史阶层的话语特权,“天子”自己成为“圣人”。
   
   董仲舒出现,借天道压君主,开创出“儒家宪政主义”模式。然后儒道法慢慢合流,再次将“祀与戎”分开,把“祭司”的权威从皇帝那里抢了回来。从此两千年尽管皇帝自命为天子,亲自主持祭祀,但没有一个皇帝的世俗权力能够僭越儒生职业集团把持的知识传统之上,或能和当时某位大儒、风范大臣争夺最高道义权威。“祭司”的精神权威始终存在于皇宫之外,例如在孔庙和书院以及众多的学派那里。这个传统直到二十世纪再次重现“文王演《易》”的旧事,才再次崩溃。这个重现的故事分别是国共两党的“孙文三民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使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出现周文王式的“君师合一”,后来就在台海两边分别演出“祀与戎”合流的现代意识形态政治戏码。
   
   用“祀与戎”的模式看美国宪政的教训,可以称为法治传统下的“司法宪政主义”。它在精神观念和政体结构上和“神权宪政主义”、“儒家宪政主义”的中国传统其实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从中国文明的观念看,宪政转型的制度历程,无非就是法官集团继巫史集团、儒生集团之后,最终上升为政治制度当中制衡统治权的第三阶段的“祭司”历程。这三阶段“祭司”的共同点,就是通过耳口称王成圣,而占卜、儒学和法治系统,分别是他们制衡“君王”所凭借的知识传统。宪政主义不是一种以暴制暴的政治,它的核心特征是以知识制衡暴力,以价值制衡意志,或者说以“道”制衡“势”,以“祀”制衡“戎”。归根到底,也就是以一种手无寸铁的力量去约束国家暴力。(参见王怡:《法官与祭司──读〈美国宪政历程〉》,2004年4月26日天涯社区)在这个模式中看“神权宪政主义”、“儒家宪政主义”和 “司法宪政主义”,会发现这个核心特征是一以贯之的。当然作为我本人,更愿意把巫师─占卜,修正为三公分权的礼制,以及中国与方国互相制衡的天下文明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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