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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的政治要超越理想层面

   《平定主权国家》
   Pacification of nation-states
   
   谢选骏
   Xie,Xuanjun

   
   
   第十六章 中庸之道
   Chapter Sixteen The Golden Mean
   
   四,中庸的政治要超越理想层面
   4. The golden mean politics must transcend idealism
   
   从中庸的角度看,理想化、道德化政治,十分危险,因为它泥古不化。那么,解救之方是什么呢?还是要克制自己的感情。即使对自己明显是高尚的好恶,也不要看得那么重要,也要看成“那是可能发生错误的一厢情愿”,至少是可能会发生误解的某种主观过程。
   
   1、政治基于强烈的感情,但政治却不仅仅是感情而是利益的交换。
   
   2、政治可以摆布甚至取代感情,感情却不能摆布政治或取代政治。
   
   3、感情的力量可以用来促进或瓦解一种政治;因此政治必须巧妙驾御并充分利用一切形式的感情力量。
   
   4、政治上的得失是本,感情上的得失是末,本末不可倒置。
   
   凡是政治的失败者都因为未能及时控制自己的感情,未能悟出并实践上述道理。而胜利者,都十分“无耻”地做到了它,所以政治是一门没有心肝的职业。其实,不仅政治如此,商业也是如此,甚至成功的学术、爱情与婚姻也是如此,因此,“肮脏的”不仅仅是政治,而是人性中的贪婪、嫉妒、诡诈、残忍。既然“政治”一词单独被特别玷污已久,所以为它恢复部分名誉的时候已经到了。
   
   政治不仅仅是“既得利益集团的特权”,政治不仅仅是“执政者的愿望、意志、行为,政治还是社会生活的集体表现。这样的政治不得不以效率为本,这高度紧张着的效率,使得社会生活处在有力的动员状态下,正是“临战般的动员状态”使得集体生机勃勃、精力旺盛。临战状态并不特指军事方面,还有文化上的临战状态以及宗教、贸易甚至学理和艺术方面的临战状态……对个人而言,爱情或求偶方面也有临战状态。好的政治能保证这些“临战状态”始终处在旺盛期,有效地激发、维护、拓展临战状态。而“投入战斗”和“获得战果”本身,作为生命表现反而相形见绌,因为那只是动员的借口,是为了保持旺盛的鼎沸状态,而寻找的刺激性的诱饵:目的只是煽起生命的风暴,把诱饵列为激励的手段……
   
   当“政治”一词洗刷了千百年的陈规陋俗泼给它身上的污水之后,我们就要说:政治何尝不是文化的源头?尽管理想化的政治确实危险,但间接战略并不是理想。我们并不真的知道自己的理想是否合格,也不知自己的爱好是否真的很好。理想毕竟只是主观愿望,不像现实政治里的间接路线那样可以操作。理想的本来作用,是促进现实政治的活力,将精神力量灌注到人的物质力量中间去,而不是支配物质力量。物质力量无法按照精神的法则来运行,如果现实政治要按照理想的蓝图来展开、施政措施都要从教义中引出,那就会毁灭现实政治和施政措施。过犹不及。理想是对现实的抗议,因而是一种“反作用力”,它只能是原则的、朦胧的,不可能十分具体而又恰到好处。因此理想往往是极端化的,很少中庸的美德。作为“理想”即心理上的反作用力,它在一般情况下是破坏现实的,建设现实的时候较少。只是在后来居上的建设者们的想象中,理想才具备了某种蓝图的雏形。而进一步的具体化的努力,其实已是未来几个世纪工人们的工作了,与理想无关了。可见,理想化的政治,多半是破坏性的政治,且是破坏进程上的一块纪念碑。尤其因为所谓“社会理想”的基础,无一不是针对它藉以产生的那个母体(社会的弊端)而发的,所以理想永远是“片面的真理”,喧宾(理想)夺主(现实)的结果,无异于谋财害命。如果这片面的喧宾的东西却要全面地夺主、代替现实政治,用它那飘逸的不相连贯的灵感,去支配惰性的、机械性很强的现实政治,其结局肯定事与愿违。因此理想化的政治可以有系统地破坏旧世界,并为新世界启蒙;但并没有能力定型一个新世界。
   
   道德化的政治,也同样危险。道德化的政治,经常违背中庸的法则而一意孤行,这也是一切衰亡中的政治所特有的死亡标记。道德化的政治,容易流为惰性为主的“习惯性政治”。而廉洁的政治、有效率的政治,并不等于道德化的政治,因为廉洁和效率是法律的监督导致的,不是道德规范能够实现的。况且具有革新性的政治也是廉洁和效率的前提之一,易与习惯发生冲突。这样一来,廉洁而有效率的政治,常被庸众误解为“残酷的政治”。
   
   道德对于政治既然如此无用,那么政治究竟应该有道德还是可以没有道德?这是一个十分古老的问题。关键的问题在于怎样给“道德”定义。因循守旧就合乎道德?顾念人情就等于道德?裙带关系、结党朋比,就值得称颂?为什么用强硬一点、果决一点的方法来处置既得利益者们的非法贪婪,反倒成了“残暴的”?此外,道德是达到人世幸福的助力或手段呢,还是应该被升华为一个独立目的?如果道德只是前者而不是既得利益者以及臣仆的牢狱,那么政治就可以成为“非道德”的。超出既得利益集团需要之上的政治,可以调节不同的利益、道德,构成文明的还原运动,不让人间道德窃居自然法的地位。
   
   如果具有责任感、方向感的青春力量,竟被陈腐的老人道德束缚了手脚,因而不能运用高度的政治效率来促成社会生活的强盛状态,这多么可悲。道德不应成为死人控制活人、老人控制青年的工具。道德化的政治作为乌托邦,其结果是集中营而不是全球政府。
   
   我们知道,比起现实主义政治来,理想主义政治容易流为本末倒置的苛政。历史上较为残暴的苛政,大都以理想政治的幌子,蒙蔽着多数人的眼目。它们也许起源于某种理想,但理想的熔岩最终冷却为顽固的岩石,使人陷入更深的壁垒,社会的道路遭到阻断。
   
   多数人并不尊重道德本身,人们所以受到道德约束是害怕惩罚或已经习惯,人们在此的选择只是利害的取舍;愿意为道德献身的只是少数中的少数,这些稀有动物因其具有生理心理的复杂背景还被常人目为“不识时务”。这就是人性的微妙之处;道德化政治的危险因此有三:
   
   1,道貌岸然的说法与仪表并不能确证道德动机。
   
   2,从道德动机出发,并不能准确达到道德效果。
   
   3,用道德指导政治,会削弱以至破坏政治的效率。而任何政治只要毫无效率,就是根本不道德的。换言之,效率乃是最基本的政治道德;没有效率则无法保证政治道德,无法促成社会生活与个人生活的强盛状态。
   
   既然人性如此,那么道德化的政治难免沦为最不道德的政治:如果政治在追求胜利的过程中逐渐忘掉它原来的目标,也就完全背离了基本的道德;如果政治在“辩证法”的掩饰下剥夺人民的基本需要,就使得社会的世风日下、秩序陷于瘫痪,执政者日趋腐朽、文明陷入没顶的泥潭。
   
   怎样才能阻止这一危险?谁来阻止这一危险?答案是:在改轨的时代里,惟有使政治与道德脱钩,才能阻止翻船的危险,并还原理想与道德的工具性质。
   
   变动中的政治应有效率,道德在政治转折的时刻应该具有人格性,非人格的道德只能守成,不能创新。而“以身作则”就是变人格为道德,这人格化的道德善于引导人民,不像教条化的道德只会压制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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