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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政府论》书后漫记


   《中国文明整合全球──全球政府论》
   Global Integration Under 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On Global Government
   书后漫记

   Afterwords
   一、最后的书评
   1987年到1989年间,我在《光明日报》、《科技日报》等处辟有书评专栏,通过书评方式,借用他人的著作,传播自己的想法,效果不错,影响深远,有力促进了中国社会的思想转型。1989年4月26日,刚刚陷入民主运动激荡的中国大陆,《人民日报》刊登了我最后的书评《我们要不要现代化?》,那时借用一本名为《中国文明与世界──汤因比的中国观》的书,所发挥的社会评沦。同一天,著名的《四二六社论》发表。这是很有讽刺意味的一个巧合。
   《我们要不要现代化?》指出,鸦片战争一声炮响,轰开了大清国门,中国逐渐走进了现代世界。从洋务运动直到邓小平改革,中国民族追求现代化的意愿一脉相承,更把工业化看作一件有利无弊的壮举。新权威主义者与民主主义者虽有争议,但在追求高度现代化即“过量工业化”的目标上,却完全一致。
   《中国文明与世界──汤因比的中国观》是日本人山本新与秀村欣二合作编辑的,原名《トインビ─沃泄Q》,氷川書房昭和53年(1978年)“現代教養文庫”初版。此书中的汤因比却提出了另一番见解,他认为工业文明破坏生态平衡并污染环境的根本缺陷,已经暴露。而这一世界性的危机是否能由工业文明自身以技术方式来解决,也越来越成疑问。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竞相追求的过量工业化,造成了难以代偿的资源和环境的破坏,绿色和平运动因此风起云涌。人们发现,过量工业化的代价,正在瓦解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汤因比正是基于这一点而作出了预言,“先进工业国将因首先承受不了这种压力而进入脱工业化的阶段。”
   无庸讳言,中国进入工业文明的步履蹒跚,已使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名落世界末流;但是,中国的这种迟滞性是否有百弊而无一利呢?汤因比认为,在迟滞发展的反面,还得天独厚地享有着不可能走向过量工业化的优越性。就在世界即将进入脱工业化时代之际,这给了中国一种特殊的机遇。
   当然,这种先知式的高论是很难被急于挤进现代化竞争的当代中国人接受的。但它确实也提出了一个需要思索的问题。
   可以认为,中国现代化的迟滞性有三个原因:
   (一)清朝是外来力量建立的军事征服王朝;
   (二)中国的管理阶层不是拥有军事权力的贵族或军人,而是通过科学选拔上来的文官;
   (三)统率众多“卫星文明”的大文明所特有的中华思想和藩国朝贡体制。
   当然,清朝以其创造性的能量,完成了对汉民族的收买和对游牧民族的怀柔,巧妙地解决了中国大一统的历史性难题。但当它打遍天下无敌手而沉浸在如汤因比斯说的“胜利陶醉中”,始料未及的新挑战逼近了:工业文明的压力使大清国趋于崩溃。明治维新之所以比辛亥革命早五十年爆发,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日本统治者是和被统治者同一个民族下同一种文化。而异族统治或信奉异教的统治集团则“很难表现出考虑整体利益的自觉”, 因而无法完成先导性的社会文化转型。确实,在我们的现代甚至当代史上,就有过多少次这样的始料未及啊。
   但中国文明毕竟发韧于本土。自从魏晋以前的“中国本土文化”吸收了佛教而形成魏晋以后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就背上了两层历史包袱。很明显,中国进入第三期即受西方基督教文化影响的“中国现代文化”的步履,比它进入第二期即接受佛教影响的“中国传统文化”还要迟缓。但这是否能证明中国的死不争气?
   美国驻日本大使埃德温·赖肖尔(Edwin Oldfather Reischauer,1910─1990年)在其《日本人》(The Japanese,1977年出版)中写道,尽管日本的现代化运动进行得轰轰烈烈,但和中国的精神革命的份量相比,其根基却不免浅显、浮面。几十年来的历史表明,中国在现代化上的表现虽然不尽如人意,但在文化革命上写的篇章却又惊人地丰富,其程度甚至远远超过了俄国革命。正是赖肖尔率先提出中国应该走一条不依赖外国的自力更生道路。这位先知断言,中国若能完成政治特别是文化精神上的独立,就意味着区别于近代西方物质文明的新文明可以形成,“中国将在最短的瞬间向全人类展现其全新的希望,中国就能占据第一级的地位。”
   汤因比指出了一个困境和一条出路:在中国,推进现代化与努力守卫传统之间产生了矛盾,而调和这两种方向悖反的目标则极端困难。他认为出路在于,全面工业化的自我控制节度,即拒绝猛烈地推进过量工业化。体现在避免以机械化排斥其他社会生产手段,从而形成一种既非西方式爆炸型的生活方式,又非前工业化农业社会化石型的生活方式,以便在西方文明的流动性与中国文明的稳定性合二而一的基础上,走出第三条道路。
   正是在这种分析下,晚年的汤因比提出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概念:“中国是世界政府的核心。”他认为中国文明强大的统一性和同质性,可以为脱工业化以后的世界,提供一种共同生存的凝聚力。这凝聚力不仅是儒学的、政治型的,也是老庄的、宗教式的。“顺从自然而生活,倾听自然的安排,万事都会有始有终。这是一种宗教。”宗教的自然观,对人来说是必要的。当然我想,思想的力量恰恰因为它是国民素质的体现,而非游离于典籍上的浮尘。儒释道的根本力量也在于此。而晚年汤因比的意思显然是说,可以胜任全球整合工作的,并非儒家,而是中国文明的模式。
   二、回归祖辈的文化
   在这1989年“六四事件”之前的八个月,1988年10月6日,《光明日报》已经刊登了一篇访问记:《回归祖辈的文化──访谢选骏》。
   问:我们的政治生活中还存在一些腐败现象,意识形态中也有一些陈腐观念,它们阻碍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进程。很多人把这些腐败现象和陈腐观念说成反封建不彻底的结果。您同意这种看法吗?
   答:我对这种看法持保留态度。在中国传统中,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是一致的;而我们现实中的不合理现象却是实际做法和意识形态相矛盾的表现。比如,我们在思想理论上提倡高度民主,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常常搞官僚主义和家长制;我们在思想理论上提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在制度中却又给以权谋私留下不少可乘之机;传统中国社会搞乡绅自治,追求稳定,而我们是运动接连不断。最典型的是“文化大革命”,人人斗争,人人自危,父子分裂,夫妻反目。西方有的学者把我国建国以来的许多极左做法,归结为清教主义和战时共产主义的影响。我则认为这是人欲的恶性膨胀和“反文化综合症”,它们和封建主义的联系并不密切。
   问:在改革开放中兴起的这场传统文化反思运动,其主流是批判传统文化,而批判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反封建。您说现实中的许多问题并不导源于封建主义,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总体态度也应有所改革?
   答:从五四前后开始,对传统文化的不满其实是以不满现状为前提的;批判传统文化实际上是批判现实,脱离现实的“传统”是无法存在的。因此,目前对传统文化反思,得出的结论只是功能性的,而非真理性的。当然,鸦片战争以降,中国文化传统已不能适应新的世界格局,此种功能性批判也是应运而生。但反过来说,实践也已证明,从洋务派企图用西式的经济和技术拯救中国,到康有为、孙中山企图用西式的政治来对中国社会进行改良和革命,再到五四运动企图以西式的文化改造中国人,先驱们向西方寻求真理以使中国现代化的目的也并没有完全实现。因此,我大胆地预测如果把十九世纪末叶尤其是五四以后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分为两大阶段的话,第一阶段的主流形式是“吸收西方文化” 第二阶段则应是“回归祖辈的文化”!
   问:传统文化是个很模糊的概念,内容上可以分若干部分,时间上也可分为几段。您说的“回归祖辈的文化”,能不能具体化?
   答:我说回归祖辈的文化,中国是回归到秦以前的中国文化。那时中国的社会心态是年轻的、文化精神是朝气蓬勃的。这种文化精神概括起来就是“日新其德”。战国时七雄并列,社会是多元化的,机会是均等的,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大家都想统一中国,谁能招揽人材,谁能给新的文化因子以丰润的土壤,谁就有强大的竞争力;人们的主体意识强,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义务与权力之间,都是双向交换的,“士为知己者死”比“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更能激发人的创造力。此地无法施展的才能,可以发挥到别处去;每个人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都很强烈,与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相伴生的就是“献身精神”。先秦文化的这种特征与秦至清“长城一统文化”是截然不同的,这就是我所说的祖辈文化。而秦至清的长城一统文化则相当于“父辈的文化”,近代反传统主义的矛头所向即是父辈文化的僵化。代表先秦文化精神的《周易》上的那些精粹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今天读起来仍然使人感奋不已,这是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宝贵财富。
   问:长期以来,“民族主义”似乎已成了贬义词。您说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和秦以后的“天下意识”以及现在人们常挂在口头上的“世界公民意识、球籍意识”有何区别和联系。
   答:“天下意识”是秦实行长城大一统的产物。做“天下之民”,在国家强盛时唯我独尊,不思进取;而在国家衰弱时,便流于“阿Q心理”,它的核心是荣辱不惊、反应迟钝,缺乏日新精神。而民族主义和做“国家之民”,则是锱铢必计,争强好胜。当前,我们要当好世界公民,保持球籍,要在国际交往和国家事务中有地位,必须先具备强烈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通过竞争和献身,使国家富强起来。不错,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有狂热和非理性的一面,但在一个国家和民族起飞时,这种狂热和非理性却常常是需要的。鸦片战争惊破了中国人作为“天下之民”的好梦,现在我们要补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课。举个很小的例子,如果每个人都有“国家—民族意识” 那么目前在和外商谈判时的许多有损国家利益的事就可以杜绝了。
   问:那么,回归先秦文化后,对秦以后的传统文化又要采取什么态度?
   答:现代化进程的第一阶段在反传统的70年中,对中国的文化传统进行了“截流”,它实际批判的是清末的那种社会风尚与制度。这样,就为新一轮的“回归”提供了必要的过滤机制。这过滤机制就体现为反父辈的文化;而回归祖辈的文化则是对这一反叛的升华。实际上,文化继承上这种“远交近攻”的曲线战略,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如欧洲人的文艺复兴运动即是。另方面,即便对秦以后的整个父辈文化,也不能采取绝对化态度。天皇是封建制度吧?但日本人却利用天皇使传统为现代服务; 家族忠诚是典型的封建意识吧?但日本人稍加转化,使家族忠诚变成企业忠诚,促进了经济的高度发展。可见传统和现代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关键是我们如何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去激活传统。中国这几十年“变风”大盛,在经历了那么多的演变之后,我倒醉心于传统哲学中的“化”。化也是一种变,但它是个时间概念,是不割断并大力弘扬和传统的内在联系。它既有所依托,又有所损益,所以能事半功倍、扬长避短,这样看来,从截流到回归,不仅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表现形式,也是中国文化本身的一次内部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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