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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统治的全球政府

   《平定主权国家》
   Pacification of nation-states
   
   谢选骏
   Xie,Xuanjun

   
   
   
   第十五章 间接统治
   Chapter Fifteen Indirect Rule
   
   
   四,间接统治的全球政府
   4. The global government under indirect rule
   
   当谢选骏二十岁出头的时候,曾经思考:要是能把各种制度的长处结合在一起,组成一种“理想的制度”该有多好!那时不知天高地厚,起草了一篇《多种制度混成论的思想提要》认为:“理想的制度应该(1)从氏族制度中提取家族自治的要素。(2)从奴隶制度中提取统治集团无产者化的要素;现代文明各国的奴隶制度,还保留在它们的监狱和军营里,但这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再增加一个层次:统治集团阶层,好像奥斯曼奴隶近卫军那样。(3)从封建制度中提取对土地和自然资源的爱,而不仅利用所有权和使用权来哄抬利润。(4)从自由企业制度中提取它所依赖的法治精神,因为自由企业活动必须受到法律的明确保护。(5)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概念中提取‘人人在被造的意义上平等’的神学思想。”
   
   那时要弄到一本书来阅读真是十分困难,有时甚至要冒着生命危险。这还算是幸运的,更糟糕的情况是,你根本不知道哪里有书,甚至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书。毛泽东为了报仇、报自己上不了大学的仇,而迁怒于所有的年轻人,剥夺一切人(除了他和自己亲信的孩子)受教育的权利,真是完全彻底。过了好些年,我终于读到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Politics)
   ,恍然大悟,原来我想到的东西两千多年前的他就想到了:好的政治应把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不同成分混在一起,这样就既稳定又有效率。而希腊城邦却分别奉行不同的制度,这些制度还处在循环中。例如,希腊历史上最早的是君主制,开始时还考虑整个城邦的利益,但权力的腐蚀作用逐渐使得君主堕落成暴君,只考虑其个人利益、家族利益。在这一情况下,贵族会起来反抗,迫使君主制转变为贵族制。贵族制重复君主制的道路,也从开始时的顾全大局堕落为只考虑自身的利益,贵族制于是堕落成寡头制。结果,城邦人民起来反抗,把统治权扩大到整个社会,民主制开始了。但是由于一般百姓不熟悉政治,民主制最后堕落为暴民统治,在多数的暴政和无政府状态之间徘徊。
   
   与亚里士多德互相呼应的是希腊史家波里比乌斯(Polybius,约前200─前118年)。他在公元前166年羁留罗马,做了小西庇阿(Scipio the Younger)的老师,他目睹当时短短五十三年里,罗马征服了迦太基、西班牙、希腊、小亚细亚、叙利亚、北非等地,变地中海为罗马的内湖(虽然比不上秦始皇十年之间并吞六国的速度,但在世界其它地区的历史上却是空前绝后的)。于是他深受感触,写作《罗马帝国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Roman Empire),试图探讨罗马人成功的秘密。在该书第六卷中,他指出其答案在于罗马法(constitution)或叫“罗马的政治制度”。而该制度的优点就在于把各种制度因素混合在一起。例如把罗马的制度与雅典、斯巴达、迦太基的制度比较一番不难发现,任何单一因素的政体,不论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都不稳定,因为君主不会一心为公,贵族也是如此,而民主则导致多数暴政或无政府状态;相比之下,只有罗马式样的混合政体最有效率。
   
   要是我能够早一点读到他们的著作,就可以省却许多苦思冥想的精力了。额外的收获则是,我亲身经历了典型的单一因素的政治制度:无产阶级专政。亲身的经历使我发现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还有自己的特点:“中国奴隶社会”与“中国封建社会”(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之辈杜撰的概念),为什么要比欧洲的经典奴隶制和经典封建制,较为稳定?我想可能是因为前者保留与容纳了氏族制度的许多要素。先秦中国所谓的“家”,其实就是氏族。家、家族、氏族、部落的要素,在新的郡县制的社会形态及其意识形态,被“五四”时代以来的人们叫做“家族主义”,并目之为中国传统社会的“百病之根”与“万恶之源”。殊不知,这种氏族制度的残余,这种传统社会中的家族主义,同时也是“长治久安”、“周而复始”(停滞的“周期性循环”和虚构的“超稳定结构”)的基础──它造就了中国式混合政体的牢固基础。而中国民族主义与无产阶级专政也同样具有中国氏族政治的特点,形成所谓“四大家族”、“八老治国”的奇观,这样,才能在“文革”与“六四”过后,“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甚至“凤凰涅槃、周而复始”,使局外人的头脑百思不得其解。
   
   现代技术的发展,使得掠夺性战争不再显得那么有利可图,战国时代的总体战因此变得无利可图;而李德哈特所说的“在现时代,原子武器既然不便于直接加以使用,那它就必然会促使侵略者去制订更加灵活的战略”,则直接通向综合性质的文化战,而不是总体性质的军事战。这一转折,意味着二十世纪的直接统治即专制独裁已经被迫进入黄昏,也预示着新的间接统治的曙光已经出现……在二十一世界,霸道重新让位给王道的初步表现是“全球民主化”,但民主化的继续发展则可能通过文化战,导致全球政府的创立。
   
   在古代世界,间接统治常常借助于宗教的或是政治的神秘感──制造神秘感,因此成为至高无上的统治术、间接战略的第一道防线。试看印度教的《摩奴法典》(约公元前600─前200年)如此神化国王与官吏的权力来源:
   
   “这整个世界,按照法规,须由吠陀规定的受了净法的刹帝利来保护。因为当没有国王时,人们由于恐惧便散居各处,主宰为了保护这整个世界,便创造了国王,而把因陀罗、风、雅马、太阳、火、梵愉那、月以及财富的主宰的永恒的一部分融合一起。因为国王是由这些主要的神的一部分造成的,所以他以其光辉凌驾于一切生物。他像太阳一样,眼睛与心燃烧着,地上的任何人都不能看他。按其威力,他像阿耆尼、伐育、太阳、索马、公平裁制之王雅马、库贝拉、梵愉那和伟大的因陀罗。国王即使还幼小,也不应被认为只是一个人而加以轻视,因为他是具有人的外形的伟大神。假如国王没有不断地惩罚那些应当受惩罚的人,那么较强的人就会把较弱的人,像鱼放在铁签子上一样地烧死,那样乌鸦就要啄食供神的馅饼,而狗就会舔舐供神的食物,任何人也不会有财产了,下层人就会占据上层人的位置。运用惩罚而犹豫不决,则一切种姓都要被破坏,一切法律都要被毁掉,全民的暴动也会爆发起来。凡在消灭罪犯的黑色、红眼的刑杖起作用的地方,假如首领很好的监视,则那里的臣民就不会骚动。”(VII.3─VII.25)
   
   从维持秩序的角度,我们并不规劝孱弱的末代暴君推行“间接统治”,因为这无异于剥夺其统治权。对这些末代君主,最好还是努力振作以挽回权力,一味退让只能自取灭亡。末代暴君的困境,往往是由于他们的祖先不肯预先克制自己的权力,以至于局势像是三峡工程的泄洪措施那样一发不可收拾。王道不是权宜之计,更非下策,唯有大智大能大意志的领袖得以行之,他决心取用王道,知道直接统治的弊害,过于有力的紧箍咒会束缚社会的发展……王者行王道,霸者行霸道;换言之,行霸道的是霸者,行王道的是王者。王者卓然兴起,自然不是作为一个口号、一种宣传、一件盎惑人心的“武器”;而是作为一个施政的原则、一个切实的纲领、一个宪政的制度而展开──“王道的洪猷”即间接统治的战略。这一战略是文化战的突飞猛进,而不为巩固王位的长治久安。唯其如此,反而可保王者无虞。因为果能如此,政局即使变动,却对王者无妨。如日本、泰国这些亚洲王国就是这样利用国王这一秘密武器的,而不仅仅只有欧洲人才会设计这样的减压阀。王者在人间,不应卷入集团是非,而保持超然的地位。强盛的君主应是能够实行间接统治的君主,他的崇高声望使他可以像现代的“立宪君主”那样做一个可怜的傀儡但始终也不倒台。
   
   强盛君主不是外强中干的摆设,超人的权势与超人的克己,双重力量推动他走上王道。如果这样,君主制度将是人类能够发明的最好的制度:而施行间接统治的王道,在各种政治形态中可能最有弹性。
   
   未来执行间接统治的全球政府,作为世界规模的权力中心,不可能事必躬亲,因此须行地方自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消除国际无政府状态,对全体人类提供保护。君主制度与地方自治并无冲突,相反可能是最好的搭档。这样的全球政府可保间接统治的健康状态,因为全球政府的维系,诉诸道德者远过于诉诸暴力,诉诸信仰者远过于诉诸监狱。
   
   未来的发展要求全球秩序具有“科学的世界秩序”、“礼制的天下统治”等性质,其表现形式是“全球政府”,其指导原则是“王道与间接统治”,其开启者是发动新文化战的国际融合集团的胜利者。如果以上几大要素不能实现,那么“全球秩序”就难长久,它带来的将不是福而是祸,不是天秩而是暴政,最后将引起世界史上的空前颠覆:“全球国家的内战”。一个显著的事实是,整个地球所包涵的丰富多变的地理环境、人种及文化状态,硬要奉行单一的直接统治,硬把一种霸道和直接的武力强加给这个复杂的世界,那么势将引起爆炸性的后果是可以预期的。为了避免这种结果,间接统治的几个要素实在不可缺少。历史将为上述的远见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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