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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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滕》所阐释的中庸之道

   《平定主权国家》
   Pacification of nation-states
   
   谢选骏
   Xie,Xuanjun

   
   
   第十六章 中庸之道
   Chapter Sixteen The Golden Mean
   
   三,《金滕》所阐释的中庸之道
   3. The golden mean as expounded by “The Golden Coffer”(Jinteng)
   
   中国的国粹向来分为经、史、子、集,而小说家言,一般归入集部。可是说来奇怪,中国最早的小说,却不载于《韩非子》的《说林》,而是堂而皇之陈列在尊贵的经部之首《尚书》中,它就是《金滕》。滕是封闭的意思,金滕即金印封闭的柜子,用以贮藏官方文件。
   
   《金滕》讲的是一则历史故事,极为曲折。它的第一段是全文的引子:相传在周朝灭殷的第二年,周武王就病倒了,这时武王弟周公就占有了太公与召公的卜筮职权,自行设立了三个祭坛,举行仪式,祷告太王、王季、文王的在天之灵,因武王负有天下之责,故请求以己身代替武王去死。联系后来的情节发展,这实际上是对王权的一种巧妙分享。祝祷完毕,司仪的太史就把有关记录锁入金滕。
   
   故事的正文是从四年之后的武王逝世展开的:领袖的宫车晏驾,并不能开创安稳的集体领导格局,以周公的哥哥管叔为首的群弟与周公之间展开了严酷的权力之争,舆论同情他们,指责周公大权独揽,意在篡夺武王之子成王的王位。周公巧妙地离开王城,自营东都,集聚实力,终于反戈一击,以武力消灭了反对派。他如此独断专行,其实却证明了反对派集团的指控原来不无道理。所以年幼无权的成王和在京辅助他的太公、召公继续猜忌、警惕周公的政治动向。
   
   接下来,小说描述了极为戏剧性的转折。这年秋收之前,突然刮起了暴风,庄稼倒卧,巨树连根拔起,深信天人灾异之说的王室赶紧卜筮,结果在金滕中发见了六年前周公祈祷代替武王去死的记录!这样,天灾帮助人们团结起来,对立的双方都找到了妥协的依据。成王仿佛真诚地手持这份珍贵的历史文献痛哭流涕,表示对猜忌周公的忏悔之情,并决策亲迎周公凯旋王城。
   
   随后,小说在奇迹降临中被推向高潮:暴风雨突然转向,把倒卧的庄稼尽行扶起。与此同时,一开始就遭周公排挤、被褫夺卜筮祭祀职权的太公、召公两人,也命人重立、加固大风所拔起的大树……结果,这一年的收成还特别地好。
   
   我们说《金滕》是小说,不在它这种“创造历史”的神话笔法,还在于它本身具备了小说艺术的一切要素:曲折的情节,精辟的对话,以及突出的性格描写。这首先表现在它对周公其人的塑造上。前人有以为《金滕》的作者是周公的御用文人,这实在小看了他的艺术才华。作者通过刻划一个机敏应变的权臣周公,何尝没有发挥自己的讽刺与幽默:当成王与太公、召公偶然而意外地发现了别人埋伏的金滕之书时,那些掌事者竟不敢向他们汇报此物的来历:只因为周公先有禁令,不准向所有人透露这一国家机密。这表面上是说周公严于律己,讳己之美,实际上展示了他权大于法、一手遮天,以致连周王的近臣都被迫屈服于他的权威。与此权臣形象相对照,成王的懦弱幼主形象,太公召公两人的有职无权、唯唯诺诺,也令人印象深刻。还有什么比这一系列的事件更能说明问题的呢?周公确实是一个独裁者,尽管是一个遵循了中庸之道的、因而是极为成功的独裁者。小说最后则暗示了历史的真实:所谓管蔡谋叛,可能不过是胜利者把失败者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从而谱成了成王败寇的凯歌。幸好,可以佐证的是,经专家考订,《金滕》并不作于西周的信仰主义时代,而是产于怀疑主义盛行的战国,实际上这是一篇托古讽刺的社会寓言。
   
   小说《金滕》不但在中国文体的发展上承先启后,如《尚书》里先它而出的诸篇,仅是政府文告和处世格言的汇编,号称“诰”,也有助于现代人深入理解中国文明的中庸之道。如:①历史的神话化;②《春秋》式的曲笔;③利用文学形式参与社会批判;④对大团圆的妥协十分向往。这些都与中庸之道有关,也与中国的文学概念有关;而且这些与其说是西周盛世的概念,不如说是春秋战国的智谋。
   
   同样,在更晚出的一部历史名著《史记》中,我们也能看到对中庸之道而非虎狼精神的赞扬。读《淮阴侯韩信列传》,可以知道韩信本为胆怯的人。韩信(?─前196年),秦末枭雄,初属项羽,继投刘邦,因萧何举荐登上历史舞台,累累战功,功高震主,却落得夷灭宗族的下场。他在关键时刻不敢拼命一搏,美其名曰为了伟大的志向勇于克己,其实他缺乏果断的判断力,缺乏意志去执行计划。他犹豫不决的性格诚然使他在作战时善用权谋、充满机智,但同样招致灭顶之灾,屈死于一个弃妇(刘邦之妻吕雉,“雉”,意为“野鸡”,前240─前188年)的奸谋之手,也许正是韩信的冤屈冲天,使得两百多年后的“农民起义军”赤眉用掘墓奸尸吕后的方式,无形中替韩信报了仇。
   
   韩信智谋有余,底气不足,这一方面与力拔山兮气盖世的的项羽适成反比,另方面又与出尔反尔的刘邦相形见绌,所以他无法接纳策士蒯通“三分天下”的建议,只能留给四百年后的曹操(155─220年)去逐鹿中原了。韩信的性格使他青年时代受到胯下之辱,我相信此亦怯懦的表现,而不信一个人用这种奇怪的方法来激励自己,何况他根本不必杀人,只要拖延磨蹭或是拳打脚踢就可突围过关,何必胯下一游!难道那屠夫会杀他吗?不见得,市井之辈只不过是在寻开心呢!韩信封王以后竟然还把这个无赖找来赏赐一番,难怪再后来就自取败亡了。惜哉!军事天才储存在韩信身上可说是惊人的浪费。
   
   刘邦(前256─前195年,字季,前202年称汉帝)成功是由于他的无赖,项羽(西楚霸王,前233─前202年)的失败是由于他的英雄气概:这难道不是历史的嘲弄?一般而言,在争天下的厮咬中,出身比较优裕的总比出身贫贱的,多少居于劣势,因为后者做事更加不择手段──贵族如果没有先天优势,在决斗中总不如庶民易于取胜,盖蔽于其人情知识不足也。看看年表,就知道项羽小刘邦二十三岁,死时才三十一岁,而刘邦竟然比嬴政还大三岁(按照一些不同的算法是同岁或略小),难怪常言说“生姜还是老的辣”,而下层社会出身的人更有条件成为狡诈的 “摘桃派”。贵族出身的项羽,决断力多于权谋,执而不通者不亡几希。项羽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贵族性格已经不能适应一个没有贵族的“全球时代”,也就是嬴政(前259─前210年,三十九岁灭六国,称秦始皇帝)“平定主权国家”的屠杀政策所造就的“三同社会”(书同文,车同轨,行通伦),项羽报复秦国的方式不是超越秦人的本土化政策,而是模仿他们的本土化政策,迷信“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谶纬,坑杀秦战俘、焚烧秦宫室。不像平民出身的无赖刘邦,能够随遇而安,反倒可以超越主权国家的恩怨,奠基新的国际融合的时代。
   
   贵族项羽虽然年轻,却不知时代已经变迁,中国已成事实上的一个世界国家,而不再是七个区域型主权国家。他尤未注意,反秦战争已经是“中国内战”(类似罗马内战)而不再是“六国复国”──所以类似的“斯巴达克外籍奴隶兵团”不得不失败于罗马人的镇压。内战不同于外战,向来讲究“七分政治、三分军事”,因此任何过度的屠杀都会后患无穷。赞成屠杀复仇的项羽是一个杰出的征服者,结果“骄兵必败”;他不是一个战略家,不懂得运用“哀兵必胜”,“哀兵”其实就是奉行了中庸战略的伪装,声称“不得已而用兵”,博取了举世同情,然后夺得统治地位。
   
   项羽像后唐庄宗(李存勖,885─926年,应州沙陀人,李克用长子)一样:英勇善战,从未打过败仗,而却以失败告终。这样的项羽,即使消灭了刘邦,最后还是可能失去控制权。刘邦假手吕雉收拾了韩信、彭越后,把彭越尸体做成肉汁分赠诸侯,明明是刺激诸侯起义,从而得到名正言顺的借口消灭他们,不料英布竟然那样愚蠢,独自冒然起兵反抗,正中刘邦吕雉的下怀。如此奸谋,后来延伸为刘吕两家腥风血雨的仇杀,仅仅吕氏一族,就被杀掉三千余口,就像利用林彪发动文革,过后又除掉林彪势力五万余人,最后剩下“关河空锁祖龙居”,死后亲族也被一举歼灭。历史的报应真是丝毫不爽。
   
   刘吕两家也好,韩信也好,完全缺乏《金滕》所记载的周公的政治技巧,所以只能通过刀兵和烹调人肉来解决问题。难怪毛泽东晚年特别担心这段历史重演,恼火而江青(蓝萍)不够争气。而刘邦显然更善于采用间接战略和中庸之道来解决问题,无怪他能取得最后胜利,而喜欢直接战略的吕雉虽然已经掌握了政权,但她一死遗族立即遭到清算,可见其政治技巧的拙劣。1980年代有人把江青比作吕雉,其实真正像吕雉的是毛泽东(人一死,遗族就遭到清算),而不是江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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