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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统治

   《平定主权国家》
   Pacification of nation-states
   
   谢选骏
   Xie,Xuanjun

   
   
   
   第十五章 间接统治
   Chapter Fifteen Indirect Rule
   
   
   一,王道与霸道的第二层涵义
   1. The second meaning of kingship and hegemony
   
   前面第二十九章提到过的英国军事历史学家李德哈特(Basil Henry Liddell─Hart,1895─1970年),曾多次改写《战略:间接路线》(Strategy: The Indirect Approach,简称《战略论》[strategy])一书,以表达“用间接路线接近战略目标”的观念,但由于其思想新颖而在英国遭到冷落排挤,反倒受到德国人的青睐。其实,“用间接路线接近战略目标”的概念,很接近中国古代的“终南捷径”思想。终南捷径典出《新唐书·卢藏用传》:司马承帧二十一岁出家当了道士,广游天下名山大川,后来隐居在天台山玉霄峰修道,人称“白云道士”,唐朝好几个皇帝请他出来做官,都被他谢绝。一次,司马承帧应睿宗皇帝的征召来到都城长安,许多人都来拜会他。三个月后,司马承帧要回去了,右丞相卢藏用也来送行。他手指终南山,对司马承帧说:“那里面有无穷的乐趣,你为什么要回天台山呢?”原来卢藏用曾在长安南面的终南山隐居,后来应诏出来做了官。 司马承帧于是对他说:“我看那里只是为官的捷径。”“终南捷径”指为了做官而加以隐居的捷径。我在这里把他视为李德哈特间接路线的范本。
   
   话说回来,1937年,李德哈特被任命为英国陆军大臣的私人顾问,对英军的改革和机械化提出不少建议,但遭到大家的反对,被高级将领压迫第二年还被迫辞去了这一职务。从此以后不得不专门撰写军事著作,阐述军事思想。而德国坦克军司令却把自己说成是李德哈特的“追随者和小学生”,结果1940年取得了针对英法的闪电战的压倒性胜利。
   
   《战略论》1954年出版的增订版,分四编二十二章,和前言、附录。中心思想在说明“间接路线战略”的必要性和正确性,强调“间接路线要比直接路线优越得多”。作者认为,氢弹的出现并不能保障各国全面持久安全愿望的实现,因此氢弹不是保障各国安全的法宝。他批评那种“总认为军事胜利即足以保障和平”的观点;并指出“政治家们把原子武器当作一种遏制侵略的因素,这种偏面的观点看来是一种完全不合现实的幻想”。这种错误,来源于他们的眼光始终没有超出自己面前的直接战略目标,即“赢得战争的胜利”。因此,李德哈特强调:“从大量的历史教训中,可以找到一条决定性的真理:纯粹的军事战略必须接受‘大战略’的指导,因为只有‘大战略’才会有更深远的预见和更广博的观点。”
   
   作者指出:“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战略时代”,这就使得“间接路线的方法,还可以有更加广泛的应用范围。”他说,认为原子武器把战略给勾销了,是一种混淆视听的怪论;事实上,“原子武器虽然可使破坏力达到足以‘自杀’的极端程度,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种推动作用,促使我们加速反省,回复到间接路线的使用上来。”他认为:“在现时代,原子武器既然不便于直接加以使用,那它就必然会促使侵略者去制订更加灵活的战略。”这是因为,战略在追求目标时,应该适应环境,并随时改变路线。他由此得出结论说:“战略的历史也就是间接路线的使用和演变的纪录。” 而间接路线的观念,也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交往、彼此影响和解决一切问题的重要方法。无论是在政治领域中,或在商业方面,还是在男女之间的关系上,采用间接路线的方法都是一个基本的原则。这就是说,在生活的所有一切领域之内,间接战略可算是一条定律,也是哲学上的一个真理。而在我们看来,李德哈特意义的间接战略,很有些接近中国文明中的“权谋”概念,而所谓“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就可以视为间接路线的一项生动运用。
   
   这种战略是使战斗行动减到最低限度,其主要原则是避免从下面强攻的作战方式。作者认为,在战略上,最漫长的迂回道路,常常又是达到目标的最短途径,因此,在战争和战役中,应避免同敌人作直接的硬拼,而要使用各种手段,力求出其不意地震撼敌人,使其受到奇袭,在物质上遭受损失,在精神上丧失平衡,然后再视情况实施进攻。据作者论证,历史上许多具有决定意义的战争和战役,差不多都是采取这种间接方法取胜的。他强调:“要想掌握运用间接路线的艺术,了解它的真正意义,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对整个战史进行不断的研究和分析。”《战略论》正是以史实为依据来作结论的,通过分析西方历史上几十次重大战争的经验和教训,界定了“大战略”和“军事战略”、“间接路线战略”的定义,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具体地阐述了“实施间接路线战略的原则与方法”。
   
   李德哈特的间接路线的战略思想和我们的论题有什么关系呢?除了上面提到的它有些接近中国文明中的“权谋”概念,而“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也可视为间接路线的一项运用外,我们还可以发现:间接路线的战略思想是古代中国“王道”思想的衍生,难怪《战略论》大引《孙子》的格言,明显是受到《孙子》中“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王道思想的启发。
   
   运用不战而屈人之兵,在政治上就形成王道,在战略上就形成间接路线。在更为细致的层面,我们可以把“王道”理解为“间接统治”,将“霸道”理解为“直接统治”。参考一下《荀子》的说法也许不是没有意义的:“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强国》)隆礼而尊贤,就是实行间接统治,重法而爱民就是进行直接统治。“隆礼尊贤而王”的“礼”,可以理解为习惯法、传统沿革之习,其中包括道德和普遍信仰。“重法爱民而霸”的“法”,指统治者的诰令律例,与西方人的“Law”不完全相同。礼法于此,合组为统治方式与战略构成。“贤”,是礼制的模范人物,间接统治所需要的“代理中介”。封建制下有“诸侯”,立宪制下有“贵族”(议员、勋爵各类形式的)。“民者”,奴隶、平民、纳税者,即直接统治所需立足的“人力资源”。(例如在商业法治社会,富人还可以聘请昂贵的专家透过多重方式合法逃税、聘请著名律师摆脱法律的指控和惩罚)由以上诸层次可以看见,“王者”必须依靠传统宗教、习惯法或社会公认道德等因素,并依靠“尊贤”(请注意“尊贤”与“爱民”的不同:前者为屈己,后者为纵己)而施行统治,这种战术只能行之于间接统治。“霸者”的“重法”不过是“言必信”,他的爱民有如农民爱护自己的牲口、议员爱护自己选民、解放军爱护自己的民众(俘虏)──是一种谋略,与“尊贤”不可同日而语。“尊”意味着权力的分享,“爱”仅仅意味临时的施舍。间接统治与直接统治的道路由此泾渭分明。
   
   最有意思的是,按照“重法爱民而霸”的标准来观察,现代法治国家大多属于霸权,行霸道;而非仁政,行王道。尤其法治国家的趋向正是沿着“隆礼尊贤而王”的相反方向走去,推行“政教分离”、“道德中立化”、“文化多元化”诸措施。在道理上,立宪的君主本来是在施行王道,立宪的中国文明概念就是“守礼”,即用礼制法制的间接统治,代替君主总统的直接统治。但现在的问题是,法治国家的法(相当于中国文明的礼),已经不再神圣,而成为市场叫卖和赌场讨价还价的筹码。从一个较长的历史周期看问题,很少有人可以摆脱权力的致命引诱,对社会实现“安全距离的遥控”,结果从明君到民众都身不由己卷入权力的漩涡,遭遇灭顶之灾,人类也因此成为顽劣而贪婪的生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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