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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的中庸与中国的中庸

   《平定主权国家》
   Pacification of nation-states
   
   谢选骏
   Xie,Xuanjun

   
   
   第十六章 中庸之道
   Chapter Sixteen The Golden Mean
   
   二,希腊的中庸与中国的中庸
   2. The golden mean of Greece and China
   
   中庸不是中国文明的特产,而是兼容于其他文明的普遍精神现象,因为间接统治不是中国的特产,而且各个文明的普遍现象。
   
   例如晚期的“希腊精神”也寻求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和谐,从而达到了中庸状态。其城邦文明在规模有限的空间,发展独立的政治生活、自足的经济生活和丰富的文化生活,在狭小的共同体内,每个成员都将其他成员置于视野之内,因而在城邦公民中产生了某种认同感与亲近感。对古希腊人来说,城邦意味着一种共同的生活,城邦制被视为唯一合理的国家组织形式。这些无不渗透着希腊人的中道思想,亦即平衡与和谐的发展观念。反之,他们所崇奉的中庸精神又反过来制约着希腊城邦文明与城邦公民生活的各个方面。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年)生于马其顿即将征服希腊的前夜,他的“黄金中道”(doctrine of the mean)认为“美德是一种中庸”,追求适中、合度的人生哲学,择善固执,不偏不倚。他认为,“任何领域的专家都避免过犹不及,而选择其中……一件好的艺术品,不能再有丝毫增减,表示了最佳境界会被过与不及所破坏,只能由执中去维持。”“任何人都可以发怒,或者把钱花掉,这很容易,但要做在适当的人身上,而且恰如其分,在适当的时间,怀着恰当的动机,以恰当的仪态,那就并非易事,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德行是一种涉及选择的惯性倾向,其特征是我们按照既定的原则而适度地有所节制。”然而所有这些精妙言论,显然又都是文明的晚期现象,是进取精神业已颓废的体现。
   
   下面我们可以考察:中庸到底是一种理性呢,还是一个战略,或是二者兼而有之?首先,“庸者用也”说明,中庸具备工具性能、具有战略价值,中庸的节制,也表现为行动者不能光看自己的当前利益,也要考虑他方的利益和感受,并在此基础上谋求有关各方的共同利益,即所谓双赢或三赢。孔子所说的中庸,是指过犹不及与恰到好处的状态,作为中庸核心意义,后代对此的演绎和发挥,都是基于其“恰到好处”的功能。孔子强调,德行的实践不可过份,否则会流于虚伪、哗众取宠,从而“乱德”,成为“德之贼”。他认为君子应具备中庸的美德,所以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在质与文之间,须取得适当平衡。类似的说法,在《论语》还有多次,例如“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尧曰》)“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论语·述而》)荀子首先将“中”与“和”联系起来,到汉初的《礼记·中庸》,“中”与“和”已经成为一体两面,故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之道包括中与和:中指恰如其分、不走极端;和则是从整体出发,谋求和谐。而贯穿二者的是节制。《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可见人的天性出于自然的无言诰命;而尽性去做即是人生的真道。在“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意义上,我们应当这样理解《中庸》:伟大天才的性格、性情和禀赋,就是天命,至少也是天命藉以展现的容器。这些容器的扩张就是“道”的绵延:不仅是人道,是天道,也是王道、“非常道”。把这道做成一件可人的艺术品,然后给予人民──这就是教育、教化和同化,即“仁”的至善。在我们看来,“性”,近乎现代人所说的“基因”;命,近乎现代人所说的“法则”……性命之学,千头万绪一言以蔽,就是“基因法则”。性命之学通向“天子”,因为天子是基因法则的典范,因此也是性命之学的交接点、标准,是新的文明、新的种族的再度出发。
   
   和希腊相似,中国文明对中庸的发现,也是失去了间接统治之后晚期文明现象,但作为早期文明高度成熟的体现,《中庸》“譬如四时之错行,日月之代明”的概念,也深得历史的精髓。错行、代明,貌似不同,实则为一。不错行、不代明,当然不可能;强行逆流,则失调来临,社会混乱、暴乱迭起。如公羊家者,认为“大同世”才值得向往,这是何等的谬误、何等的神经衰弱?“大同世”是说到底不就是英雄的坟墓?这是多数人都同意的。可是人们并不知道:大同世还是历史的冰河、文明的棺木。它事实上就是《韩非子·大体》所谓的“记年之牒空虚”的“至治之世”。历史的出发点和文化的摇篮,是人民畏惧、文人痛诋的“据乱世”。世人难道忘了:伟大的幻想、光荣的种子,悄然潜藏在苦痛而不安的乱世?诚然,种子需要在那较中庸的、间接统治的、不被褒贬所伤害的“小康之世”中孕育成熟,然后在“大同世”里熟透溃烂、零落成泥并被冰冻……愚味的人民和堕落的文化忘了:小康世的欣欣向荣、大同世的圆润饱满,只能孕育在血流飘杵、白骨盈城的杀机里。
   
   对中庸之道的秉持者来说,骚动的情绪使人不能幸福,骑劫的人民令人时刻提防;感情的跌宕妨碍人们走向明彻,直接的统治阻挡君王走向宽容。即使优雅的感情也有失落的一天,因为人生有无穷的欲念,“快乐终于化为悲哀。” 人们只知道历史与易,不认识上帝与太极;所以中庸在人生社会举足轻重。但太极并不是无极。如果“太极而无极”,人又何以窥其奥秘呢?无极不仅是政治的理想主义,且宣告了高深精微的认识哲学;在这种意义上,中庸与其说是哲学,不如说是战略。
   
   “上帝”的概念不同于“历史”:前者相当于“太极”;后者相当于“易”,易的概念近乎中庸。如此看来,马克思主义企图用“历史”来代替“上帝”,是极为严重的错误。活的历史就意味活的灾难,只有灾难才能强化人们的记性、赋予生活以意义。诚如韩非所说,幸福的时代没有历史,千年如一日。我们将此通俗化地表达为“历史愈少,生活愈好”。文化也是如此。人们的一大错觉是:文化是生活的辅助和调味。殊不知,文化的发展最后要由生活来支付帐单;高级文化向来是人类生活的克星,而不仅仅是其“一部分”。高级文化的诞生标志就是向生活宣战,故其象征只能是宗教皈依而不能是工艺美术。认为生活比文化更重要的,此人或是商人或是被文化压垮了,因而渴望用动物生活来恢复已被淘空的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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