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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政治原则已经出现

《平定主权国家》
   Pacification of nation-states
   
   谢选骏
   Xie,Xuanjun

   第十四章 王道与霸道
   Chapter Fourteen the Kingly Way vs. Hegemony
   
   五,新的政治原则已经出现
   5. The already emerging new political principles
   人间的一切斗争,其争夺的对象一言以蔽之曰:“权力”。而争夺权力的最终方式就是战争。夺权害命就是战争的实际目的。权力十分迷人,因为权力可以使得矮子变成巨人,所以卡尔马克思非常希望站在他人成果的肩上。虽然权力只是人生的一种手段,可是在争夺过程中,由于人们生理心理上“聚精会神”的特点,会逐渐把手段误认为目的:权力的各种分化形式如话语、艺术、学问、政治、经济、军事、信仰等等,都被不同的职业所把持,于是人生的真正目的似乎也就真的成为“争权夺利”,无论民主主义还是专制主义都热衷于使用权力杠杆来抬高自己的高度,试图站在巨人、国家甚至上帝的肩膀上发号施令。在猥琐的心灵中,权力感因此和幸福感相联,而无权感也就自然地与苦痛感成为孪生子了。
   “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败北不一定是最终的,至少从三十六年后的今天看来(这段文字写于1981年),它们的后继者不仅没有被斩尽杀绝,甚至进入战胜国的营垒内部,以极左的面目出现。这说明僭主制度、凯撒主义,可能确实构成了人性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极权社会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并非固定的制度,而是偶然的机缘与个人的野心。当然在相反方面,对自由民主人权的向往追求,也是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像越南胡志明那样的人,也说过“世界上没有比独立和自由更可宝贵的”甜言蜜语,他与真正的自由战士的区别在于,绝对不把从欧洲殖民主义者那样赢得的独立自由分享给自己的同胞,而是比欧洲殖民主义的西线阵营更加残暴地奴役人民,因为他接获的指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样是外来的,是欧洲殖民主义东线阵营的产物──尽管越南共产党和胡志明对越南进行的殖民统治是由“本国人”执行的。不过换一个角度应该说,比较其他傀儡政权的领袖,胡志明多少有些民族良心,所以他像希特勒一样不给自己留下后代。
   社会与文明,就是在这双重人性的角力下,曲折发展的。这一现实对悲观者和乐观者都是一个限制,同时说明自由民主人权的潮流不可能永远朝向同一个方向。事实上文明的发展在某些方面是会极度倒退的,例如常常剥夺了更多的个人自由;而现在,只是到了欧洲文明的力量开始萎缩的时刻,它才意识到“人权高于主权”的重要性,而五百年来的欧洲文明,一直在“国家利益”的幌子下,不择手段地掠夺、奴役、杀害其他社会的人民,其规模及烈度甚至高于蒙古人对文明世界的毁灭。所以人们理由说,欧洲殖民统治乃是“白祸”,尤其它的东线俄罗斯在对亚洲黄种人世界的侵略因中更是如此。
   欧洲殖民主义在十九世纪的剧烈膨胀之后,二十世纪开始崩溃。
   二战以后民族解放运动即所谓“第三世界”从欧洲殖民体系中的分离,产生的“子国”多数屈服于独裁制度,这些本地人的独裁比欧洲人的统治,具有更为广泛的本地基础,因而可以更加残暴而不必遭到谴责与抵抗。这段曲折的历史告诉我们,新的恺撒主义很可能以某种“超越欧洲传统的形式”崭露头角,而就其本地意义来说则是“非传统”的,如法西斯主义对意大利王国、纳粹主义对德意志帝国、列宁─斯大林主义对东正教、毛─胡主义对中国─越南传统、伊斯兰革命对伊斯兰教传统。苏联集团的故事可能只是这一演化的前奏曲,离开这一演化的完成形态还差得很远。苏联集团不论从文化、种族还是历史背景上,都是欧亚之间的混合型态,和美洲相似;在哥伦布西进(1492年)之前,美洲其实是东亚的延伸,正如在俄国的伊凡四世征服伏尔加盆地(1556年)之前,俄罗斯草原和西伯利亚都是黄种人纵横驰骋的地方。
   1980年代发生在伊朗的伊斯兰革命,是一个征兆,其发展特征表明,它比二十年前的中国毛主义文革(1960年代)具有更强的非西方形式,而毛主义则比它的祖师俄国布尔什维主义(1910年代)具有更强的非西方形式,而1940年代确立的斯大林主义则比德国纳粹主义(1930年代)、意大利法西斯主义(1920年代)具有更强的非西方形式。这种“异质递增”的现象十分值得注意。1990年代兴起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沙特阿拉伯基地组织,是否比伊朗伊斯兰革命具有更强的非西方、非传统特征?若然,那么伊斯兰教世界对欧洲文明的威胁,肯定也还是在递增之中,其恶兆性质不言而喻。
   对全球政府具有意义的,不是“前民主形式”的政治原则,如布尔什维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斯大林主义、毛主义(文革)、霍梅尼主义(伊朗)、塔利班主义……而是“后民主形式”的政治原则,如某种类似罗马帝国(以及秦汉帝国)那样的非传统力量。显然,“罗马的和平”(Pax Romana)不是简单的复古和反动,更不是“复辟势力的猖獗”,总之不是以分离主义为特征的“前民主形式的王政和僭主政治”;而是以整合与进步为特征的 “后民主形式的恺撒主义”。综此,实在可以说,不论激进或是渐进,暴烈或是温和,全球政府的走向不得不采取“后民主形式”,而二十一世纪就是它崭露头角的日子:它不得不从主权国家的方国利益及其代议体制中脱胎出来,获得更为广泛的全球代表性并发挥普世人类的功能价值。
   首要的问题的不仅在于欧洲的军事、政治、经济等压力手段已经衰退,也在于操纵这些手段的人已经空洞化了,只要对比一下凡尔赛和约缔约时“战胜国巨头”们的照片和现在的“G8”领袖们的照片,就会发现“精神力量”已经从后者脸上彻底消退了。欧洲国家的社会出生率下降,精神空洞、意志颓废、吸毒、性病等等流行。现在广义的欧洲虽然包括其殖民地美─俄两翼,但这种空洞化还是以欧洲为甚,美、俄反而由于其边区特性而比欧洲本部稍微缓和。这些颓废状态使得“后民主形式”逐渐在欧洲内部发酵甚至发生替代作用,从而不仅是在外部威胁欧洲文明,而且通过内部腐蚀和逆向殖民,俘虏欧洲。所谓逆向殖民就是殖民地向原宗主国的移民,如印度次大陆人移民到英国和英语国家、北非人移民到法国、土耳其人移民到德国(原先的盟国)、东欧人移民到西欧、墨西哥人移民到美国(墨西哥原先被美国夺取大片领土)……
   欧洲及其两翼的悄然沉没,对世界其它部分所形成的巨大漩涡,可能比它强盛时咄咄逼人的实力,具有更大的全球危险。前者造成的是精神黑洞和内伤,而后者带来的不过是物质贫困和外伤。例如对中国这个有四千年文字历史、七千年社会系统的文明来说,外伤如西方与日本入侵不足以致其死命,唯有内在的敌人能够发动文革、断绝文明的命脉……当此文明断绝的时代,继绝世的首要任务在于坚强而有创造能力的人成为领袖;通过有力的洗脑、天衣无缝的宣传,聚焦整体的关注。“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论语·尧问》)所谓“归心”,就是创造一种新的意识甚至潜意识来凝聚民心。所谓“举逸民”,是造就新的种族成员,甚至消除有害的遗传因子,亦即清理社会病态的生物基础。后民主时代亟需的是宣传而不是研究,是行动而不是学术,是政治正确而不是科学正确,是有利而不是真实。这些动向即使在当代民主社会中也已经露出强烈的头角,这一趋势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会减弱,反会强化,直到出现一个“新的神谱”、一个神话系统完全确认……
   中国文明的要义在于,视大政治为“社会的治理”,并以政治效用为社会的第一考虑,一切言行都必须遵循“秩序优先”的规矩,而秩序优先原则的集中体现就是王道。这样的王道决不等于“暴君行径”,举一个例子,“明太祖”朱元璋临死竟然遗嘱杀害四十六个女人来为自己殉葬,而在他之前一千八百年的孔子已经训斥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孟子·梁惠王上》:“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可见王道原则与暴君行为的差距如此之大。
   据史料记载,朱元璋死后,为他殉葬的有妃嫔四十六人,宫女十二人。1998年南京市文物研究所与中山陵园管理局文物处将对此进行了长达六年的考古。基本澄清以下事实:明孝陵的妃子、宫女墓大体葬于三处,一是南京植物园内;二是明孝陵陵宫墙外西南角;三是总体妃子墓区,位于明孝陵右侧,与东陵遥遥相望,形成左辅右弼的建筑格局。如此暴行,连清人编撰的《明史》都不敢记载。(《新华报业网》2003年6月12日《朱元璋妃嫔墓揭密露现惨景》)
   “把政治效用作为最高原则”中的所谓政治,不是狭隘的暴君政治,而是“社会的治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这种意义的社会治理,与文明的整合息息相关,《礼记》中的《礼运》与《乐记》,就是体现了这种完备而深刻的关怀。政治(社会之治理)不是文明的目标而是文明的结果,因此必要的革命作为一种休克和中断,可以帮助社会寻求更好的方向。这就是何以社会的破坏有时成为文明继续发展的黄金法则的奥秘所在。在这样的时刻,对社会及其秩序的扰乱、毁灭,正是更深刻、更壮美的治理!例如,我们有关中国文明整合全球的奇异灵感,正是在中国文明横遭腰斩的1975年,产生的。中国的灵魂在文革的黑暗时代奋起抵抗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无孔不入的压力。夜以继日的沉思使我们逐渐明白,政治制度并不是万能的,充其量不过是“表”而非“里”。而文明整合的最大难处就在于,怎样才能既保持秩序又不扼杀生机?如何把文明从王畿(中枢城市)推行于普天之下(各个方国)而不丧失其原有功能?我想,假若没有局外的强力震荡,假若公元2004年的支那(Chian,“秦”)与公元前221年的秦国一样是个统一帝国,那么缺乏生机的化石阶段很有可能长期维持下去,以致被不懂历史的“历史学者”谬称为“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 如何避免文明的化石命运(拜占庭帝国也像中国一样跌入了这一命运)?从而使未来的全球政府较为具有生机?
   人的文明时至今日,已与人的自身相始终了,无论文明遇到怎样的危机,人们已经无法脱离文明状态,重归野蛮。罗马帝国的自耕农曾经遭到大地产的排挤而导致破产,结果造成严重的社会危机。可是相似的发展在近代英国却成了工业化的先决条件,这岂不可怪?显然这是由于文明的发展到了机械工业的阶段。古代罗马的自耕农破产后流入城市成为专吃福利的受施者,支持专制制度;英国近代的自耕农破产后流入城市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大批兼价劳力,支持社会主义。据此,同样的事物在不同的时代可能导致不同的结果,而不同的事物有时又可导致相同的结果,这是绝对主义的大师们最感头痛又最能浪费其诡辩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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