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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克服国际无政府状态

   
   《平定主权国家》
   Pacification of nation-states
   
   谢选骏

   Xie,Xuanjun
   
   
   第十四章 王道与霸道
   Chapter Fourteen the Kingly Way vs. Hegemony
   
   四,怎样克服国际无政府状态
   4. How to overcome international anarchy
   
   不论具有怎样的政治观点,大家都承认世界经济所指示的前景是“人类需要进一步统合”,否则整个世界将陷入只有斗争没有合作的危机。
   
   九一一事件发生后,追捕人员发现,许多恐怖分子拥有先进的卫星电话,利用这些电话,他们可以先拨打某国境内的固定电话,再通过这些固定电话登录到国际互联网上。恐怖分子往往躲在一个国家,却通过另一个国家的固定电话上网,这将使安全部门难以对其进行追踪和定位。而基于人性的特点,任何合作或是任何有效的合作都必然带有一定的约束性,甚至某种“履行合约的强制性”,否则任何合作也不能达到成效。必要的强制与机械化程序,即通过习惯来达到有效的合作,这不是会议室、研究室、客厅沙龙里的坐而论道所能实现的;人的改变若不经历行为的修理,是完成不了的。“自由竞争”意味着承担巨大的风险,随着时、位、所的推移转换,一切都像股票的价值一样随风改变:由盛而衰,由优而劣,由春而秋,如此等等。如果人们拒绝变化,也还是会被时间的洪流给裹胁,或是推上纽约世界贸易大厦的高层忍受火烧和倒塌、迸裂,或是扔在中国的荒野和阴沟里面等待慢性的死亡。
   
   尼尔·福格森(Niall Ferguson)作为牛津大学政治与金融史方面的专家,在一次访谈中认为,“比起十九世纪,今天的全球化是伪全球化,因为我们缺乏与经济全球化对应的政治全球化。”比如说,今天全球的大部分资金都在发达国家之间流动,甚至主要就是在美国、欧洲和日本这三大经济体之间,只有很少一部分从发达国家流到了非洲、拉丁美洲、中国等地。这和一百年前截然不同。那时的投资者把钱稳定地投放到南非、阿根廷或投放到中国、印度尼西亚甚至肯尼亚。因为一百年的政治全球化状态使得资金可以进入非常遥远的、投资人一无所知的地方,因为那里些遥远的国度当时是在英国或者某个欧洲列强的统治下,这意味着投资得到了欧洲炮舰的保护,相当安全,例如当时,全世界的四分之一在英国统治之下。人们认为,英国的这一角色今天该由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来重新推进,以增强和提升全球福利、改进发展中国家的状况。例如非洲国家在消除贫穷的时候所遇到的最大障碍,并非帝国主义统治时期的余毒,而是它们独立以后所建立的糟糕的政府。以赞比亚为例,1960年从英帝国独立时,赞比亚的死亡率是英国本土的七倍,而现在已经变成了七十倍。很多非洲国家的贫穷,在摆脱殖民统治之后反倒加剧了。这是否可以证明,非洲人很难按照欧洲人的方式来组织国家生活?
   
   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大国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Fontana Press, Londres, 1989)一书具有一个明显的缺陷:他将工业力量(industrial power)和政治力量(political power)等同了起来。他的经济决定论认为,谁将成为政治大国,迟早是由经济条件来决定的。但像1945年以后的日本,经济发达,政治却极度无力,因为它没有军事力量。尼尔·福格森因此主张,是政治机构决定了谁将成为经济大国,文明的方向是政治决定经济,而非经济决定政治。
   
   有人问道:“人们仍旧相信经济繁荣会必然带来政治民主与开放社会,对此我们应该全部否认吗?”尼尔·福格森回答说:“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政治的缓慢变革,二者共存会遇到问题。我认为,没有人知道中国将来该怎样,没有人知道用什么方法才能有效地消除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减小地区间的差距。我想,中国可以从俄罗斯的经验中学到一些东西。十九世纪末,俄罗斯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从而迅速吸引了大量外国投资,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但是,转型时期的俄罗斯经受了痛苦的社会变革,公司和民众出现了严重的对立局面;此外,俄罗斯的政治结构没有丝毫改变。俄罗斯后来发生了什么我就不用再说了。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它能否像实现经济改革那样实现社会和政治改革,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大问题。许多美国政治理论家认为经济增长能够实现民主,我认为这是他们犯下的一大错误。恰恰相反,快速的经济增长有可能带来政治的不稳定,其结果也许是非常的不民主。这得看变革的速度有多快,如果有大量的流动人口存在,如果不平等正在加剧,那么社会紧张(social tension)就不一定会带来民主,倒可能带来相反的结果。因为经济开放和全球化中的失败者会说,不不不,我们不需要走这样的民主道路,我们愿意要一个拥有极度权威的政府。”
   
   尼尔·福格森认为,美国需要正式变成一个帝国,需要花很长时间在国外建立法制。法制必须是第一位的,民主可以再等等。如果不在科索沃、阿富汗实现法治,它们就不会有稳定的未来,国际社会的干涉就毫无成果。而大英帝国的国际秩序之所以坍塌,很大程度上和美国有关。二战结束时英国破产了,美国却没有向英国提供援助,因为美国想要非殖民化(decolonization)。英帝国的“提前崩溃”,仅仅是因为继续维持它,对美国已经无利可图。美国人看不到,民族主义政权不可能比英帝国更为有益。几十年过去,国际无政府状态(international anarchy)迫使一个新帝国形成,例如,美国攻打伊拉克结束或沙特阿拉伯爆发内乱,中东有可能被美国控制。同时,尽管在军事上美国还有改变历史的力量,但尼尔·福格森却认为,美国的这个力量是虚弱的。观察一下人口分布和经济增长的趋势,会发现全球正在转换重心。从经济增长上看,重心正转向中国;从人口分布上看,重心正转向伊斯兰世界──因此大的趋势指向,与美国主导全球事务的地位相反。
   
   对历史的观察表明,半开化的野蛮民族即所谓“熟番”的生育率,常常高于文明人即所谓费拉民族(可谓“烂人”,仿佛过于成熟的苹果),或曰文明化导致出生率下降。而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出生率,恰恰是在满洲统治时期达到的,那时汉人丧失了自主地位,沦为半开化民族。根据同样的道理,在一个社会内部,下层社会的出生率常常较高,而下层社会的人社会地位升高之后,其出生率也会下降。我们看到,穷国的中产阶级移居富国之后,其出生率往往升高,表面上看,为了享受富国的社会福利,其深层原因可能是社会地位的下降反倒致使出生率的上升。就统治民族而言,初获统治权可以刺激生育率上升(如“老干部进城换老婆”),但权力的扩张会使得享乐意识逐渐弥漫开来,从而导致生育率下跌,整个阶层逐步走向疲软和颓废(毛派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最终导致统治权丧失(毛派所谓“出修正主义”)。
   
   为了避免这样的堕落,我们倡导在国际关系中讲信修睦,不是霸者的权术,而是王者的本意:讲信修睦是自我保护,是避免沦为“逆向殖民”的堤防。王者不能为取得统治权而丧失自己的高贵性,他之取得统治权、他之所以能保持统治权,是为了捍卫自己的高贵性,用自己的辛劳和创造性赢得“天命召唤”。《书经·仲虺之诰》云:“辅贤佑德、显忠遂良、兼弱攻味,取乱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王者扶持优秀的外国统治者,因为这样能使那个国家的秩序稳固、人民幸福;王者对腐朽的外国统治者则取而代之,以此实现“合理扩张”。
   
   走向统一的全球秩序,可有两条道路:
   
   1,多种族、多民族、多社会集团中的精萃人物,经由全球统一标准的社会择优制,拣选出来,达成协议,组成政府。
   
   2,一个国际融合集团,掌握新兴技术,起来平定各个主权国家,其精萃人物集聚在非传统领袖的周围,为统一的和平的秩序而发动新文化模式的战斗。
   
   无论全球政府的创立采取何种方式,在标准统一的全球秩序面前,小范围的民族主义甚至大范围的帝国主义都显得过时了。礼制的天下统治所需要的仁与义即同化与向化,不再区分种族、民族、阶级、集团,统一择优。在多国环境下,对主权国家行之有效的“代议制普选”,到统一的全球政府那里必定面临重新的调整。
   
   历史表明,大规模的商业化时代,社会风俗趋于卑劣,如希腊罗马时代及现代市场经济国家,都证明了这一点,中国的王朝末年也是如此。只有文化阶层主导的社会择优制,才能避免这种颓废,避免中国王朝末年的那种纲纪废弛、社会择优制被贪污贿赂取而代之,结果政出多门、天下大乱。
   
   展望未来,被帝国主义(强国强族)支配、被民族主义(弱国弱族)席卷的各个主权国家,完全不适于新的全球秩序,唯有销毁它们像“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样,才能获得全球规模的世界和平。在此之前,前欧洲殖民地纷纷独立,并不说明自由和民主已经成为永久的主宰,而只说明欧洲的衰落业已使它脱离了中心地位。自由与民主在此是作为权力的一种重新分配方式存在的,进一步说,是一种全球范围的政治动员,以推动世界走向更为强大的政治能力、更大范围的权力集中。观察者切不可被这一阶段的“分权”“多元化”的表面所迷惑,而忘了世界正在走向统一的严峻事实:世界既需要秩序也需要和平,而只有建立一个像美国联邦政府那样的全球政府,才能同时保证这两点。现有的各国政府必须解散自己的军队,放弃大规模杀伤的罪恶企图,而仅仅保留警察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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