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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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中国论》全书十二篇1980——2010年
·第一篇“第三中国”与“第三期中国文明”
·第二篇“第三期中国文明”与埃及的“新王国时期”
·第三篇 对“第三中国”两点思考
·第四篇中国的崛起有待“第三中国”的崛起
·第五篇共和与独裁
·第六篇“第三中国”与民族国家
·第七篇“第三中国”的组建运动
·第八篇“第三中国”与青年中国
·第九篇“第三中国”非社会主义
·第十篇“第三中国”与复古主义
·第十一篇“第三中国”的内外之别
·第十二篇“第三中国”的世界命运
·后记/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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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与霸道的第一层涵义

   《平定主权国家》
   Pacification of nation-states
   
   谢选骏
   Xie,Xuanjun

   
   
   第十三章 文化战的战略
   Chapter Thirteen Strategy of Cultural War
   
   
   
   
   第十四章 王道与霸道
   Chapter Fourteen the Kingly Way vs. Hegemony
   
   二,王道与霸道的第一层涵义
   2. The first meaning of kinship and hegemony
   
   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论语·子罕》)“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论语·先进》)这其实也已蕴涵了祥瑞谴告的原始意识。儒门之中,祥瑞先见、灾异谴告的灾异之说在孔子那里,还只是情感而并非观念理论,到董仲舒则在“天─地─人”大一统的宇宙意识中获得了论证。其要义在于“天人感应”:“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类之相应而起也。……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物故以类相召也。……《尚书》传言:‘周将兴之时,有大赤鸟衔谷之种,而集王屋之上者。武王喜,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见此以劝之也。’恐恃之。”(《春秋繁露·同类相动》)善趋善、恶趋恶,明王将兴,必有祥瑞预兆;政权将亡,先有妖孽出现。如,大赤鸟衔谷种集于武王屋顶之上预示周代的兴旺强盛。“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书》曰:白鱼入于王舟,有火覆于王屋,流为乌。此盖受命之符也。周公曰:覆哉覆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皆积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残贼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戾而妖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汉书·董仲舒传》)
   
   祥瑞和灾异首先出现在事前,带有预言性质;其次托于特定的标志物,如天瑞、妖孽,所谓“天无以言,而意以物”;最后的因素则是“受命之符”并非人为招致。天命的象征在于合时,天子的象征出人意表,天命只有圣人知道,而天子尽管屡遭险阻困厄却最终走向胜利,连厄运也成为他的舟楫,神奇循环,万世常在。
   
   如《汉书·董仲舒传》记载,董仲舒在奏折中这样写道:“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至周之末世,大为无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故立十四岁而国破亡矣。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今汉继秦之后,虽欲善治之,无可奈何。夫仁、义、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那么,谁是王者?谁的德能延及群生?在我们看来,就是那位能够“复修教化而崇起之”的执政。而仅能“扫除其(乱世)迹而悉去之”的人,还不配天子之德,任何得逞的“造反有理派”(如毛派及其孕育的“简体字工作者”)也能在短期内做到这一点。然而鼎革天命者与造反有理派的不同在于:鼎革天命者不仅破坏且多建设,不仅“扫除其迹而悉去之”,还要“复修教化而崇起之”!
   
   革命者创造新生活是出自活力的本能和社会的需要,因此必有针对性,而非盲目的发泄如文革。窃国者主张盲目的行动以便报复过去的失意,以便乱中取胜,他甚至将盲目的破坏列为创造(“不断革命论”),他的“事出有因”,不过是为了乱中取胜的权力欲望。但王者知道,天国是永恒的渴望,超越政治的层面;而每个时代的政治天命都各不相同,每种天命都有其出现─统治─腐朽─完结的周期,诚如春─夏─秋─冬。这并不能否认每一季节的现实性与合理性,并不等于不要行动;相反,对于每个懂得现世的生命与文明的意义的人,正因为他知道每一个季节迟早都会消逝,所以需要格外珍惜之。春花、秋月、夏云、冬雪,各得其宜。
   
   由此可知王道与霸道的第一层涵义:鼎革天命者行王道,造反有理者行霸道。而造反有理者所制造的“绝对皇权”,则是文明的“福尔马林”(防腐剂),是批量生产社会主义僵尸的始作俑者。社会主义之于王道主义,正如帝国主义之于天下主义一样,完全是个过时过季的政治体系。我们所说的王道,不是社会主义那种日耳曼的部落主义和欧洲城邦的酋长权力的延伸物,而是秉承天下意识的道路而兴起的超级权能,是把全球秩序的德音普施给焦渴衰疲世界的能力,他建立适用的战略、奉天承运的道德、中庸调和的行为规范。
   
   霸道的致命要害不在于它的手段残暴、目的邪恶,王道的精义也不是其手段的仁慈、态度的博爱。王道的仁政,不仅是孟轲所渲染的美丽宣传,王道的仁政最终是政略─大战略,比霸道更加适用天下的需要。用现代语言说,“霸道”的战略就是企图通过重新分配现有的世界财富来改变现存的秩序结构,其性质缺乏创造性,其实质是保守的和退避的、消极的,说得俗气一点就是“自私自利”的。相反,“王道”的战略原则却是创造性的,它创造财富而不是毁灭财富;王道不仅导致“双赢”,而且促进“全球的均衡发展”。王道的事业因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兵不血刃的征服”,是用创造行为,发展现存的秩序结构,从而分泌出新文明的布局。
   
   任何创造从其本质来说,都意味着对现存的既定的秩序的破坏,但“王道”要把这一破坏降到最低,以医治这个千疮百孔的世界,消除刻入骨髓的病态。在施展创造能力的意义上,它勇于打破现行格局,不惧“破坏”之讥。法国革命二百年以来(1789─1989年),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高潮”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结束”。其间各种社会处方横陈,但不论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还是极权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都是霸道当头。即使像美国南北战争这样“以解放黑奴为战胜南部邦联的战略”,也还是重蹈“以众暴寡,以强凌弱”的覆辙,至于二十世纪的各种社会主义革命(包括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就更不用一一细说其血腥历史了。质言之,二百年来风行于世界各个角落的一切“主义”,都是不同颜色的霸道旗帜。即使代议制民主,也还是坚持“以众暴寡,以强凌弱”的原则,虽然是明码交易,但它们所执行的也不过是“两害相权从其轻”的社会处方,而远远说不上是最好的甚至是次好的。难道我们就此满足止步,听任它们继续“以众暴寡,以强凌弱”,以平庸和堕落来断绝文明的生机?
   
   尤其从全球观点来看,代议制民主对待外国和少数民族,向来是格外刻薄的,惯用重新分配世界资源的海盗式掠夺:只有说起来才十分动听,且有完整圆滑的理论体系作为粉饰;实行起来就十分不公。而社会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比起代议制国家毫不逊色,在国内公然号召掠夺有产阶级,煽动乱中夺权。平民主义要求掠夺贵族阶级,殖民主义要求掠夺有色人种,种族主义要求掠夺其它种族,哪怕同属高加索人种的德国人和犹太人也是视同水火,哪怕同属闪族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也是势不两立。共产主义则要求剥夺个人,民主主义要求提高才智之士的录取分数线……而中国的高干子弟和美国的黑人弟兄在报考大学时,一样受到政权当局的特殊照顾。
   
   在与如此霸道行径的竞争中,王道也许要依靠某些努力来调整位置、增强实力、扩大基础,这对于从霸道世界中崛起的精神曙光来说,原本不足为怪。但王道的力量不是为掠夺和重新分配世界资源而采取行动的。囊括四海、并吞八荒,把世界置于管理和整合之中,不是出自理想,而是出自“晚间休息”的实际需要!如此实际的王道,并不要求“彻底消灭霸道精神及其行径”,因为他知道霸道乃是人性的组成部分,像人的生理欲望一样芟除不掉。王道只是要求,控制霸道精神及其行径在合理限度内,免得它过度四下蔓延如瘟疫。在这种条件下,在这种限度中,霸道的适度表现可以得到宽容。明王懂得,若无霸道的邪恶,也就显不出天命所向了,霸道若不对芸芸众生肆行涂炭,人民不会自动麇集到阳光下谋求活路的。
   
   二百年来的全球历史无非是一部霸道的历史,是主权国家横征暴敛的疯狂记录。而欧洲殖民掠夺全球以来的五百年,在未来的人们看来,到底是打开了一扇眺望全球文明的窗户。全球文明将被证明,那是相对于“地外文明”而言的。全球文明承先启后:承区域文明和主权国家于先,启“星系文明”和“银河文明”于后。这里的视野所展现的,是王道的宏图,不以无限掠夺为战略,而以有限开发为战略;它提供的“解决办法”不是战国贪婪的“只争朝夕”,而是创造潜能的终极关怀,是“保合太和”,一种合拍宇宙节律的陶醉。地球居民“各安其序”,澄清“霸道时代”的混乱和败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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