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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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略的集成(《书经》)

   《平定主权国家》
   Pacification of nation-states
   
   谢选骏
   Xie,Xuanjun

   
   
   第十三章 文化战的战略
   Chapter Thirteen Strategy of Cultural War
   
   
   
   六,中国政略的集成(《书经》)
   6. The ultimate collection of Chinese political strategy
   
   古代中国文明具有超越神权政治的现世政治意识,并且早在三千年前就开始进入历史记载,《尚书》就是这一智慧的结晶。《尚书》意为“上古之书”,列为经典后又称为《书经》,其中《周书》的《多方》篇说:“惟殷先人有典有册。”殷人既有典册,自然不能没有作册之官,那也就是“史官”。正是在史官的手里,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史官文明,而《书经》就是史官文明的遗绪、现世政治哲学的宝典。
   
   书经时代,已有王霸与礼制精神的显现,这是中国文明的灵魂,它启迪有命,万邦以负。《殷书·太甲下》:“君罔以辩言乱政。”辩言乱政,就是丧失了自我调节能力的标志,也是保守精神开始形成优势的征候。再看《咸有一德》:“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始终惟一,时乃日新。”这并非僵化与保守,而是中庸之道。政,不是设施而是精神,日新,不仅是精神也是设施。政治哲学的精神是“天不变道亦不变”,而政治设施的功能则是“时乃日新”。所以《盘铭》说政治的精髓在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仲虺之诰》则说:“佐贤辅德,显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乱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充满了顺水推舟的政治智慧。对天命的载体来说,以天下为己任、奠定世界秩序、又不以残暴手段扼杀社会生机,这是难能可贵的。人性中固有弱点,自私、浅虑、不仁、惰性、嫉妒、残忍,阻碍了精神的纯净。既要统一,又不使用暴力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的君格如何避免人性的双重弱点?《仲虺之诰》启发说:人们知道奠定秩序须用武力,但很少理解“武”的含义是止戈而不是黩兵,所以关键不在是否使用武力(这是无须置疑的),而是怎样使用武力。尽管古人说“天下者,逆取而顺守者也”,然而顺守之时也还是需要武力以为后盾,何况新秩序奠定之初,正当逆取之时?谁人愿重蹈号称迂腐的徐偃王的覆辙呢?然而对于徐偃王的否定不应导致另一极端,即趋向秦国式的残暴、原始、富于毁灭性。以天下为念者,独立于人群,超越于人欲,不受偏见的影响而有不正当的爱好,他为历史的需要而行动。一切种族、民族、地域、集团,在他面前一视同仁,仅仅根据才德的不同而启用。他也不为自己的私情而战,不用暴力去压服对手,更不谋求征服的虚荣。
   
   对尚未腐朽的敌手,采取怀柔与固存的方略,不吝授予“生存的权利”。亟谋征服的对象,应严格限定在那些“趋于败亡的势力”,这样得以用“拯救其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为征服的借口,从而部署文化战的最佳战略。“佑贤辅德”,意为不加任何额外的区别;“显忠遂良”,意为没有任何人为的限制──再次强调:对一切种族、民族、地域、集团、阶级、阶层,在秩序面前一视同仁,这样才能获得广泛的统治基础,才符合人类的共同利益及王道的普世设想。同样,“兼弱攻昧、取乱侮亡”的攻略,也是不分种族、民族、地域、集团、阶级、阶层,这样,不仅“邦乃其昌”,而且整个天下都得到和谐的统一秩序,又不失其生机。
   
   “德日新,万邦惟怀,志自满,九族乃离。”所谓德,不仅指一种特性,且指能引导人群、感召人群的特殊品质。由于情况在不断迁化,所以创造者的特性,亦须日新,才能保持万邦的向心与依赖。如果他自我满足、固步自封、不求力量增长,以适应瞬息万变的形势,九族乃离的命运是屡见不鲜的。
   
   秦王专政迷信暴力造成的悲剧,路人皆知。这种悲惨的下场在相当的程度上可以归之于对军事力量的过度依赖。暴君往往是怯懦的,他的强制措施不但给整个世界带来灾难,也毁灭了自己的幸运。相反,中庸的王道则是用有利的方法来奠定礼制的天下统治,以发扬《仲虺之诰》所阐释的天子之德。如为强求一统而毁灭优秀的国家,像罗马之毁灭迦太基与科林斯那样,则是自私的霸道,而非天子的明德,秦之灭亡齐国亦属此类。原始的野蛮尚可原谅,文明的野蛮则为害深重。
   
   天意眷顾的民族,在绝境中获取精神,奋不顾身的锐意掠取,作为百年辛劳的酬答!有了这一精神,就有了“技术”、“资金”、“能源”、“人才”、“骨干”、一切细微末节的方法、手段、道路以及有效的理论、强劲的世界观……恕我直言,甚至包括许多残酷、惨切和不近人情的事物。一切贫困与破产,无不渊源于精神的贫困和破产。千百万专家学者理论权威对此有着连篇累牍的研究,但可惜他们误解了关键的地方,失之浮浅,缺乏独创性,人云亦云和五分钟热度──在在都使自己失去了这一精神。要在破产的废墟中重建文明,要在贫血和浮肿的病痛中拯救社会,就必须重新鼓起这一精神。
   
   “技术”只是实现“愿望”、遂行“愿望”的手段。要是没有“愿望”,怎么会有“技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例如现代中国的病症不在于没有“技术”,而在于缺乏“愿望”:有愿望,但是并不强烈,只有声明,没有行动。要是缺乏行动,人怎能掳获生活?古老的动物以中古的精神在追求现代化,能得到四个圆满?而新精神的产生,却都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重大的危机成为创造之源。创立全球政府、促进世界一体、推动民族同化、让中国文明模型的世界意识倾向重新抬头……以及新的全球民族像“汉人”或“罗马人”那样诞生并成长为不可救药的费拉民族(在生番[原始民族]、熟番[文化民族]之后的[烂人]:仿佛过于成熟的苹果),可能不利于艺术的发展,但却是道德一体化的复归。政治之作为艺术与道德的交汇点,诚然立足于二者调和的基础上,但政治的表现形式在特定的时空只能有一个(艺术或道德)占据上风,或是艺术,或是道德。对现代世界而言,随着技术的爆炸,道德对艺术的规范作用正在与日俱增。民族的自新运动说到底是新道德规范、新行为方式的系统诞生。在全球文明一体化的意义上,一个道德的营垒毕竟比一个无道的商场更为安全。何况从文明史的角度看,军事事务与文化事务也并非格格不入,它们有时相克但有时相生,许多文化上的创造活动甚至迫于军事需要而兴起。在锻造全球一体的营垒中,道德、品格、效率、秩序、文明,是配套的……当精神价值的崇拜,部分代替了肉欲的满足,方能彻底缓解现代世界争夺生存资源的紧张状态。营垒本身并非停留的目的,而是类似《圣经》“过红海”、“在旷野”、“入迦南”等运动的工具。正如在人类的世俗历史上,出非洲(类似埃及)、在欧亚(类似旷野)、入美洲及澳洲(类似迦南)。它的目的在于创立全球政府、实现礼制的天下统治、科学的世界秩序。营垒是压舱石,“以不变应万变”,把飘摇动荡的现代世界带入全球一体化的安全地带。
   
   营垒的战略在于轻装:数量要减少、质量要提高,这是赠给自新者的金玉良言,是不同领域中的共同座右铭。这圣功不是欧洲人所谓的“综合”,因为它的前提并非“分析”。分析的时代,不过是“共工与颛顼争为帝”的欧洲殖民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毒虫四起的乱世,才崇尚分析的利器;但分析不是智慧的途径,正如综合不是获救的道路。惟有贯彻到底自我舍弃的圣功,方能激发历史的觉醒;整合破碎的海岸线,弥合直线划分的国家版图,那是由欧洲海盗的随机扩张、生硬撕裂而成的。要从欧洲殖民主义的迷梦中醒来,就要和我们今日所习见的一切告别,如此巨大的文化沧桑以致根本无人相信它会来临,无人相信现代世界的文明框架终将和古代的嗜血偶像一样垮台。但这终究会发生:马基雅维里的政治学作为主权国家的理论基础就要被堆进尘封的博物馆,除少数专家外再也无人问津……因为分析哲学的黄金时代和唯物主义狂暴痉挛终于过去了。就像随着战国的终结,韩非的思想终于被人忘却并被学者们逐渐误解以至面目全非。现代人都责怪西楚霸王坑埋秦俘、火烧阿房、发掘秦陵过分残酷,更有劳动人民雇佣的秀才们才会愚蠢地指此为西楚灭亡的远因。其实,这些惊天动地的暴行完全是嬴政平定六国的翻版,对摧毁秦人的精神其实必不可少,也是对秦国两百年不断扩张的答复和了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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