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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战的战略观念

   《平定主权国家》
   Pacification of nation-states
   
   谢选骏
   Xie,Xuanjun

   
   
   
   四,新文化战的战略观念
   4. The concept of strategy in new cultural war
   
   以天下为念的,就是天命的载体、文明的主宰。这至尊的概念,象征着秩序的精魂、天下的瑰宝、流动的定理;天命载体,协调天下,日新月异,不断延伸。有一天,“天下”的范围会逾越地球,而包括若干“星际”,正如以前的“天下”并未囊括全球;但上述定理却始终贯穿,改变的只是“天下”的规模罢了。
   
   奉天承运的文化战所使用的武器,不是杀人肉体,而是夺人灵魂。为此目的,选用先声夺人的利器以为辅助,化以往的文化精魂为自己的文明补剂。
   
   这需要两套方略:
   
   首先,听任腐朽、纵欲、解体了大众文化继续荼毒异己的世界,使之日益沉沦、疲软、丧失抵抗的能力。
   
   其次,使自己新兴、严酷、富于创造能力的贵人文化,大胆开进这垂死的世界,就像蒙古汗王拔都率领的野蛮骑兵,开进了繁华的阿拉伯帝国首都巴格达。
   
   从历史上看,这“其次”的方略是被人不断果断地实行着;并一再造成了惊人的历史价值。而“首先”的方略虽然同样经常出现──却从未升华为一种有意识的方略,从未被人有计划、有系统地实行过,它只不过作为自然资源存在着,只是等“首先”已经“瓜熟”,才有战士起来,用“其次”使之“蒂落”。开发这一自然资源、结束这一自然状态的时刻,就要在全球范围内来到。新文化战的发动者,以内外之别的武器铲除异己世界中的腐败势力,锻造文化接管的先遣军。只有当他从内部充实了全球政府,文明的进一步扩张才成为可能。他不致力于外在扩张,而要追寻内在的充实;短期的外部扩张是为支持长期的内在充实,但外部扩张不可能取代内在充实。例如,新三十年战争(1914─1945年)之后,随着欧洲的内部朽败而来的,是欧洲殖民扩张势力的全面衰落,这种衰落也体现为欧洲世界甚至包括东正教地区人口出生率的普遍下降。甚至在美洲,白人的比例也在持续下降之中。而非欧世界却由于某种神秘的“解放作用”而释放出巨量的人口……这好像是“历史讨还债务的时刻”已经来临?某种“世界不同种族之间的正确人口比例”,似乎正在“世界性人口爆炸的危机”下,逐渐显现,并开始校正历史。东方人种的元气得到恢复,美洲的人种关系重新调整,结果在貌似令人不安的前景中,人们看到了白种人对“有色人种”的优势,已经开始失落。据统计,欧美白人在世界人口中的比例,以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最高,然后就逐渐衰退。(正如俗话所说的,“升官容易,做学问难”,因为受到提拔的机遇可以使庸人一夕成名,却无法使人的学问有丝毫长进。内在萎缩更是外在扩张改变不了的颓势,而且最终导致外部萎缩。)果然,半个世纪以后,非殖民主义运动就出现了。可以预测,白种人在全球人口中的人口比例,还将进一步下降,从而恢复“历史上的常态”。欧洲文明作为一种技术魔法,一旦被其他民族运用,同样能产生不可思议的奇迹和精力,这即使需要几百年时间以及诸如“消化过程”等附加条件,但这些条件现在已经充分具备了……
   
   正确的人种比例也许正在形成新的全球民族?全球民族像是一股天籁即将蜿蜒而出,离开地下洞穴,驰往新的天体,响起出征的衷心赞美。这确实超出今天的想象,但记住,世界上所有东西都会彻底改变,即使在未来的人们看来是稀松平常的事,今天出现也常常令人震惊,例如,我们自己的衰老和亲朋好友的死亡。即便始终如一的“我”,也每天都在新的形成中!而正是那些愿意改变现状的人们,其先天因素与后天遭遇所合成的命运,迫使他们干下那些匪夷所思的怪事,不仅是自我满足,而且满足了世界,从而摇撼了历史、推进了文明。
   
   没有生存欲的人,就不再有权力欲了;生存欲强烈的人才会有“坚强的意志”,不仅是意志坚强,而是“具有侵略性”。这样的人为了达到想象中的目标,可以抑制甚至减低生存的欲望。但他不会为了意志的满足而抛弃生命本身。“有献身精神的人肯定有权力意志,尽管常常表露得十分隐晦:即使是科学上的献身,其追求成功的愿望也要比别人更强烈才行。所谓好胜心,正是一种精神上的优越感,也正是献身精神的真实基础。”而所谓优胜者,无非就是那位有幸最后退出角逐的人,这意味着他必须比别人承受更大的压力与牺牲。
   
   一个民族得以成为整体的秘诀就在于“心甘情愿的等级制度”。房子之所以能建造完成,就在于有上下左右:必须有甘居底层的,高层才能挺拔稳固。如果一个社会的成员都像现在的支那人这样,你追我赶同样的欲望,竭力蜂拥到同一跑道,这个社会要不混乱瓦解才是奇怪的。
   
   中国文明整合全球的功能不是基于复古,而是需要开创一个新的制度。这个全球制度不得不容纳作为区域居民的支那人的国民性,而不是像日本留学生周树人(鲁迅)所宣扬的那样“改造国民性”。改造国民性是典型的“削足适履”,说得严重一点,在客观上适应了日本侵略中国的战略需要,后来在日本侵华战争的血腥和毛泽东“改造中国”的喧嚣里,得到贯彻。当时的中国,国难当头,不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改造自己的国民性,而日本的入侵迫在眉睫,“改造国民性”的喧嚣足以搅乱中国。毛泽东后来大力宣传鲁迅精神,可能是因为他像鲁迅代表了日本一样代表了苏联征服中国的企图,而心有戚戚焉。须知一个民族得以发展壮大的秘诀就在于他能够不断调整自己的战略,而不在于他能够不断改造国民性。事实表明,调整战略比改造国民性容易得多也有效得多。
   
   现代世界病的透视及诊治表明,人本主义和个性解放的最高表现形式,就是主权国家的横征暴敛和现代恐怖主义的自杀袭击,然后,国际无政府状态加剧了这些要素之间的复杂化学反应;这当然需要全球政府出面解决。但下一个问题是,在如此有害的气氛毒化下,全球化会否形成畸形的奴隶文化?世界一体化会否造成科学的专制制度?
   
   正如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1802─1885年)所说,“我们从来只见事物的一面,另面沉浸在可怕而神秘的黑夜里。人类受到的是果,而不知因是何物,所见的一切是短促、徒劳与疾逝。”我们看见文明的扩张常常导致瘟疫的爆发;文化建设常常造成老弱病残。疾病成为牢固的社会特征而不可磨灭,不再仅仅是“一个副作用”:“文明”既是病的肇因又是其结果,新的哲学及其弘扬者,不得不与浪漫幽情和自吹自擂一刀两断,尽管他们也曾出入此中。他们理解,意识形态的纯化是可能的,但社会的纯洁却不可能。一切纯洁化运动、原教旨主义,根本只是表面文章,它能掩盖实际却难改变实际,它能影响生活却难扭转生活、阻断生活、推翻生活。思想充其量只是制造了一种气氛,有助于麻痹、冻结那些根深蒂固的本能,却无法瓦解更无法消灭它们。
   
   “纯洁化运动真的纯洁吗?” 这也许并非多余的提问。纯洁化的动机动力难道不是人性的幽暗?它的表现表演难道不是一种伪善?假使一种纯洁化运动、原教旨主义“彻底胜利”了,那么,它将置“人性”于何地呢?它岂不成为打家劫舍的幌子?和纯洁化的伪善相比,“人性”有什么“不好”?人生而有罪,但这“罪”和伪善相比,不也是一种真实的价值吗?如果真的“把革命进行到底”了,那样的“纯洁化”岂不与“福尔马林化的僵尸”完全同义?那就是“文革”企图达到的目的:只许毛统帅一个人有欲望,别人全都必须彻底阉割掉。结果革命半途而废,成为一人打劫万家的幌子。从另一面看来,若是失去了人性之罪,文化岂不就此绝种?那样的纯洁化运动还有用武之地?因为正是在“罪恶─纯洁”这终极无上的循环中,此起彼伏、兴衰跌宕的运化,使得一切相反的真理和冲突的价值,无一例外地充分显示出来。
   
   无助于征服世界的神秘情绪,一扫而空;无助于世界征服者的虚无主义,驱入地下:直到世界历史的转机重新来到的时候,那时再迎接它们归来。在这“冰川世纪”中,让独立的神秘和圆满的虚无,丧失立足之地,尽管它们一度创造了征服世界的人并满足了世界征服者的向往。毕竟,唯有世界征服者的需求能给全体人类带来安宁、和平和福祗的镇痛剂,唯有极端的痛苦可以抑制一般的痛苦,并把极端的痛苦总结为哲学化的“政治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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